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律》是中國法製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yi) 的法典，是中國古代法律編纂的曆史總結，而且下啟清代乃至近代中國立法活動的發展，為(wei) 中國近現代的法製建設提供了一些寶貴的借鑒。

　　中國古代重視司法，進而也重視對司法官的培養(yang) 與(yu) 選任。既重視司法知識與(yu) 能力，更重視品格與(yu) 德性。秦漢時，已設有專(zhuan) 門傳(chuan) 授法律知識、培養(yang) 司法官吏的官署，稱作“律學”。西漢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皇帝下詔，令郡察舉(ju) 人才設“四科”，其三曰“明法律令”，說明“明法律令”是重要的擔任司法官的條件。

　　由魏晉至唐宋設律博士為(wei) 講授法律之官，以培訓司法人才。據《三國誌》記載，魏明帝時始設律博士，以培訓地方司法官吏。晉時律博士為(wei) 廷尉屬官執掌司法教育。

　　唐宋時，律學隸屬國子監，仍設律博士，凡命官、舉(ju) 人皆得入學。

　　唐朝建立科舉(ju) 製度以後，設明法，開科取士。永徽三年(公元652年)高宗下詔指出，“律學未有定疏，每年所舉(ju) 明法，遂無憑準，宜廣召解律人條義(yi) 疏奏聞”。可見，定疏議的目的之一就是為(wei) 明法考試提供評卷解卷的標準。

　　宋沿唐製，科舉(ju) 中仍然設明法科，而且擴大錄取名額。神宗改製時，為(wei) 了進一步改變“近世士大夫，多不習(xi) 法”的學風，“又立新科明法，試律令、《刑統》大義(yi) 、斷案”。科舉(ju) 試法起著某種導向作用，激發了士人學習(xi) 法律的積極性。如同神宗時大臣彭汝礪所說：“異時士人未嚐知法律也，及陛下以法令進之，而無不言法令。”蘇軾在《戲子由》詩中說：“讀書(shu) 萬(wan) 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這從(cong) 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蘇軾參加科舉(ju) 考試撰寫(xie) 的策論《刑賞忠厚之至論》說明他是讀書(shu) 讀律的，此文受到主考官梅堯臣和歐陽修的賞識，拔擢為(wei) 第二名。至禮部複試時，蘇軾再以《春秋對義(yi) 》論取為(wei) 第一名。

　　從(cong) 明朝起，廢除律博士，同時科舉(ju) 中廢明法科、刑法科，改用八股取士，致使入仕之官對法律茫然無知，而明清律又都規定“諸斷罪皆須具引律例”，如有舛錯則予以處罰，因此審判時不得不倚仗幕吏，遂使幕吏擅權。這是明清司法的一大弊端。

　　為(wei) 了彌補司法官法律知識的缺乏，防止司法權下移，《大明律》“吏律·公式”中首列“講讀律令”：“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剖決(jue) 事務。每遇年終，在內(nei) 從(cong) 察院，在外從(cong) 分巡禦史、提刑按察史官，按治去處考校。若有不能講解，不曉律意者，初犯罰俸錢一月，再犯笞四十附過。三犯於(yu) 本衙門遞降敘用。”

　　對於(yu) “講讀律令”之法，清代律學家吳壇在《大清律例通考》中考證說：“前明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舊例內(nei) 開：各處有司，每遇朔望詣學行香之時，令師生講說律例及禦製書(shu) 籍，俾官吏及合屬人等通曉法律倫(lun) 理，違者治罪。”

　　清朝建立以後，仿《大明律》製定《大清律集解附例》，仍將“講讀律令”條列於(yu) “吏律·公式”之中，並加小注“蓋欲人知法律而遵守也”。

　　雍正一朝，對“講讀律令”極為(wei) 重視。據《大清會(hui) 典事例》載，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議準：“嗣後年底，刑部堂官傳(chuan) 集滿漢司員，將律例內(nei) 酌量摘出一條，令將此條律文背寫(xie) 完全，考試分別上、中、下三等，開列名次奏聞。”

　　乾隆初，吏部以內(nei) 外官員各有本任承辦事例，“律例條款繁多，難概責以通曉，奏請刪除官員考校律例一條”，乾隆帝“不允”，諭曰：“誠以律例關(guan) 係重要，非盡人所能通曉，講讀之功不可廢也。”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上諭中嚴(yan) 肅指出：“若謂各部則例未能盡行通曉則可，若於(yu) 本部本司律例茫然不知，辦理事件徒委書(shu) 吏之手，有是理乎!”

　　“講讀律令”條中所謂的“國家律令”，是指“頒行天下，永為(wei) 遵守”的《大明律》和《大清律例》而言。這兩(liang) 部法典雖以刑法為(wei) 核心內(nei) 容，但也是諸法合體(ti) 的國家大法，涵蓋十分寬廣，涉及行政、民事、財經、刑法、訴訟、斷獄、監獄與(yu) 家庭、社會(hui) 等諸多方麵，故而要求“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剖決(jue) 事務”。

　　為(wei) 適應官員應付“講讀律令”的需要，清朝允許和鼓勵私家注律，形成了由州縣官至封疆大吏乃至刑部官員組成的律學家隊伍。為(wei) 便於(yu) 官吏學律，編著了“便覽”之類的簡易讀本，此外，還有便於(yu) 記憶的圖表、歌訣類律學著作。

　　明清時代對於(yu) 官吏的“普法教育”和一係列規定，是很值得玩味的。其一，為(wei) 官者不可不知法，故普法對象首在官不在民。其二，官員普法不限於(yu) 本部門的法規，更應當熟悉國家最重要的法典。其三，官員普法的要求載於(yu) 刑法典，是具有強製性的，違反者要給予製裁。其四，每年定期考試官員的法律知識形成製度而不是一時的轟轟烈烈。其五，考試結果區分優(you) 劣，按法予以獎懲。“講讀律令”起了很好的導向作用，增加了官民的法律意識。曆史的經驗證明，隻有執法者法律素質的提高，才有助於(yu) 援法斷罪，改善司法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