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技術的進步，深刻影響了人文學科發展的方向，使得“數字人文”成為(wei) 可能。數字化技術同樣對曆史學產(chan) 生重大影響，曆史學在史料獲取和搜集、研究方法、書(shu) 寫(xie) 方式、傳(chuan) 播途徑等方麵發生了一些變化，研究效率大為(wei) 提升，研究思路也有所拓寬。數字史學作為(wei) 一種新生事物，對傳(chuan) 統史學研究者提出了更高要求。曆史學者應該敏銳把握時代脈搏，認清曆史學科發展麵臨(lin) 的機遇和挑戰，做好迎接曆史學“數字轉向”的準備。本期刊發的文章既有從(cong) 史學史的角度論述曆史學發生“數字轉向”的必然，又有從(cong) 方法論角度探討數字史學的影響，還介紹了我國世界史研究中數據庫的使用，希望對數字史學這一史學界關(guan) 注的熱點議題有進一步的認識。

　　過去幾個(ge) 月以來，一場全球範圍的疫情，給人們(men) 帶來了程度不同的、各種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在同一事件裏，相近的生活經曆、創傷(shang) 體(ti) 驗，使得人們(men) 能夠借由各自的經驗而對他人在此過程中的命運有了更為(wei) 切身的理解，也就是我們(men) 常說的“感同身受”，在心理學上稱之為(wei) “移情作用”。

　　對於(yu) 曆史學家來說，曆史經驗的“移情作用”不僅(jin) 發生在有差異的個(ge) 人之間，也突破了文化和地域的空間限製，更穿越了時間的維度。現時代的人生經曆、立場背景等，是我們(men) 在觀察過去的過程中無法擺脫的基礎，全球危機的親(qin) 身體(ti) 驗為(wei) 曆史學家們(men) 更好地解讀曆史中的風雲(yun) 際會(hui) 提供了一定的啟示。疫情期間，課堂教學和會(hui) 議研討不得不轉換為(wei) 虛擬空間裏的交流;居家隔離的狀態下，一網聯通，便可以建立起有效聯係。可以說，許多研究者多年來所預言的曆史學的“數字轉向”已然是不可逆轉的趨勢了。

　　以曆史教學為(wei) 例，遠程視頻會(hui) 議係統的開發早已相當成熟，但是在疫情之前，要改變並取代已延續了幾千年來師徒相授的傳(chuan) 統課堂教學，幾乎是天方夜譚;開放性的數字化遠程“慕課”，誕生至今已逾十年，雖也曾受到熱議和追捧，但始終無法撼動根深蒂固的傳(chuan) 統課堂。而如今，遠程教學已經成為(wei) 世界範圍內(nei) 普遍采用的教學模式之一，雖是迫不得已，但其優(you) 勢和效果即便在疫情結束之後也不能被輕易忽視。在突如其來的疫情之下，能夠平穩過渡、保持教學秩序的，正是那些前期在遠程技術應用、網絡課程開發方麵有一定基礎的學校和課程。一個(ge) 電腦課件做得比較完備的老師，肯定比一個(ge) 主要依靠板書(shu) 的老師，更能適應由實體(ti) 課堂向線上教學的角色轉換。時至今日，蘭(lan) 克倡導的“習(xi) 明納爾”(即seminar，“專(zhuan) 題討論”之意)恐怕也隻能轉成線上的討論了。

　　回溯史學史，可以看到，史學進步、新陳代謝的動力，是學科自身強大而主動的反省、修複能力，是開放包容和兼收並蓄的學術精神。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曆史學都曾遭遇過不同程度的冷遇和低穀，但隨著新材料、新理論和新方法的引入，古老的曆史學得以不斷地迸發出新的活力。曆史學發生的“數字轉向”，便是已知的諸多新變化之一。

　　自19世紀以來，曆史學建立了一整套較為(wei) 嚴(yan) 格縝密的研究方法、學科體(ti) 係和職業(ye) 規範。僅(jin) 以對曆史資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證為(wei) 例，史料的範圍從(cong) 一般的檔案、文獻、典籍等，逐漸拓展到考古、圖像、數據、口述等文字之外的形式。最近20年來，曆史資料的數字化與(yu) 數字化原生史料的大量出現，成為(wei) 曆史學“數字轉向”的重要標誌之一。

