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係統化的扶貧工作已經走過四十多年，貧困發生率從(cong) 1978年的97.5%降至2018年的1.7%。2020年是脫貧攻堅決(jue) 戰決(jue) 勝年，即使新冠肺炎疫情給我國和全球經濟發展帶來巨大影響，但黨(dang) 和政府仍堅守承諾，出台數項政策，通過掛牌督戰、增加專(zhuan) 項扶貧資金規模等方式確保貧困人口如期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不僅(jin) 如此，消除極端貧困也是聯合國千年發展計劃的目標之一，黨(dang) 和政府提出的全麵脫貧承諾體(ti) 現了大國擔當。按照世界銀行的有關(guan) 標準，中國為(wei) 全球減貧事業(ye) 作出的貢獻超過了70%(以百分比來衡量)，是世界上已經完成聯合國千年發展計劃中反貧困目標的國家之一。

　　我國脫貧攻堅取得決(jue) 定性成就

　　改革開放後，我國的扶貧工作經曆了開發式扶貧、綜合式扶貧、精準扶貧三個(ge) 階段，扶貧政策不斷完善，扶貧體(ti) 係趨於(yu) 全麵，扶貧理念不斷升級。1978年，我國在農(nong) 村推行家庭聯產(chan) 承包責任製，大量農(nong) 民依靠政策紅利及經濟發展的溢出效應實現脫貧致富。此後，隨著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我國反貧困工作不斷升級，開始了有重點的扶貧，即扶貧工作瞄準點從(cong) 縣縮小到村，最後縮小到人。

　　第一，區域性整體(ti) 貧困基本得到解決(jue) ，進入脫貧攻堅決(jue) 戰決(jue) 勝年。縱向對比，貧困人口大規模減少，貧困發生率大幅度降低。以現在的貧困標準衡量，改革開放初期的貧困人口數量為(wei) 7.7億(yi) ，貧困發生率接近100%。而根據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2019年末全國農(nong) 村貧困人口已降至551萬(wan) 人，貧困發生率離“0”僅(jin) 有一步之遙。不僅(jin) 如此，我國也從(cong) 初期的整體(ti) 性貧困轉向特點區域貧困，東(dong) 部地區已經率先實現基本脫貧。

　　第二，貧困群眾(zhong) 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貧困地區生產(chan) 生活條件大大改善，自主脫貧能力得到提升。縱向看，從(cong) 1997年到2019年，貧困人口人均收入增長近十倍。橫向看，貧困地區農(nong)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費支出與(yu) 全國農(nong) 村平均水平的差距逐漸縮小。不僅(jin) 如此，農(nong) 村基礎設施也有了顯著改善。截至2018年，在“村村通”基本實現的情況下，電力也基本實現全覆蓋，絕大部分貧困地區的自然村都能使用電話，有線電視、寬帶的配備率也超過80%。貧困地區在基礎設施方麵進一步追趕非貧困地區，差距不斷縮小。

　　第三，貧困地區的公共服務水平不斷提升，貧困人口的福利水平得到極大改善。提升貧困人口的人力資本水平，是增強自主脫貧能力、阻斷貧困代際傳(chuan) 遞的重要手段。為(wei) 進一步提升貧困地區的教育水平，我國實施義(yi) 務教育“全麵改薄”工程，不斷增加貧困地區教育資金投入。同時，為(wei) 了緩解因病致貧問題，我國開始推行新型農(nong) 村合作醫療政策，設立醫療救濟基金，對醫療保障死角或力度不夠的地方進行補充保障，擴大社會(hui) 保障的範圍和程度。

