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不能忘記為(wei) 什麽(me) 出發。”深入學習(xi) 領會(hui) 這一重要論述精神，回顧總結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的發展曆程和特點，搞清楚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是怎麽(me) 來的，對於(yu) 堅定“四個(ge) 自信”，更好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具有重要意義(yi) 。

　　在黨(dang) 和人民長期實踐探索中形成

　　政權問題是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也是實現中華民族複興(xing) 的根本問題。建立和堅持、發展完善黨(dang) 領導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新型人民政權，是我們(men) 黨(dang) 立黨(dang) 初心使命的題中應有之義(yi) 和重大曆史性課題。經過28年浴血奮戰，我們(men) 黨(dang) 領導人民取得了民主革命的最終勝利，建立了新中國。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hui) 議第一屆全體(ti) 會(hui) 議通過的《共同綱領》，確定了新中國人民民主專(zhuan) 政的國體(ti) 、人民代表大會(hui) 製的政體(ti) 、單一製的國家結構形式和黨(dang) 領導的多黨(dang) 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民族區域自治製度等政治製度，成為(wei) 中華民族實現站起來的重要標誌和製度支撐。在國民經濟恢複的基礎上，我們(men) 黨(dang) 創造性地開展生產(chan) 資料私有製的社會(hui) 主義(yi) 改造，完成社會(hui) 主義(yi) 革命，消滅了剝削製度和剝削階級，確立社會(hui) 主義(yi) 基本製度，為(wei) 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製度基礎。

　　黨(dang) 的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以後，我們(men) 黨(dang) 團結帶領人民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偉(wei) 大革命，成功開創、堅持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體(ti) 現在製度上，就是確立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鞏固發展我國的國體(ti) 、政體(ti) 和基本政治製度、基本經濟製度以及各方麵重要製度，健全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法律體(ti) 係，為(wei) 中華民族實現富起來提供根本製度保障。

　　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以習(xi) 近平同誌為(wei) 核心的黨(dang) 中央把製度建設擺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在推進全麵深化改革的曆史進程中，推動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走向更加成熟定型。黨(dang) 的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命題，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推進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確定為(wei) 全麵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黨(dang) 的十九屆四中全會(hui) 更加清晰地勾勒出新時代全麵深化改革的路線圖，全麵回答了我國國家製度和國家治理應該“堅持和鞏固什麽(me) ，完善和發展什麽(me) ”這個(ge) 重大問題，必將為(wei) 中華民族實現強起來產(chan) 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在中國社會(hui) 土壤中生長起來

　　在幾千年曆史發展中，中華民族創造了光輝燦爛的中華文明，形成了關(guan) 於(yu) 國家製度和國家治理的豐(feng) 富思想，為(wei) 人類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鴉片戰爭(zheng) 後，已經腐朽不堪的封建專(zhuan) 製製度，難以應對日益深重的政治危機和民族危機。建立什麽(me) 樣的國家製度，成為(wei) 近代以來中國人民麵臨(lin) 的一個(ge) 曆史性課題。在一個(ge) 相當長時期內(nei) ，學習(xi) 西方的國家製度和治理體(ti) 係，走資本主義(yi) 發展道路，成為(wei) 中國先進分子追求的目標，君主立憲製、議會(hui) 製、多黨(dang) 製、總統製等製度模式先後在中國上演，但都以失敗而告終。曆史充分證明，在國家製度和治理體(ti) 係上照搬照抄他國的製度模式，是行不通、也不會(hui) 成功的。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一個(ge) 國家選擇什麽(me) 樣的治理體(ti) 係，是由這個(ge) 國家的曆史傳(chuan) 承、文化傳(chuan) 統、經濟社會(hui) 發展水平決(jue) 定的，是由這個(ge) 國家的人民決(jue) 定的。”新中國成立後，我們(men) 黨(dang) 創造性運用馬克思主義(yi) 國家學說，堅持把科學社會(hui) 主義(yi) 基本原則同我國具體(ti) 實際、曆史文化傳(chuan) 統、時代要求緊密結合起來，逐步確立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並在創造世所罕見的“兩(liang) 大奇跡”中，展示了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的強大生命力和巨大優(you) 越性。

