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在極端艱難困苦之中以驚人的代價(jia) 、慘烈的犧牲，贏得了抗戰的勝利，其間中國社會(hui) 也孕育和積累了現代化的新因素——

　　抗日戰爭(zheng) 全麵爆發後，淞滬戰場國軍(jun) 敗退，上海、南京相繼淪陷，大批戰略物資和人員需要通過長江水路撤退，由於(yu) 運力有限和水路不暢，大量物資和人員滯留在宜昌。民族實業(ye) 家盧作孚創辦的民生公司采取“三段式航行”的方式，曆時四十天，用極其有限的運力將停駐在宜昌的十幾萬(wan) 噸貨物和三萬(wan) 餘(yu) 人轉運至大後方，保住了中國民族工業(ye) 的命脈和大批人才，為(wei) 抗戰的最後勝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證。親(qin) 曆了宜昌大撤退的教育家晏陽初評價(jia) 說：敦刻爾克大撤退是依靠國家的力量，由軍(jun) 事部門指揮完成。宜昌大撤退則完全依靠的是盧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船隊。圖為(wei) 宜昌大撤退中的輪船。(高陽)

　　今年是抗日戰爭(zheng) 勝利75周年。抗日戰爭(zheng) 對近代中國經濟、社會(hui) 、文化發展影響深遠。中華民族在戰爭(zheng) 中做出的犧牲、付出的代價(jia) 是極其巨大的。然而，人類曆史上每一次巨大的災難，常常都是以曆史的巨大進步作為(wei) 補償(chang) 的。一方麵日本發動侵華戰爭(zheng) 的殘酷破壞和瘋狂掠奪，使中國遭到空前的創傷(shang) ，損失慘重，阻斷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另一方麵中華民族在極端艱難困苦之中，頑強不屈，玉汝於(yu) 成，以驚人的代價(jia) 、慘烈的犧牲，最終贏得了抗戰的勝利。同時，在爭(zheng) 取民族獨立的進程中，中國社會(hui) 也孕育和積累了現代化的新因素。這些新因素包括人口、工廠和文化教育內(nei) 遷帶來的新變化和新動力。

　　抗戰爆發後，民族工業(ye) 的大遷移對國民經濟由平時向戰時轉移、支持抗日戰爭(zheng) 發揮了重要作用

　　經濟發展不平衡，是近代中國社會(hui) 的一個(ge) 主要特點。戰前中國的經濟重心，主要集中在東(dong) 南沿海沿江，特別是以上海為(wei) 中心的江浙地區。而在廣闊的西南、西北地區，現代化工礦企業(ye) 和工業(ye) 門類，幾乎處於(yu) 空白狀態。抗日戰爭(zheng) 爆發後，東(dong) 南沿海地區的大批企業(ye) 毀於(yu) 炮火或被侵略者劫奪。為(wei) 了保存中國賴以堅持抗戰的有生力量，民族工商業(ye) 者、工程技術人員和廣大工人，冒著敵人的炮火，不畏艱辛，內(nei) 遷大後方。國民政府也積極協助工礦企業(ye) 內(nei) 遷。這次民族工業(ye) 的大遷移，不僅(jin) 對國民經濟由平時向戰時轉移、支持抗日戰爭(zheng) 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對改變中國工業(ye) 布局的嚴(yan) 重不合理狀況產(chan) 生了深遠影響。

　　抗戰初期的民族工業(ye) 內(nei) 遷，是中國抗戰戰略防禦階段的一項重大工程。據統計，整個(ge) 內(nei) 遷工廠多達600餘(yu) 家。這些工廠基本上都是現代化程度較高的大中型企業(ye) ，機器設備精良，技術比較先進，特別是大量技術工人的內(nei) 遷，為(wei) 內(nei) 地工業(ye) 發展輸入了新鮮血液，有力推動了大後方經濟發展。據國民政府統計，1937年四川、雲(yun) 南、貴州、陝西、甘肅、湖南、廣西七省工廠之和僅(jin) 占全國總數的6.03%，資本總數僅(jin) 占全國的4.04%。1943年，大後方的工廠數已達4524家，與(yu) 戰前相比，工廠數增加了18倍，工人數增加了82倍，資本總額增加164倍。

