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帝劉秀建立東(dong) 漢史稱“中興(xing) ”，其於(yu) 新莽亂(luan) 世再造統一，從(cong) 更始元年(23年)受命巡撫河北州郡起，至建武十二年(36年)並滅公孫述止，大致經曆了略定河北、進取兩(liang) 京、鏟平割據等主要階段。過程中，在“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ye) ，救萬(wan) 民之命”總戰略指導下，逐步明確“柔道安邦”施政用兵方略，運籌帷幄、決(jue) 勝千裏，邊戰邊治、步步為(wei) 營，終成大業(ye) 。

　　高舉(ju) “興(xing) 複漢室”與(yu) “解民倒懸”的義(yi) 旗。新莽居攝以降，改革不當、更張頻繁，以致民不聊生、變亂(luan) 四起，劉秀起兵舂陵之初，便與(yu) 其他“義(yi) 軍(jun) ”有著不同氣質。

　　首先，關(guan) 鍵時刻能以大局為(wei) 重。地皇三年(22年)取得一係列小勝，也因斬獲不均引起內(nei) 部矛盾，劉秀將宗人所得戰利品悉數散發各部，及時穩定了軍(jun) 心、維護了團結。淮陽王更始元年(23年)，新莽遣王尋、王邑率數十萬(wan) 大軍(jun) 圍困昆陽，眾(zhong) 將驚懼、手足無措。劉秀分析形勢認為(wei) “外寇強大，並立禦之，功庶可立”，於(yu) 是親(qin) 率十三騎出城收兵救援，穩住了陣腳。隨後劉秀領軍(jun) 數千回救昆陽，看準了莽軍(jun) 驕縱狂妄的敗軍(jun) 之象，以四兩(liang) 撥千斤的膽識勇氣衝(chong) 鋒在前，極大鼓舞了昆陽守軍(jun) 士氣，最終得以合力戰勝號稱百萬(wan) 的莽軍(jun) ，解決(jue) 了更始稱帝以降最大的一次危機。

　　其次，從(cong) 安民養(yang) 民高度，著眼興(xing) 複漢室。更始定都洛陽後，遣劉秀行大司馬事、持節招撫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吏治、廢除苛政、安撫百姓，贏得了民心悅服。地方豪強也主動向其靠攏，如騎都尉耿純自願歸附，又相繼獲得河北實力派上穀太守耿況父子、信都太守任光、和戎太守邳彤、漢中王嘉及賈複等支持擁戴，迅速組建核心班底。此外，建武二年(26年)，起高廟於(yu) 洛陽，祭祀高祖、太宗、世宗，以重拾對漢室權威及治法的信念。

　　再次，善於(yu) 收攏人心、為(wei) 我所用，且把控得當。如淮陽王更始二年(24年)擊滅王郎後，對之前部屬與(yu) 王郎往來書(shu) 信一律不予追究，迅速安定了人心。擊降數百萬(wan) 銅馬、大彤、高湖、重連等部曲後，封其渠帥為(wei) 列侯，使其各自繼續領兵，及時安撫各路頭領、消除諸將與(yu) 新附者之間的隔閡，使數十萬(wan) 銅馬兵成為(wei) 平定天下的主力。

　　重塑“為(wei) 政以德”與(yu) “止戈為(wei) 武”的治安觀。其施政用兵再造一統的過程中，注重“為(wei) 政以德”與(yu) “止戈為(wei) 武”相結合，樹立了“興(xing) 王道於(yu) 天下”的導向。

　　首先，初入河北時，趙繆王之子劉林曾建議掘破河水以灌赤眉，光武沒有聽從(cong) 。對不願受官祿的“處士”報以理解和尊重，如博士範升曾建議考察周黨(dang) 、王良、王成等人是否有真才實學，欲以虛誇、大不敬等問罪，光武援引伯夷、叔齊不食周黍的典故，不予追究。處理大司空王梁屢次違反詔命問題，光武遣宗廣持節問罪，將其押解至洛陽後，又予以特赦，命其為(wei) 中郎將守備箕關(guan) 。

