中國傳(chuan) 統史學演進的過程中，按照史書(shu) 的體(ti) 裁和內(nei) 容，可將史書(shu) 分為(wei) 通史和斷代史兩(liang) 類。兩(liang) 漢時期是中國傳(chuan) 統曆史編纂學的確立時期，以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shu) 》、荀悅《漢紀》為(wei) 代表的紀傳(chuan) 體(ti) 通史、紀傳(chuan) 體(ti) 斷代史和編年體(ti) 斷代史著作都出現在這一時期。由於(yu) 班、荀斷代史彰顯了“尊漢”宗旨，更適合中國古代王朝更替，因此並駕齊驅，“角力爭(zheng) 先”，代不乏作，通史著述則顯寥寥。直至南朝梁武帝時，命吳均纂輯《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出現了明確以“通史”署名的著作。自此，通史之作“源流漸別”。唐德宗年間，杜佑纂成《通典》，敘述上起黃帝下至唐天寶末年的製度沿革變遷，開製度通史的先例。

　　編年體(ti) 通史之例，則創始於(yu) 北宋司馬光。他主編的《資治通鑒》上起周威烈王，下迄五代，是中國古代曆史上第一部編年體(ti) 通史。南宋紹興(xing) 年間，鄭樵撰成《通誌》，這是繼《史記》後流傳(chuan) 下來的一部紀傳(chuan) 體(ti) 通史。唐宋時期的通史撰述在曆史編纂學上取得很大成就，章學誠《文史通義(yi) ·釋通》稱：“史部之通，於(yu) 斯為(wei) 極盛也。”元馬端臨(lin) 仿照杜佑、鄭樵之作，又撰成另一部典製體(ti) 通史——《文獻通考》，與(yu) 《通典》《通誌》並稱“三通”。明清時期，“續三通”(《續通典》《續通誌》《續文獻通考》)又接續編纂，中國史學形成了通史撰述的優(you) 良傳(chuan) 統。劉家和先生有《論通史》一文，其中所論，中國的“通史”撰述源自先秦反實質傾(qing) 向、具有“變通”思想的通史意識。而西方史學中，實則不以“通”名史，其普世史傳(chuan) 統是一種實質主義(yi) 。因此，中國通史撰述中貫通古今的學術思想孕育出的通史精神，為(wei) 中國所獨有，別具民族特色。

　　通古今之變

　　司馬遷《史記》以紀傳(chuan) 體(ti) 方式通記遠古至西漢的曆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著述宗旨，創立了通史的典範。這裏的“通古今之變”蘊涵著三層意涵。

　　一是在時曆古今的體(ti) 例層麵，貫通古今。《史記》的敘述從(cong) 傳(chuan) 說中的黃帝，一直到司馬遷所處的漢武帝時代“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內(nei) 輯億(yi) 萬(wan) 之眾(zhong) ”，對華夏民族3000多年的曆史進行了整體(ti) 考察。

　　二是“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xing) 壞之理”，通過編纂史料、考證史事，以及前後相聯係的曆史事件，總結曆史上的治亂(luan) 興(xing) 衰之變，探討曆史發展變化的原因。如《史記·太史公自序》論述周朝興(xing) 起至秦亡的曆史：“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跡，諸侯作難，風起雲(yun) 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論述了因政失其道帶來湯武革、《春秋》創編、陳涉起義(yi) 、嬴秦滅亡等曆史形勢變遷。

　　三是“原始察終，見盛觀衰”，以“承弊通變”。亦即追溯帝王興(xing) 起事跡的本源，考察它的終結，總結曆史的經驗，以改革時弊。本著這樣的撰述意識，司馬遷在繁榮的漢武帝時代，看到“物盛而衰，固其變也”的現實，寫(xie) 出了富豪兼並，宗室公卿奢侈無度帶來的社會(hui) 危機。這一精神具有很強的當下意識和借鑒意識，也就是司馬遷在《報任安書(shu) 》中所說的“述往事，思來者”“居今之世，誌古之道，所以自鏡也”。

　　司馬遷“通古今之變”的撰史旨趣，在思想層麵上基本確立了中國史學的通史傳(chuan) 統，為(wei) 曆代史學家所繼承和發展。杜佑《通典》將這一思想發展為(wei) “酌古通今”，即“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弊而思變，乃澤流無竭”。司馬光修《資治通鑒》，意在“監前世之興(xing) 衰，考當今之得失”，也是這一精神的延續。“通古今之變”可稱是中國通史精神的實質，施丁先生因此明確指出：“不通古今之變，則無以言通史!”

　　會(hui) 通之義(yi) 大矣哉

　　南宋史學家鄭樵主張“會(hui) 通”，他在《通誌總序》中寫(xie) 道：“百川異趨，必會(hui) 於(yu) 海，然後九州無浸淫之患。萬(wan) 國殊途，必通諸下，然後八荒無壅塞之憂。會(hui) 通之義(yi) 大矣哉!”鄭樵提出，“深於(yu) 博雅，而盡見天下之書(shu) ”“同天下之文”，這樣才“能極古今之變”，強調了匯總天下文獻，會(hui) 集曆史資料並作長時段的貫通之意。

