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是我國著名曆史學家，二十四史中的第一本，便是他撰寫(xie) 的《史記》。其實，司馬遷的父親(qin) 司馬談(約前165—前110年)也是一位曆史學家，其辭世時曾對司馬遷說：“餘(yu) 先，周室之太史也;從(cong) 上世嚐顯功名於(yu) 虞夏，典天官事。……今漢興(xing) ，海內(nei) 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yi) 之士，餘(yu) 為(wei) 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餘(yu) 甚懼焉!汝其念!”即叮囑司馬遷繼承他的事業(ye) ，寫(xie) 好史書(shu) 。

　　雖未能完成一部史書(shu) ，但作為(wei) 史官，司馬談接觸了官府大量文獻，積累了大量資料，為(wei) 《史記》的撰寫(xie) 提供了一定的基礎，《史記》中《刺客列傳(chuan) 》《酈生陸賈列傳(chuan) 》等篇的讚語，也由司馬談所作。

　　司馬談的學術淵源

　　論及司馬談，人們(men) 說得最多的還是他那篇《論六家要旨》。這篇文章隻有千字左右，但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有著重要意義(yi) 。可以說，司馬談能寫(xie) 出這篇文字，一是因為(wei) 他的學識，二是淵源有自。

　　就前者而言，司馬談年輕時曾隨當時著名天文學家唐都學習(xi) 天文曆法知識，又從(cong) 大學者楊何學《易》，並對黃老之學進行過深入研究。作為(wei) 太史令，他掌記錄、搜集、保存典籍文獻之職，這使他博學而多識，較之他人更多地了解曆史上各家各派的來龍去脈。

　　就後者而言，對前人的思想學說進行梳理、總結，在當時也是一種傳(chuan) 統。比如戰國時荀子在《非十二子》《解蔽》等篇中，莊子在《天下》篇中，對當時的一些思想學說都有評論，並借以闡釋自身思想。司馬談在這一基礎上有所創新：

　　第一，司馬談考鏡源流，更自覺地對過去的思想學說發展做整體(ti) 考察和梳理。“湣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即提醒時人切忌因混淆源流而學錯悟錯。因此，他根據自己的梳理，把思想學說分為(wei) “六家”。在此之前，荀子、莊子等隻是直接對某一個(ge) 或某幾個(ge) 人的學說進行評論。而司馬談根據“要旨”來分“家”、概括不同思想學說，開啟了後世學術分類的重要方法。

　　第二，司馬談“論六家要旨”的具體(ti) 目的也與(yu) 荀子、莊子等不同。荀子評論他人的思想時總是說其“有所明”“有所蔽”，在這一點上司馬談與(yu) 之類似，但荀子特別強調“一家得周道，萬(wan) 世不易吾言”，這個(ge) “一家”就是儒家，可以窮盡、囊括所有真理，且不會(hui) 改變。莊子批評“道術為(wei) 天下裂”，對當時的世情和學術都抱著失望態度。司馬談當然也有自己崇信的學說，就是通常所說的“黃老之學”，但就他對其他各家的取舍來看，其中又熔鑄了他所認可的各家之長處。這樣一個(ge) 綜合性的特點是適應漢武帝時期“海內(nei) 一統”的狀況的。因此，開篇便引《易傳(chuan) 》“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之說。雖然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從(cong) 此後兩(liang) 千年的曆史來看，其中所肯定的那些觀點和主張，仍在影響著曆史發展，而不是某個(ge) 孤立的學派在發揮作用。就此而言，可以說司馬談目光如炬，令人歎服。

　　《論六家要旨》對六家的評判

　　評判得有標準，這是思想學術自覺的表現。司馬談評判“六家”的標準是什麽(me) ?他認為(wei) ：“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wei) 治者也，直所從(cong) 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一是指出各家必是“務為(wei) 治者”，是為(wei) 了平治天下的;二是強調區分“省”與(yu) “不省”，即簡約易行還是繁縟難行。對前一點，今人少有注意，但在筆者看來，這卻是中國思想學說的一個(ge) 極為(wei) 重要的特點。《莊子》中論及，戰國各家都“思以其道易天下”，但這隻是現象性的描述。司馬談明確把“務為(wei) 治”作為(wei) 衡量一個(ge) 思想學說有無價(jia) 值的首要標準。此前的學說或不止“六家”，但因“務為(wei) 治”而有價(jia) 值者，其他無足論也;此後中國幾千年的思想學說不知凡幾，流傳(chuan) 下來影響世道人心者，大都是“務為(wei) 治”而有所見者。實際上，有所成就的思想家也是自覺把“務為(wei) 治”、經世致用作為(wei) 立言宗旨的，所以張載的“為(wei) 天地立心，為(wei) 生民立命，為(wei) 往聖繼絕學，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至今仍被人傳(chuan) 頌。

