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世紀史領域，有一類成果頗值得關(guan) 注。且略觀有關(guan) 書(shu) 目：《現代國家的中世紀起源》《自由的根源》《同意、強製與(yu) 限製：議會(hui) 民主的中世紀起源》《中世紀教會(hui) 法與(yu) 西方法律傳(chuan) 統的起源》《普通法的中世紀起源》《現代歐洲的起源：西方文明的中世紀遺產(chan) 》《個(ge) 人的發現》《英國個(ge) 人主義(yi) 的起源》《資本主義(yi) 的起源》《大學的興(xing) 起》《近代科學在中世紀的基礎》……自19世紀後期以來，類似涉及中世紀曆史諸多範疇的相關(guan) 研究難以枚舉(ju) ，不過從(cong) 書(shu) 名不難看出，它們(men) 大都可歸之於(yu) 起源研究。起源研究是曆史學傳(chuan) 承有自的古老技藝，中世紀史領域出現此類研究，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事實上，對此類“曆史發生學”(historiogenesis，沃格林語)，人們(men) 不僅(jin) 將其看作是學術日常，甚至形成了一種起源偶像式的崇拜(Idol of Origins，馬克·布洛赫語)。然而，在這種日常乃至崇拜的學術敘事中，我們(men) 不能失去應有的反思與(yu) 警醒。

　　與(yu) 人們(men) 熟知的曆史研究頗有些不同，起源研究的對象並非曆史本身，而是以當下的行為(wei) 、器物、習(xi) 俗、製度、文化等為(wei) 出發點，從(cong) 曆史中找尋其淵源。借用美國學者羅斯托的話說，起源研究在追問“這一切是怎麽(me) 開始的”：現代國家與(yu) 政體(ti) 如何開始?民主與(yu) 法製如何開始?自由與(yu) 平等如何開始?理性主義(yi) 與(yu) 資本主義(yi) 如何開始?現代婚姻、家庭與(yu) 愛情如何開始?現代個(ge) 人主義(yi) 、女權主義(yi) 、人道主義(yi) ，凡此種種，一切現代社會(hui) 專(zhuan) 屬特質如何開始?可見，立足於(yu) 現代的起源研究，其本質乃是現代性起源研究，即現代性的尋求。

　　為(wei) 現代而探索曆史，事實上造成了對中世紀曆史的特別書(shu) 寫(xie) 。那些起源研究者，如斯塔布斯、梅特蘭(lan) 、皮朗、布洛赫、岡(gang) 紹夫、哈斯金斯、斯特雷耶等人，也就成為(wei) “重寫(xie) 中世紀”甚至是“發明中世紀”(諾曼·坎托爾語)的學者。在黑暗的中世紀，他們(men) “發明”了個(ge) 人主義(yi) 的人性光輝;在愚昧的中世紀，他們(men) “發明”了理性主義(yi) 的光輝;在落後的中世紀，他們(men) “發明”了科技與(yu) 製度的強大力量。他們(men) 還“發明”了市場的完善，“發明”了政治的民主與(yu) 法律，“發明”了道德的愛與(yu) 善，“發明”了真理的偉(wei) 大與(yu) 普世……正是通過他們(men) ，中世紀的真、善、美、偉(wei) 大、光明、輝煌得以綻放。

　　人生活在其時代，不可避免地會(hui) 為(wei) 時代所左右。在民族情感的支配下，尋求民族國家誕生就是必然;在女權主義(yi) 意識形態支配下，尋求女權的曆史存在會(hui) 成為(wei) 必然;在個(ge) 人主義(yi) 觀念支配下，尋求個(ge) 人主義(yi) 誕生的曆史會(hui) 成為(wei) 必然;在現代經濟模式支配下，尋求市場與(yu) 經濟理性也是必然。然而，正如馬克·布洛赫所指出的，起源研究在探尋事物的“起始”之外，更有對事物的“解釋”。前者與(yu) 曆史較為(wei) 貼近，後者與(yu) 曆史則有些疏離。當起源研究不滿足於(yu) 說明事物的起始，而去加以更多解釋的時候，它的曆史感就為(wei) 現實感所取代和控製。於(yu) 是，在對事物的解釋中，起源研究逐漸演變為(wei) 某種非曆史的存在。所以布洛赫說：“任何追尋人類行為(wei) 起源的研究，都潛伏著混淆起始者與(yu) 解釋的危險。”確實，那些史學家們(men) 所從(cong) 事的起源研究，不隻是在告訴讀者事物的起始，而且對此進行解釋。這類解釋，當然是曆史的某種構成，但更可能忽視、遮蔽、拋棄乃至杜撰了中世紀曆史的諸多麵相。霍布斯鮑姆稱史學家為(wei) “曆史神話的終結者”，但他們(men) 也是曆史神話的創造者。在這個(ge) 意義(yi) 上，“重寫(xie) ”和“發明”中世紀的他們(men) ，在享受讚美之時，也應該接受質疑。