　　“會(hui) 通之義(yi) ”也體(ti) 現為(wei) 曆史發展的連續性及其貫通性的動態變化。鄭樵認為(wei) 孔子“殷因於(yu)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yu)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所說的就是曆史發展的“相因”之意。他批評班固斷代為(wei) 史“無複相因之義(yi) ”，失去了史書(shu) 編纂的“會(hui) 通之道”。他指出“史家據一代之史，不能通前代之史，本一書(shu) 而修，不能會(hui) 天下之書(shu) 而修，故後代與(yu) 前代之事不相因依”，因而損益失當，造成一帝數紀，一人數傳(chuan) ，世世作《天文誌》，世世序《五行傳(chuan) 》的煩瑣文字。截斷曆史，還會(hui) 造成“前王不列於(yu) 後王，後事不接於(yu) 前事”“郡縣各為(wei) 區域”“禮樂(le) 自為(wei) 更張”，無法弄清曆代典章製度的因革和政治主張的變遷。這一思想也被此後的另一位撰寫(xie) 典章製度通史的學者馬端臨(lin) 所繼承，他在《文獻通考》中主張“會(hui) 通因仍之道”。

　　通史家風

　　章學誠《文史通義(yi) 》中的《釋通》《申鄭》及《答客問》上、中等篇，對“通史”之“通”作了較為(wei) 明確和深入的闡述，涉及“通”的含義(yi) ，編纂通史的利弊，通史編纂的標準等內(nei) 容。他在《申鄭》中，盛讚鄭樵《通誌》：“匡正史遷，益以博雅，貶損班固，譏其因襲，而獨取三千年來遺文故冊(ce) ，運以別識心裁，蓋承通史家風，而自為(wei) 經緯，成一家言者也。”提出了“通史家風”的概念，其意蘊內(nei) 涵包括通的宗旨、通的要求、通的標準三個(ge) 方麵。

　　一、通的宗旨。章學誠認為(wei) ，通史的“通”不能僅(jin) 僅(jin) 體(ti) 現在標題上，漢代《白虎通義(yi) 》、應劭《風俗通義(yi) 》的“通”與(yu) 杜佑《通典》的“通”有截然不可混淆的地方，不能隻看名稱，而是必須思考“通”的宗旨。章學誠認為(wei) “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意即溝通天下原本不相通的事物。這種溝通可以通過義(yi) 例來實現：“夫通史人文，上下千年，然而義(yi) 例所通，則隔代不嫌合撰。”

　　二、通的要求。章學誠《文史通義(yi) 》的《橫通》篇中有一段對“通”的描述：“通之為(wei) 名，蓋取譬於(yu) 道路，四衝(chong) 八達，無不可至，謂之通也。亦取其心之所識雖有高下、偏全、大小、廣狹之不同，而皆可以達於(yu) 大道，故曰通也。”將能“通於(yu) 大道”作為(wei) “通”的最高要求。而能達到這一目標的史書(shu) 必然是“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的著述。

　　三、通的標準。即別識心裁，成一家言。章學誠推崇《春秋》家學，強調通史是專(zhuan) 門之業(ye) ，通史作者必須要有創造精神。他認為(wei) 譙周《古史考》、蘇轍《古史》、馬驌《繹史》等采集摘抄經傳(chuan) 之作，雖然記載從(cong) 古代今，但隻能稱為(wei) 史書(shu) 匯總，不能稱為(wei) 通史。他稱《史記》為(wei) “史遷絕學”，認為(wei) 其“創例發凡，卓見絕識”，為(wei) 《春秋》後第一人。他讚揚鄭樵的《通誌》，也是因其別具創建，“卓識明理，獨見別裁，古人不能任其先聲，後代不能出其規範”。

　　繼承通史撰述傳(chuan) 統

　　近代以來，隨著進化史觀和唯物史觀的傳(chuan) 入，通史撰述的宗旨、內(nei) 容、方法，乃至形式都出現了新的變化，而與(yu) 此同時，通史撰述的優(you) 良傳(chuan) 統在新的條件下被繼承和延續。

　　20世紀，宣揚進化史觀的梁啟超、夏曾佑、章太炎、李泰棻、劉師培、呂思勉、繆鳳林、鄧之誠、張蔭麟、錢穆，以及主張唯物史觀的呂振羽、範文瀾、翦伯讚、鄧初民、尚鉞、郭沫若、吳澤，等等，都對中國通史撰述作出了各自的探索和貢獻。

　　在新史觀的指導下，通史精神由求道轉向對事物內(nei) 在關(guan) 係、法則和規律的揭示，撰述形式由傳(chuan) 統的編年、紀傳(chuan) 、典製、綱目、紀事本末等史體(ti) 轉向以章節體(ti) 為(wei) 基礎的多種體(ti) 例交互並用，撰述的內(nei) 容也在天人古今的基礎上前所未有地突出了對世界、對民族、對中外關(guan) 係的認識。

　　唯物史觀指導下的中國通史編纂則自成一家，馬克思主義(yi) 史學對通史精神進行了辨正揚棄，撰述的方法更是在通變、會(hui) 通的基礎上得到了極大豐(feng) 富。範文瀾《中國通史簡編》指出通史所要完成的任務：“第一要直通，第二要旁通，最後要會(hui) 通。”白壽彝編撰《中國通史》，他在“導論”中主張“在內(nei) 容上，要求在‘通’字上下功夫，重視各種社會(hui) 現象的內(nei) 在聯係，重視貫通古今的發展規律”。他創製的“新綜合體(ti) ”吸收了紀傳(chuan) 體(ti) 、典製體(ti) 等傳(chuan) 統史書(shu) 體(ti) 的優(you) 長，多層次、多角度地反映曆史發展的進程，既反映了曆史的規律性，又反映了曆史的豐(feng) 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