　　第四，對貧困的理解逐漸深化，扶貧理念不斷升級，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應運而生。首先，反貧困工作的關(guan) 注點從(cong) 單維拓展到多維。在扶貧工作開始初期，生存性貧困是需要解決(jue) 的重點，收入是貧困治理的唯一目標。隨著扶貧工作的深入開展，收入不再是貧困人口的唯一追求。貧困人口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得到黨(dang) 和政府的重視，教育、醫療、就業(ye) 成為(wei) 扶貧重點。其次，扶貧方式從(cong) “大水漫灌”轉變為(wei) “精準滴灌”。扶貧的焦點從(cong) 貧困縣一步步縮小到貧困村再到貧困人口，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六個(ge) 精準”和“五個(ge) 一批”。隨著“幫扶誰”“誰來扶”“怎麽(me) 扶”等問題得到深刻回答，我國扶貧思想逐漸走向成熟。

　　全麵建成小康社會(hui) 後的反貧困新命題

　　在脫貧攻堅任務即將完成之際，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現帶來了新的挑戰，例如貧困勞動力外出務工受阻、扶貧產(chan) 品銷售受阻、扶貧項目開工受阻等。若這些問題得不到及時解決(jue) ，貧困人口的收入將減少，為(wei) 減貧工作帶來困難。同時需要明確，脫貧攻堅任務全麵完成並不意味著貧困被徹底消滅，而是反貧困工作進入全新階段，麵臨(lin) 新挑戰和新命題。

　　首先，城鎮化不僅(jin) 帶來勞動力的流轉，還可能帶來貧困的流轉。隨著城鎮化水平的提高，流動人口數量不斷增加，農(nong) 民工因為(wei) 城鄉(xiang) 差距成為(wei) 潛在的貧困人口，而戶籍製度門檻又使其難以獲得保障。流動人口在農(nong) 村時可以依靠耕地進行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在農(nong) 村標準下並非貧困人口，但流轉到城市後，失去土地這項生產(chan) 資料，又受教育水平限製，能獲取的勞動報酬低於(yu) 城市中位數。不僅(jin) 如此，城市生活成本高於(yu) 農(nong) 村，使得進城務工人員容易成為(wei) 城鎮標準下的貧困人口。目前我國的扶貧工作分為(wei) 城鄉(xiang) 兩(liang) 線展開，城市的扶貧工作主要由社會(hui) 保障部門負責，農(nong) 村則是由各級各地的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城鄉(xiang) 扶貧工作雖然並行，但並不統一，城市低保標準高於(yu) 農(nong) 村低保標準。收入處於(yu) 兩(liang) 者差額間的進城務工人員，因為(wei) 收入高於(yu) 農(nong) 村低保標準，無法得到農(nong) 村扶貧係統的幫扶，又由於(yu) 戶籍限製，無法領取城鎮最低生活保障。同時，青壯年外出務工所導致的農(nong) 村老齡化、農(nong) 村空心化，也會(hui) 造成留守家中的老人與(yu) 子女脫貧難度增加。

　　其次，在脫貧攻堅戰即將取得勝利的時刻，現有以滿足溫飽為(wei) 主要目標的扶貧標準應有所改變。過去四十多年，我國扶貧工作瞄準的主要是絕對貧困，農(nong) 村貧困人口是扶貧工作的主要對象，判斷貧困的依據為(wei) 人均純收入這一指標。聯合國開發署已經著手構建多維貧困指數，從(cong) 自然條件、精神條件、個(ge) 人能力等角度來考察貧困的形成原因，從(cong) 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等來衡量貧困的程度。雖然我國各級政府已經將非收入維度納入貧困治理中，“兩(liang) 不愁、三保障”的扶貧目標體(ti) 現了反貧困從(cong) 單維視角向多維視角的轉變，但貧困標準尚未完成從(cong) 收入單一維度向涵蓋收入、教育、健康等多種維度的轉變。扶貧目標與(yu) 貧困標準的不匹配，不利於(yu) 扶貧實踐的深入。科學製定貧困標準是緩解市場經濟帶來的分配不公的措施之一，是建成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強國的必然要求。隻有從(cong) 多個(ge) 角度全麵理解貧困，在實踐中認識貧困並賦予貧困合理內(nei) 涵，製定合適的貧困標準，才能讓反貧困工作跟上時代步伐。