　　其次，不計前嫌、適才任用，審時度勢、察納雅言。建武四年(28年)，起用新莽時的治世能臣侯霸，拜為(wei) 尚書(shu) 令以“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七年(31年)，大司農(nong) 江馮(feng) 提請恢複司隸校尉督察三公職能，聽從(cong) 司空掾陳元“勞心下士，屈節待賢”的建議，考慮立國未穩、不宜操之過急而將爭(zheng) 論擱置。

　　再次，善於(yu) 從(cong) 政略高度把握戰略實施，做到了“止戈為(wei) 武”。建武二年(26年)平三輔，明確指示馮(feng) 異“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於(yu) 是將懲戒負隅頑抗者與(yu) 褒獎願意歸降有功者相結合，迅速扭轉亂(luan) 局。其後處置赤眉餘(yu) 眾(zhong) ，既屯兵洛水以備不測，又予以充分善待，使之順利降服。周旋於(yu) 隴、蜀之間，靈活運用武力威懾與(yu) 政治招降，如因隗囂有功於(yu) 漢而以殊禮報之，隨後又感動其親(qin) 信馬援，使其願意為(wei) 招降出力，成功割裂了隗囂與(yu) 公孫述的勾連關(guan) 係。對待公孫述同樣如此，多次至書(shu) 陳述利害禍福，規勸其早日放棄割據，甚至稱其為(wei) “公孫皇帝”。另外，從(cong) 戰略高度積極爭(zheng) 取河西竇融，為(wei) 牽製分化隴、蜀合縱，提供了重要支撐。

　　力求“精兵簡政”與(yu) “居重馭輕”相協調。以“居重馭輕”為(wei) 指導，推行“精兵簡政”，以便充分“休養(yang) 生息”，並著力內(nei) 外安防體(ti) 係構建，重塑中央與(yu) 地方及“四夷”關(guan) 係。

　　首先，從(cong) 減省官吏、提高效率入手，依據實際調整文武官製。如建武六年(30年)並省四百餘(yu) 縣，壓縮吏員至原來的十分之一。保留精幹力量的同時，大規模退兵還農(nong) ，頒布舉(ju) 賢才、納諫言、修法度、輕賦稅等詔令，理順上下關(guan) 係。還專(zhuan) 門下令提倡薄葬、不再接收郡國貢奉，明確“文書(shu) 調役，務從(cong) 簡寡”，以節省民力。平定蜀地後，適時釋放偃武興(xing) 文信號，鄧禹、賈複主動請辭，耿弇也奉還將軍(jun) 印綬，以侯位參議軍(jun) 國大事，實現了和平收攏兵權。

　　其次，任用並容忍敢於(yu) 打壓權貴的官員，進一步規範完善權力運行機製。如建武十一年(35年)，司隸校尉鮑永參劾趙王劉良送喪(sang) 來歙時在城門與(yu) 中郎將張邯爭(zheng) 道一事，獲得光武支持而使朝廷上下肅然。著名的“強項令”董宣，也成就於(yu) 這一時期。為(wei) 排除地方州牧或郡守擁兵自重、不為(wei) 遙製的危險，建武十八年(42年)“罷州牧，置刺史”，恢複並加強了對地方的監察力度。

　　再次，延續“以夷製夷”做法，加強武備的同時，著力撥亂(luan) 反正、恢複朝貢關(guan) 係，但不主動參與(yu) 或過多幹預邊境以外的事務。如西域諸國曾多次提請重置都護，光武從(cong) “中國新定”“國疲民貧”出發而不設。經略諸羌方麵，建武十一年(35年)在破羌以西修繕城郭、廣置塢候，開溝渠、勸耕牧，招撫周邊氐、羌為(wei) 警備變亂(luan) 之用，很快在寇多難治的金城站穩腳跟，極大減省了安防成本。對匈奴屢次犯邊，多報以盡量克製，如建武十五年(39年)，遣吳漢率領馬成、馬武等予以必要的反擊。遷徙雁門、代郡、上穀百姓至居庸、常山關(guan) 以東(dong) ，後調整兵力部署以充實邊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