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兩(liang) 位將軍(jun) 在苦苦勸諫蔣介石停止內(nei) 戰、一致抗日無效後，發動兵諫，扣押了蔣介石等人。中共中央得知消息後，經過認真研究，提出應抓住西安事變的有利時機，將局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轉變為(wei) 全國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應將反蔣與(yu) 抗日並立，主張和平解決(jue) 西安事變。應張、楊的邀請，中共中央派遣周恩來、葉劍英、林伯渠等前往西安，和張、楊一起同蔣介石及南京方麵的代表談判。蔣介石終於(yu) 承諾“停止剿共，聯紅(軍(jun) )抗日”，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jue) 。從(cong) 此，十年內(nei) 戰基本結束。

　　對於(yu) 西安事變的曆史意義(yi) ，毛澤東(dong) 在中共七大作《論聯合政府》的報告時說：“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jue) 成了時局轉換的樞紐：在新形勢下的國內(nei) 的合作形成了，全國的抗日戰爭(zheng) 發動了。”

　　西安事變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倡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結果。從(cong) 1935年夏天起，日本帝國主義(yi) 以吞並華北的河北、山東(dong) 、山西、察哈爾、綏遠5省為(wei) 目的，製造了一係列侵略事件，史稱華北事變。中華民族麵臨(lin) 更為(wei) 嚴(yan) 重的生存危機，整個(ge) 華北危在旦夕。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開始調整自己的政策。1935年8月，駐共產(chan) 國際的中共代表團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和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名義(yi) ，草擬了《為(wei) 抗日救國告全體(ti) 同胞書(shu) 》(即《八一宣言》)，不久公開發表。宣言呼籲全國各黨(dang) 派、各軍(jun) 隊、各界同胞，應當有“兄弟鬩於(yu) 牆而外禦其侮”的真誠覺悟，不論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敵對行動，都應當停止內(nei) 戰，集中一切國力去為(wei) 抗日而奮鬥。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陝北的瓦窯堡召開擴大會(hui) 議，著重批判了黨(dang) 內(nei) 存在的關(guan) 門主義(yi) ，針對形勢的變化，不失時機地製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瓦窯堡會(hui) 議後，中共中央加緊了對張學良、楊虎城及其東(dong) 北軍(jun) 和第十七路軍(jun) 的爭(zheng) 取工作，並與(yu) 之結成了“三位一體(ti) ”的統戰關(guan) 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首先在西北地區取得了成功。1936年下半年起，黨(dang) 在山西的上層統一戰線工作也成績顯著，成立了實際由黨(dang) 領導的山西抗日團體(ti) 犧牲救國同盟會(hui) ，把山西抗日救亡運動推向了高潮。

　　1936年5月5日，毛澤東(dong) 和朱德以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中國人民紅軍(jun) 革命軍(jun) 事委員會(hui) 主席的身份，公開發表關(guan) 於(yu) 《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公開放棄反蔣口號，實際上將“抗日反蔣”政策轉變為(wei) “逼蔣抗日”政策。6月20日，中共中央就停止內(nei) 戰一致對外致電國民黨(dang) 五屆二中全會(hui) ，明確表示“國民黨(dang) 中任何領袖、任何委員起來抗日救國，我們(men) 同樣願意用全力支持他們(men)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隨時準備與(yu) 他們(men) 進行合作救國的談判。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致國民黨(dang) 中央並轉全體(ti) 國民黨(dang) 黨(dang) 員的信，倡議在抗日的大目標下，國共兩(liang) 黨(dang) 實行第二次合作。9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guan) 於(yu) 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強調目前中國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yi) ，把日本帝國主義(yi) 與(yu) 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我們(men) 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

　　“逼蔣抗日”的方針無疑是正確的。蔣介石是國民黨(dang) 最大的實力派，中國抗日如果沒有其參加是難以想象的。問題是經過長征，雖然紅軍(jun) 的骨幹力量得以保存，但人數大減，如果沒有張學良、楊虎城的配合，對於(yu) 頑固反共的蔣介石來說，要使其停止對紅軍(jun) 的進攻，轉而同共產(chan) 黨(dang) 合作共同抗日還是有很大難度的。

　　在此關(guan) 頭，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蔣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jun) 抗日等六項條件，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jue) ，從(cong) 而結束了長達近十年的國共內(nei) 戰，實現了中共中央“逼蔣抗日”的戰略目標，全國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雖然此後蔣介石在聯共的問題上有所反複，但國共第二次合作已是大勢所趨。正如習(xi) 仲勳在西安事變50周年紀念大會(hui) 上所指出的：“在當時形勢下，能否使掌握著全國政權的國民黨(dang) 最高領導轉到團結抗日的政策上來，這對能否順利地實現全民抗戰是關(guan) 鍵性的問題。西安事變以獨特的方式解決(jue) 了這個(ge) 問題。”“正是由於(yu) 西安事變的發生及其和平解決(jue) ，才最終結束十年內(nei) 戰，實現了國內(nei) 和平，促成以國共合作為(wei) 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也才有了抗日戰爭(zheng) 。”

　　西安事變不僅(jin) 是國共合作走向共同抗戰的起點，也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曆史命運的一個(ge) 重要轉折點。之所以能實現這樣的轉折，關(guan) 鍵在於(yu)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及時調整自己的政策。試想，如果中央紅軍(jun) 到達陝北之後，中共中央仍堅持過去一度高喊的“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而不是倡導“停止內(nei) 戰、一致對外”，主張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不會(hui) 有中共、張學良的東(dong) 北軍(jun) 、楊虎城的西北軍(jun) 之間的“三位一體(ti) ”的關(guan) 係，即不會(hui) 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率先在西北地區的實現，也就沒有西安事變的發生。客觀地說，如果西安事變不發生，如果張學良、楊虎城配合蔣介石的中央軍(jun) ，對剛剛實現三個(ge) 方麵軍(jun) 會(hui) 師的紅軍(jun) 進行大規模的“圍剿”，紅軍(jun) 能否在陝北立足確是一個(ge) 難以預料的問題。西安事變的結果使蔣介石被迫停止了全國性的內(nei) 戰，也使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度過了十分困難的階段，隨後迎來了抗戰中的大發展。而西安事變之所以發生並最終和平解決(jue)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起到了關(guan) 鍵性的作用。所以，由“武裝保衛蘇聯”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一個(ge) 極為(wei) 重要的戰略轉變，它不但促成了全國抗戰局麵的形成，也極大地改變了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自身的處境和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