　　1938年4月，國民黨(dang) 全國臨(lin) 時代表大會(hui) 通過的《抗戰建國綱領》明確規定：“經濟 建設應以軍(jun) 事為(wei) 中心，同時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本此目的，以實行計劃經濟，獎勵海內(nei) 外人民投資，擴大戰時生產(chan) 。”這一經濟綱領，成為(wei) 戰時中國政府調整和製定經濟政策的基本依據。它有利促進了大後方經濟的恢複和發展，重工業(ye) 比重不斷提高，水陸交通建設得到開拓，農(nong) 業(ye) 技術推廣日漸深入。同時，它也為(wei) 國民黨(dang) 官僚資本的壟斷提供了合法的依據。

　　在敵人炮火威脅下的高等院校輾轉內(nei) 遷大後方，保存了中華民族教育文化之國脈

　　雖然，“這種發展變化不是出自中國經濟現代化的內(nei) 在必然結果，但是，相對於(yu) 被打斷的現代化進程，這些發展和變化的確是新的現代化因素的積累”。伴隨著民族工業(ye) 大規模內(nei) 遷的同時，許多著名高等學府也大舉(ju) 遷入內(nei) 地。近代中國的大學布局同工業(ye) 布局一樣十分不合理。無論是公立、私立還是教會(hui) 主辦的大學，絕大多數集中在東(dong) 南沿海和平津等幾個(ge) 主要城市。據統計，戰前全國共有高等學府108所，僅(jin) 北平、天津、上海三市就占了46所，在校學生約占全國在校生總數的2/3。中國易受敵人攻擊之區，多為(wei) 教育文化中心。

　　為(wei) 了保存中華民族教育文化之國脈，在敵人炮火威脅下的高等院校紛紛輾轉內(nei) 遷大後方，在異常艱辛的條件下繼續辦學。在整個(ge) 抗戰期間，大學的內(nei) 遷幾乎從(cong) 未間斷過。

　　平津淪陷後，國民政府教育部采取緊急措施，命令平津兩(liang) 地方6所大學分別遷往長沙和西安。遷往長沙的是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三校組成長沙臨(lin) 時大學，於(yu) 1937年10月正式開學，到校學生1400多人，到校教師150多人。同年12月，長沙臨(lin) 大又奉教育部之命，遷往雲(yun) 南昆明，更名為(wei)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教授陣營可稱極一時之選。

　　學校在極為(wei) 艱苦的物質條件下，在研究工作和培育人才方麵都做出了突出成績。遷往西安的是北平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北洋工學院，三校組成西安臨(lin) 時大學，後改稱為(wei) 國立西北聯合大學。1938年7月，教育部又令西北聯合大學的各個(ge) 學院獨立，分為(wei) 西北醫學院、西北農(nong) 學院、西北師範學院、西北工學院和西北大學。它對全國的影響沒有西南聯大那麽(me) 大。隨後，東(dong) 南沿海地區等許多高等學校也陸續內(nei) 遷。“戰時內(nei) 遷的高校，主要分布在四川、雲(yun) 南、陝西、貴州四省。其中四川最多，僅(jin) 重慶一地就集中了25所。”“貴州原來連一所大學也沒有，此時則雲(yun) 集了眾(zhong) 多著名學府。”這些內(nei) 遷院校，在教學和研究方麵都做出許多成績，並且對推動西南、西北的經濟文化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