　　“務為(wei) 治”不是空口說說，而要落實在簡便易行上。這才有了“省”與(yu) “不省”的問題，也就有了對“六家”的具體(ti) 評價(jia) 。下麵稍加羅列，不具體(ti) 申述，大致可以了解這“六家”的思想“要旨”。

　　對道家之外的五家，他作了如下肯定：陰陽家“序四時之大順”，表現為(wei) 遵循“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自然規律;儒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反複申明倫(lun) 理等級不可變易;墨家“強本節用”，客觀效果是“人給家足”;法家“正君臣上下之分”，強調“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逾越”，維護等級製度;名家“正名實”，可以幫助人主“控名責實，參伍不失”。對五家肯定的具體(ti) 內(nei) 容並不相同，但都是他認可的精練要約、簡單易行的符合“省”的內(nei) 容。

　　而他對五家的批評是：陰陽家“大祥而眾(zhong) 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儒家“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六藝》經傳(chuan) 以千萬(wan) 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墨家“儉(jian) 而難遵”，包括“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ju) 音不盡其哀”等;名家“儉(jian) 而善失真”，“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zhuan) 決(jue) 於(yu) 名而失人情”;法家“嚴(yan) 而少恩”，“不別親(qin) 疏，不殊貴賤，一斷於(yu) 法”。除法家外，各家短處雖有不同，但共性是繁瑣複雜，難以遵行。

　　總之，司馬談所肯定的那些思想和主張，是中國此後兩(liang) 千年中統治者治理國家大致所遵循的，滿足了農(nong) 耕社會(hui) 和宗法製度的需要。值得關(guan) 注的是，他沒有批評道家，相反有不少表揚，並把所肯定的那些思想和主張安置在老子所說的“無為(wei) 而無不為(wei) ”基礎上。他指出，道家之說“其辭難言”，而做起來卻較容易，強調因事而製宜。由此也可看出，在司馬談那裏，“務治”才是根本目的。

　　餘(yu) 論

　　《論六家要旨》揭示了中國思想學術的一個(ge) 優(you) 良傳(chuan) 統，即“務為(wei) 治”。要特別指出的是，對“務為(wei) 治”不宜作狹隘、僵死的理解。司馬談所理解的“治”是適合他所處社會(hui) 的，遵循“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自然規律，講究“君臣父子之禮，夫婦長幼之別”。他批評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zhuan) 決(jue) 於(yu) 名而失人情”，側(ce) 麵表明了統治者“控名責實”的需要。且經過春秋戰國之亂(luan) ，希望穩定的黎民百姓也不喜歡那些貌似詭辯的言辭。司馬談的觀點無疑反映了時人心態，也帶給後人一些思考。事實上，名家還涉及邏輯學諸多問題，比如“雞三足”命題，看起來是詭辯，其實涉及概念的相對獨立性問題。人的認識本身是一個(ge) 相對獨立的概念係統，有其自身規律性。比如地圖中的經緯線、等高線等，是人們(men) 創造出來以更好認識地球的輔助工具，它們(men) 當然不能脫離地球的實際樣子，但我們(men) 也不能說這些工具完全無用，事實上，今天我們(men) 認識世界時也在創造、借助著各種概念係統。因此，名家的觀點不一定都對，但研究這些問題本身並沒有錯，不能隻看到其“苛察繳繞”對現實政治的消解作用。漢代以後名家銷聲匿跡，可能便與(yu) 司馬談那個(ge) 時代的認識有關(guan) 。中國傳(chuan) 統思想學術博大精深，各家學派學說，各有側(ce) 重優(you) 長，要有分析，有辨別，有綜合，有發展，“時變是守”，才能有益於(yu) 世道人心。這也是《論六家要旨》樹立的一個(ge) 好傳(chuan) 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