　　最後，全麵脫貧的實現離不開返貧現象的根除。返貧問題出現的本質在於(yu) 貧困的脆弱性。對於(yu) 剛剛脫貧成功的貧困人口而言，任何外部的衝(chong) 擊，乃至政策傾(qing) 斜的消失都會(hui) 造成返貧。比如，對於(yu) 剛脫貧不久的家庭而言，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巨大災難。雖然大部分貧困縣都屬於(yu) 低風險地區，但疫情導致多數在外務工的農(nong) 村勞動力無法返工，而許多農(nong) 產(chan) 品又因為(wei) 物流問題滯留產(chan) 地，極大地影響了農(nong) 村脫貧人口的營收，使其返貧。需要注意的是，頻繁的返貧還會(hui) 損害脫貧的內(nei) 生動力。“扶貧—脫貧—返貧”的怪圈會(hui) 極大地挫傷(shang) 貧困人口擺脫貧困的積極性，帶來消極的心理暗示。“等靠要”等思想一旦形成，將大大增加反貧困工作的難度。因此，應通過建立返貧預警機製、設立脫貧觀察期等措施降低返貧率。

　　2020年後我國反貧困政策的轉型及展望

　　第一，努力克服疫情影響，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時打贏脫貧攻堅戰。要做到分區分級精準施策，對於(yu) 疫情較輕的地區，應根據當地狀況，在保證疫情不反彈的情況下，加快推進全麵脫貧工作;在疫情較重的地區，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時，創新反貧困的工作方式(可以借助互聯網)，開辟扶貧新道路。要盡快恢複貧困地區的物流運輸，解決(jue) 農(nong) 產(chan) 品滯銷問題，為(wei) 扶貧產(chan) 業(ye) 發展打好基礎。要優(you) 先支持貧困人口外出務工，鼓勵企業(ye) 多招用貧困人口;對於(yu) 難以外出務工的貧困人口，可以設立專(zhuan) 項資金支持其在鄉(xiang) 創業(ye) 。要重點關(guan) 注因疫致貧返貧人口，密切跟蹤受疫情影響的貧困人口，落實兜底保障等幫扶措施，確保其基本生活不受影響。

　　第二，在絕對貧困治理已近尾聲、未來貧困性質出現轉變的情況下，需要改變原有的城鄉(xiang) 二元扶貧框架，建立城鄉(xiang) 一體(ti) 化的扶貧體(ti) 製，製定統一的政策。首先，新的貧困格局需要新的扶貧戰略，應構建與(yu) 其相適應的新體(ti) 製。各地各級政府需將城鄉(xiang) 各自的扶貧部門統一起來，統一規劃目標、統一製定政策，實現真正的互聯互通。同時，應構建城鄉(xiang) 一體(ti) 的貧困救助體(ti) 係，積極解決(jue) 進城務工人員的貧困問題。其次，隨著貧困問題突破經濟層麵，擴展到教育、醫療等多個(ge) 層麵，以往碎片化的扶貧管理與(yu) 整體(ti) 推進扶貧工作的要求之間的矛盾日益凸顯，綜合性的貧困治理機製亟待建立。對此，應將現有的碎片化的社會(hui) 保障中分立的多種製度體(ti) 係整合，實現“五個(ge) 統一”：保障對象的統一、保障標準的統一、待遇水平的統一、管理體(ti) 係的統一以及經費來源的統一。需要強調的是，扶貧體(ti) 係做到一體(ti) 化並不意味著城鄉(xiang) 貧困標準的絕對統一。城鄉(xiang) 貧困線的劃定應由地區實際經濟狀況、人民群眾(zhong) 生活狀況決(jue) 定，城鄉(xiang) 差距的客觀性決(jue) 定了短期內(nei) 城鄉(xiang) 貧困線的差異性。當然，從(cong) 長期來看，城鄉(xiang) 貧困標準的一致化是必然趨勢。但在當下，不應該為(wei) 了實現扶貧體(ti) 係一體(ti) 化強行統一城鄉(xiang) 貧困標準。