　　現代性起源研究表現出來的是一種選擇性的曆史旨趣。借用美學的概念來說，現代性史學家們(men) 創造和發明了一種“審美的史學”。即從(cong) 審美的曆史視野出發，隻有有用於(yu) 現代性的事物，才會(hui) 成為(wei) 研究者青睞的對象;反之，無用於(yu) 現代性的曆史對象，就棄之若敝履。如此，曆史研究就演變為(wei) 另一種形式的實用主義(yi) 。此外，當現代性的起源研究演變為(wei) 某種話語霸權式的存在，事實上也造成了對曆史研究的損害。這種“建構的專(zhuan) 製”，化中世紀曆史研究為(wei) 現代性研究，拋棄了曆史的獨特性和時空的多樣性。更有甚者，現代性的起源研究在某種程度上消解或者解構了研究對象本身。因為(wei) 在那些曆史學家的筆下，曆史研究的對象最終的歸宿就是走向未來的現代性。曆史對象成為(wei) 現代性的前綴，為(wei) 現代性而存在，也為(wei) 現代性而消亡。

　　對於(yu) 為(wei) 現代性所支配的中世紀史研究，20世紀中後期以來學界並非沒有反思與(yu) 批判。例如，經濟史領域，有道義(yi) 經濟和實體(ti) 經濟對理性經濟人學說的批判;社會(hui) 史領域，有自下而上的日常生活史對結構功能主義(yi) 的批判;文化史領域，有微觀史學對宏大文化敘事的批判。與(yu) 各類批判相伴隨的，是諸多試圖擺脫現代性起源束縛的學術嚐試。《與(yu) 死者共同生活：中世紀》《中古男性氣質：關(guan) 於(yu) 中世紀的男人》《中世紀歐洲的身體(ti) 與(yu) 聖地》《中世紀的異端與(yu) 迫害社會(hui) 》《中世紀的巫術》……諸如此類的研究對象與(yu) 範疇，涉及的是死亡、性別、身體(ti) 、異端、巫術、權力、犯罪、迫害、反抗、衝(chong) 突等為(wei) 現代性所忽視之存在，一定程度上體(ti) 現出後現代主義(yi) 的特征。

　　後現代主義(yi) 者相信，“現代性已經不再是一種解放理論;相反，它是奴役、壓迫和壓抑的根源”。因此，大凡現代性所推崇的觀念、思想、意識形態及其外化的物質形式，都遭到後現代主義(yi) 者的反對，反之亦然。例如，美國帶有後現代主義(yi) 特征的中世紀研究，從(cong) 哈斯金斯—斯特雷耶式的公共的、政治的、親(qin) 緣的傳(chuan) 統空間走向了私人的、權力的、家庭的和肉體(ti) 的新空間。在這裏，格裏、摩爾、比森、斯克達等後現代主義(yi) 史學截斷了曆史與(yu) 現代之間的親(qin) 緣聯係，揭示了曆史之於(yu) 現代乃是一個(ge) 他者，體(ti) 現出一種異域式的“他性”。

　　從(cong) 現代性到“他性”，反映了中世紀史研究的學術變遷曆程。現代性尋求對中世紀曆史的貢獻與(yu) 價(jia) 值自不待言。然而，當真正的起源研究被解釋所取代，它就從(cong) 曆史學的習(xi) 見方法，走向了為(wei) 現代性尋求起源，從(cong) 而為(wei) 現代性所支配，使具體(ti) 而實際的曆史研究變得抽象而玄妙。後現代主義(yi) 史學對“他性”的尋求，似乎把現代性所遺忘的那部分現實與(yu) 曆史撿拾起來，但其理論缺陷及其帶來的弊端更值得我們(men) 警醒。後現代主義(yi) 曆史學認為(wei) ，曆史的客觀性、確定性和目的性都應該拋棄，理性未必能夠使曆史學家有能力說明過去，情境化方法也未必能使曆史達致真實。這樣的主張，完全走向了曆史主觀主義(yi) 。此外，拋棄理論指導所帶來的碎片化後果，也為(wei) 不少學者所詬病。對於(yu) 曆史學者來說，在立足於(yu) 曆史研究本身的同時，亦應有方法論上的自覺，但要對所采取的方法論保持足夠清醒的認知，始終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堅持曆史學的實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