　　關(guan) 於(yu) 傳(chuan) 統史料的數字化轉換。自古以來，就一直存在史料在不同介質和載體(ti) 之間的轉換，如由口述傳(chuan) 統向文字書(shu) 寫(xie) 的過渡，直接帶來了傳(chuan) 統史學的誕生;再如碑刻銘文的拓印，文稿的謄寫(xie) 、抄錄與(yu) 印刷，還有一度非常盛行的微縮膠片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曆史研究的進步。其中，文字書(shu) 寫(xie) 與(yu) 近代印刷的發明和應用，對人類的知識生產(chan) 和傳(chuan) 播產(chan) 生過革命性的影響。現代數碼技術的發展，使得文件的存儲(chu) 、攜帶、閱讀、檢索和傳(chuan) 播等各方麵都發生了質的變化。單就史料本身而論，數字化使得曆史研究者有可能盡量多地獲取、占有和運用史料，並且全麵細致地掌握相關(guan) 的研究狀況。但是，海量的史料超出了人類自然的閱讀能力，這是之前任何時代都不可想象的新問題。於(yu) 是乎，文本、數據庫和網絡範圍內(nei) 的電子檢索，成為(wei) 今天每一個(ge) 研究者日常的基本操作技能;而再更進一步，就出現了利用計算機、人工智能和統計學等方法的“數據挖掘”，以及在此基礎上展開的“大數據”模型分析。

　　再來看原生的數字史料，也就是運用數碼技術直接製造產(chan) 生的各類電子文檔、信息和記錄。隨著數碼電子設備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的普及，我們(men) 已經在不知不覺中進入到一個(ge) “數碼”的時代。對於(yu) 未來將要研究我們(men) 這個(ge) 時代的曆史學家來說，他首先必須解決(jue) 的就是如何獲取這個(ge) 時代裏大量以數字形式出現並存在的曆史資料。例如，進行曆史人物的研究，一般較為(wei) 傳(chuan) 統的研究路徑大致包括這樣幾個(ge) 方麵：一是通過檔案資料來挖掘耙梳人物的生平信息、人生軌跡等;二是借由人物存世的著述、日記和書(shu) 信等文本建構其思想、觀念和情感世界;三是追蹤人物的社會(hui) 交往和關(guan) 係網絡，從(cong) 他人的觀察、記錄、回憶和評論裏還原並豐(feng) 滿人物的形象。即使是依然沿用這一路徑，在未來的研究者所要處理的史料中，也會(hui) 有大量的電子郵件、數碼通信信息、社交網絡記錄等。況且時代在變遷，信息存儲(chu) 的設備和格式可能早已更新換代，加之電子信息缺乏實體(ti) 的物理存在，更為(wei) 隱秘、難以查找，也易被刪除、破壞、篡改和散佚，許多私人信息、官方文件和電子設備可能還設有加密保護。這些情況，對於(yu) 仍然按照現有學術訓練模式培養(yang) 的研究者來說，恐怕會(hui) 成為(wei) 難以逾越的障礙。因此，在一些對未來史學發展的展望中，常常會(hui) 提到“數字考古”“數字考證”等概念，這些或許都將成為(wei) 未來曆史學家們(men) 的學術基本功之一。

　　事實上，數字化對曆史學的影響是全方位的。數字化的媒體(ti) 、技術和工具，已經深入到曆史學的各種實踐、演示、分析、教學、研究和傳(chuan) 播當中，取得的成果也不勝枚舉(ju) 。但是，由於(yu) 技術發展的日新月異以及傳(chuan) 統學科本身存在一定的滯後性，兩(liang) 者之間還存在著不小的張力，對於(yu) 曆史學的“數字轉向”這一議題也尚未達成一致的共識，亟待深入展開討論、更新學術規範、明確前進方向。曆史學的研究實踐，不僅(jin) 需要廣泛借鑒各種新的技術手段、充分利用先進的高科技產(chan) 品和工具，而且要前瞻性地思考曆史學本身在未來數字時代中的學科定位與(yu) 理論特色。在這種背景下，對於(yu) 曆史學的理解，不應該是僵化刻板的，曆史學家的形象也並不隻有寒窗古卷、皓首書(shu) 齋這一種。

　　曆史學，歸根結底是一門在時間序列上展開研究的學問，因此人們(men) 常常把曆史比作是現在與(yu) 過去之間的對話。而作為(wei) 對話參與(yu) 者之一的曆史學家，通常站在其所身處的時代，帶著對現實生活的關(guan) 懷，展開相應的研究和寫(xie) 作工作。作為(wei) 曆史學分支的史學理論與(yu) 史學史的研究，則為(wei) 我們(men) 提供了審視自身學科的獨特視角，也促使我們(men) 思考與(yu) 展望曆史學的前沿趨勢和未來前景。曆史學者應該抓住時代機遇，迎接曆史學的“數字轉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