　　以我國國家結構形式和民族區域自治製度的確立為(wei) 例。在籌備成立新中國、起草《共同綱領》過程中，是搞聯邦，還是搞統一共和國、少數民族區域自治，是我們(men) 黨(dang) 慎重思考和謀劃的一個(ge) 重大問題。為(wei) 此，時任中央統戰部部長的李維漢認真研究了中國與(yu) 蘇聯的不同國情，依據馬克思主義(yi) 國家學說，提出了符合我國實際的意見建議。第一，蘇聯少數民族人口約占全國總人口的47%，我國少數民族隻占全國總人口的6%，並且呈現大分散、小聚居的狀態，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幾個(ge) 少數民族之間互相雜居或交錯聚居。第二，馬克思列寧主義(yi) 的民族理論，根本上主張在統一的(單一製的)國家內(nei) 實行地方自治和民族區域自治，隻在例外的情況下允許聯邦製。第三，俄國經過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許多非俄羅斯民族實際上已經分離為(wei) 不同國家，因此不得不采取聯邦製把按照蘇維埃形式組成的各個(ge) 國家聯合起來，作為(wei) 走向完全統一的過渡形式。我國的情況則不同，國內(nei) 各民族在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下，由平等聯合進行革命，到平等聯合建立統一的人民共和國，並沒有經過民族分離，始終都是一個(ge) 統一的國家。因此，中國不宜實行聯邦製。經過充分論證，我們(men) 黨(dang) 確定新中國在統一的(單一製的)國家內(nei) 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製度，而不實行聯邦製。由此，民族區域自治製度寫(xie) 入《共同綱領》，成為(wei) 具有中國特色的一項基本政治製度。

　　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深深植根於(yu) 中國大地、內(nei) 生性演變的發展曆程充分證明，它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yi) 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延續中國傳(chuan) 統國家製度的“母版”，不是其他國家社會(hui) 主義(yi) 實踐的“再版”，更不是西方國家製度的“翻版”，而是符合中國國情、體(ti) 現國家性質、保證人民當家作主、鞏固和發展人民民主專(zhuan) 政、深得人民擁護的“新版”，是黨(dang) 和人民自己的偉(wei) 大創造。

　　在漸進改革中不斷完善發展

　　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之所以能夠做到自我完善發展，其客觀依據和內(nei) 在動力在於(yu) ：社會(hui) 主義(yi) 社會(hui) 的生產(chan) 關(guan) 係、上層建築總體(ti) 上是與(yu) 生產(chan) 力的發展、與(yu) 經濟基礎相適應的，但又是很不完善的，這些不完善的方麵與(yu) 生產(chan) 力的發展、與(yu) 經濟基礎又是不協調、相矛盾的;這種不完善、不協調、相矛盾的狀況，是非對抗性的，是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自身可以解決(jue) 的。黨(dang) 的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以來進行的改革開放，就是從(cong) 根本上革除束縛我國生產(chan) 力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ti) 製機製弊端，促進生產(chan) 關(guan) 係與(yu) 生產(chan) 力、上層建築與(yu) 經濟基礎相協調，推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不斷完善和發展。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我們(men) 的改革開放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是在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上不斷前進的改革，而不是對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改弦易張。對此，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也強調：“過去行之有效的東(dong) 西，我們(men) 必須堅持，特別是根本製度，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社會(hui) 主義(yi) 公有製，那是不能動搖的。”在改革開放整個(ge) 過程中，我們(men) 黨(dang) 把堅定製度自信和改革創新相結合，通過漸進式改革，先易後難，以點帶麵，不斷推進，著力抓好重大製度創新，著力破除各方麵體(ti) 製機製弊端，補齊製度短板，在國家製度建設和治理能力上邁出重大步伐。

　　眾(zhong) 所周知，把社會(hui) 主義(yi) 基本製度同發展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建立和發展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是我們(men) 黨(dang) 和人民的一大創舉(ju) 。這一創舉(ju) ，正是通過漸進改革來實現並不斷完善發展的。改革開放後，我們(men) 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大力發展個(ge) 體(ti) 企業(ye) 、鄉(xiang) 鎮企業(ye) 、集體(ti) 企業(ye) 、民營企業(ye) 、外資企業(ye) 、合資企業(ye) ，逐步突破計劃經濟體(ti) 製的固有模式。1992年年初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強調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不是社會(hui) 主義(yi) 與(yu) 資本主義(yi) 的本質區別，從(cong) 根本上解除了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看作屬於(yu) 社會(hui) 主義(yi) 基本製度範疇的思想束縛。黨(dang) 的十四大把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確立為(wei) 經濟體(ti) 製改革的目標。此後，圍繞這一目標，全麵推進經濟體(ti) 製改革，並以此牽引和帶動其他領域體(ti) 製機製的改革發展。到2000年我國成功實現由計劃經濟體(ti) 製向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的轉變，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基本框架初步建立。在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不斷完善發展的基礎上，黨(dang) 的十九屆四中全會(hui) 把它納入社會(hui) 主義(yi) 基本經濟製度範疇，以國家基本製度形式充分肯定了它的地位和作用。

　　在漸進改革中完善發展的鮮明特點，使我國國家製度和治理體(ti) 係建設既沒有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沒有出現方向性、顛覆性錯誤，更沒有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而是在保持穩定性和延續性的同時，不斷增強發展性和創新性，推動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日趨成熟定型，製度優(you) 勢和治理效能不斷彰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