　　第三，推動城鄉(xiang)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向著城鄉(xiang) 之間社保、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一體(ti) 化進程邁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與(yu) 減貧工作在內(nei) 在邏輯上有很強的一致性，尤其是在貧困問題朝著相對性、多維性轉變的現實情況下。因此，將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融入反貧困工作，是一項必然要求。對此，首先，應加大國家層麵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以外生力量彌補內(nei) 生不足。在教育上，應在貧困地區普及學前教育，保障貧困兒(er) 童的受教育權利並著力提高貧困地區的義(yi) 務教育水平。同時，應拓寬教育範圍，增加貧困人口對職業(ye) 教育的認知度，並發展職業(ye) 教育。在醫療上，應加大鄉(xiang) 鎮地區醫療衛生服務站密度，保證其擁有提供基本醫療服務的能力，實現小病小痛在家門口解決(jue) 。同時，應進一步提高醫療保險報銷比例，擴大醫療保險報銷範圍，真正解決(jue) “看病難”“看病貴”等問題。其次，應創新公共服務提供方式，加大城鄉(xiang) 之間公共資源的共享程度。可以借助現代化通信技術，讓農(nong) 村人口也享受到城市人口所享受的公共服務。最後，應構建政府主導、社會(hui) 多方參與(yu) 的公共服務體(ti) 係。政府可以出台政策、提供補貼，引導市場力量進入貧困地區，為(wei) 貧困人口提供教育、醫療等方麵的服務，填補先天不足。

　　第四，推進脫貧攻堅與(yu) 鄉(xiang) 村振興(xing) 有效銜接，為(wei) 貧困地區發展提供持續動力。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的提出，體(ti) 現了黨(dang) 對“三農(nong) ”問題認識的深化，為(wei) 農(nong) 村工作指明了前進方向。脫貧攻堅是鄉(xiang) 村振興(xing) 的基礎，鄉(xiang) 村振興(xing) 是脫貧攻堅的後續，不從(cong) 貧困中走出來何談振興(xing) ，從(cong) 貧困走出後停滯不前則容易返貧。“產(chan) 業(ye) 興(xing) 旺、生態宜居、鄉(xiang) 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鄉(xiang) 村振興(xing) 的總要求，也是2020年後扶貧工作的主線。要做到產(chan) 業(ye) 興(xing) 旺，就要因地製宜，幫助貧困地區打造特色產(chan) 業(ye) 。對此，首先，要優(you) 化配置農(nong) 村生產(chan) 要素。要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將當地有比較優(you) 勢的農(nong) 產(chan) 品作為(wei) 重點培育對象，在適度規模經營的基礎上形成規模經濟效益。同時，應對優(you) 質農(nong) 產(chan) 品進行深度發展，延長產(chan) 業(ye) 鏈，增加附加值。其次，要促使現代生產(chan) 要素從(cong) 農(nong) 村到城市的單向流動轉變為(wei) 城鄉(xiang) 之間的雙向流動，引入農(nong) 業(ye) 現代化所需要的人才、資本以及管理經驗，提高農(nong) 業(ye) 競爭(zheng) 力。最後，要充分挖掘農(nong) 業(ye) 的多種功能，實現第一產(chan) 業(ye) 與(yu) 第三產(chan) 業(ye) 的深度融合，使鄉(xiang) 村旅遊成為(wei) 農(nong) 村經濟的新增長點，提高農(nong) 業(ye) 的增收增效能力。當然，在實現“產(chan) 業(ye) 興(xing) 旺”的同時，也不能忘記“生態宜居”。山清水秀的風景是一筆有形財富，是鄉(xiang) 村相對於(yu) 城市的比較優(you) 勢。因此，應加強把控農(nong) 業(ye) 汙染，提升化肥農(nong) 藥利用率，對廢棄物進行合理再利用。隻有考慮到環境與(yu) 資源承載力的發展，才是可持續的發展，才能實現“生活富裕”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