　　戰時，不少家住淪陷區的廣大愛國青年背井離鄉(xiang) ，來到大後方求學。為(wei) 了保證他們(men) 能夠順利完成學業(ye) ，國民政府在後方陸續開辦了不少國立高中。同時，對於(yu) 來自淪陷區的大專(zhuan) 及中學學生，政府大都給以貸金，後改為(wei) 公費。戰前，學生讀書(shu) “年須數百元，非富有之家，無力送子弟入學，以至高等教育過於(yu) 貴族化，不合平民主義(yi) 的原則”。那時，貧苦家庭的子女即使能考入大學，也付不起昂貴的學費。戰時的貸金製度，不僅(jin) 保證了來自淪陷區的青年學子繼續求學，而且將近代以來高等教育貴族化傾(qing) 向打破，一些家境清貧的學生，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依靠政府的貸金和公費製度，享受高等教育。戰時“專(zhuan) 科以上學校學生獲得此種貸金或公費者，每年常在五萬(wan) 人至七萬(wan) 人左右”，約占當時在校生總數的80%。

　　抗日戰爭(zheng) 刺激了中華民族的覺醒

　　1938年，全國各地還出現了成千上萬(wan) 青年知識分子奔赴延安的熱潮，其中包括不少平津和東(dong) 南沿海的大學生。“抗戰後到延安的知識分子總共四萬(wan) 餘(yu) 人，就文化程度而言，初中以上71%(其中高中以上19%，高中21%，初中31%)，初中以下的約30%。”為(wei) 了躲避戰火，還有更多不願做亡國奴的社會(hui) 各階層民眾(zhong) ，紛紛從(cong) 戰地和淪陷區向大後方遷徙。據社會(hui) 學者對知識分子內(nei) 遷的估計，高級知識分子90%以上西遷，中級知識分子50%以上西遷，低級知識分子30%以上西遷。這一群體(ti) 因為(wei) 受過相當的教育，經濟條件也使他們(men) 有可能長途遷徙，因而在同一群體(ti) 中內(nei) 遷比例最高。此外，小商販、小手工業(ye) 者和技術工人在內(nei) 遷者中也占了很大的比重，這是因為(wei) 他們(men) 的職業(ye) 適應性強，謀生較為(wei) 容易。而廣大農(nong) 民在內(nei) 遷人口中所占比例最低，這是由於(yu) 他們(men) 的生產(chan) 、生活離不開土地這一特殊條件。戰時內(nei) 遷人口“至今沒有完全的統計。但有著從(cong) 一千數百萬(wan) 人直至五千萬(wan) 人的種種不同的估計。一般認為(wei) ，約在二千萬(wan) 到三千萬(wan) 人之間”。這是中華民族曆史上一次人口大遷移。

　　在中華民族覺醒的曆程中，抗日戰爭(zheng) 所起的教育作用，是其他任何曆史事件都難以比擬的。在各界社會(hui) 精英、政黨(dang) 共同參與(yu) 的廣泛社會(hui) 動員下，民族意識和民族認同感在戰時得到了空前增強。以沿海工業(ye) 、文教機構內(nei) 遷為(wei) 標誌的中國社會(hui) 經濟文化中心的轉移，對於(yu) 矯正中國近代化過程中的畸形狀態，客觀上起到了出乎時人意料的作用;戰時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強烈願望，也有力地推動了後方民族工業(ye) 、教育文化事業(ye) 的發展。

　　與(yu) 此同時，受戰爭(zheng) 影響，這種變化發展又多形成於(yu) 臨(lin) 時被動的危機應對狀態下，並非中國近代社會(hui) 演變符合邏輯的自然遞進，而且國家壟斷資本的急劇膨脹，國民黨(dang) “黨(dang) 化教育”等戰時統治的限製，所產(chan) 生的負麵作用也貽害甚深。但無論如何，抗日戰爭(zheng) 帶來的民族覺醒，不僅(jin) 支持抗戰取得最後的勝利，也進一步推動了中國社會(hui) 經濟文化的發展，是中國堅持持久抗戰的源泉。從(cong) 這個(ge) 角度看，抗日戰爭(zheng) 是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樞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