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有一個(ge) 長時段、大曆史的全球化史觀，從(cong) 而破除對西方文化自我成聖的神秘化

　　在19世紀後由西方所主導的人文社會(hui) 科學研究中，西方文化是人類思想的中心，它代表著人類的未來。其根據是現代化的社會(hui) 發展模式和思想均由西方人確立。西方所以取得現代化的顯著成就，獲得這樣的地位，是因為(wei) 西方有一整套的思想文化傳(chuan) 統。文化的優(you) 越，導致了發展的優(you) 越;文化的先進，導致了社會(hui) 的先進。這樣，西方文化的這種地域性的經驗就成為(wei) 全球性的經驗，放之四海而皆準;西方的政治製度和文化觀念應成為(wei) 全球所有國家的製度和發展理念。於(yu) 是就有了目前被人們(men) 廣泛接受的“東(dong) 西之分”“現代與(yu) 傳(chuan) 統”之別的二元對立的模式。西方代表著現代和先進，東(dong) 方或者非西方代表著傳(chuan) 統和落後。這樣，東(dong) 方或者非西方國家如果希望走上現代之路，就一定要和傳(chuan) 統決(jue) 裂，要向西方學習(xi) ，似乎唯有如此，東(dong) 方或非西方國家與(yu) 民族才能複興(xing) 。

　　不可否認，西方文化中確有許多有價(jia) 值的東(dong) 西，也為(wei) 人類的文明與(yu) 文化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理念，值得東(dong) 方去學習(xi) 。但中西對立，現代與(yu) 傳(chuan) 統二分的模式顯然有著它的弊端。僅(jin) 就曆史而言，這樣的思路美化了西方的道路，把西方文化與(yu) 精神發展史說成了一個(ge) 自我成長的曆史，把在漫長曆史中阿拉伯文化、東(dong) 方文化對其的影響與(yu) 貢獻完全忽略，特別是在啟蒙時期，完全無視東(dong) 西文化之間的交流與(yu) 融合的曆史，當然也無視自大航海以後，西方在全球的殖民曆史以及對其他文化的滅絕與(yu) 罪惡。從(cong) 全球化史的觀點來看，這是有問題的。麥金德曾指出過：若視歐洲史附屬於(yu) 亞(ya) 洲史，即可非常深刻地認識歐洲史，史學家們(men) 的老祖宗(希羅多德)認為(wei) ，歐洲史各時期均留有跨越將東(dong) 西方隔開的假想線而交替運動的印記。有了這樣一個(ge) 長時段、大曆史的全球化史觀，有了對西方文化自我成聖的神秘化破除，再來討論16-18世紀啟蒙時期中國古代文化在歐洲的影響就有了一個(ge) 基本的出發點。

　　18世紀歐洲中國熱不得不提的思想與(yu) 人物

　　關(guan) 於(yu) 西方思想和中國思想在啟蒙時期的相遇，正像從(cong) 大航海時代開始，“任何試圖弄清楚歐洲和亞(ya) 洲思想會(hui) 麵問題的研究都必須在這一語境下展開”。從(cong) 社會(hui) 側(ce) 麵來看，啟蒙時期儒家經典和中國古代文化對歐洲的影響就表現在18世紀的中國熱。“啟蒙時期正是中國清朝的早期和中期，這時中國在世界曆史上的影響達到了巔峰……中國在世界曆史和世界地理上都引人注目，其哲學、文化和重農(nong) 思想受到密切的關(guan) 注，其經驗被視為(wei) 典範”。在18世紀歐洲中國熱中，有三個(ge) 不得不提的思想與(yu) 人物。

　　萊布尼茨：歐洲最關(guan) 心中國的哲學家

　　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是當時歐洲最關(guan) 心中國的哲學家，而且他和來華傳(chuan) 教士有著直接的接觸和聯係，他出版了德國曆史上第一本關(guan) 於(yu) 中國的書(shu) ——《中國近事》。在禮儀(yi) 之爭(zheng) 中，他明確地站在耶穌會(hui) 一邊，寫(xie) 了《論尊孔民俗》這一重要文獻，晚年，又寫(xie) 下了其哲學生涯中關(guan) 於(yu) 中國研究的最重要文獻《中國自然神學論》。

　　“孔廟大主持”伏爾泰

　　《風俗論》是伏爾泰的一部重要著作，在這部著作中，伏爾泰第一次把整個(ge) 中國文明史納入世界文化史之中，從(cong) 而打破了以歐洲史代替世界史的“歐洲中心主義(yi) ”的史學觀。他說，“東(dong) 方民族早在西方民族形成以前就有自己的曆史，我們(men) 有什麽(me) 理由不重視東(dong) 方呢?”“當你以哲學家身份去了解這個(ge) 世界時，你首先把目光朝向東(dong) 方，東(dong) 方是一切藝術的搖籃，東(dong) 方給了西方一切。”“如果中國的曆史紀年是真實的，基督教的紀年就是假的，梵蒂岡(gang) 就在騙人，歐洲的曆史也就是一部謊言的曆史。”借助中國，借助孔子，啟蒙思想家們(men) 吹響了摧毀中世紀思想的號角。而伏爾泰這位18世紀啟蒙的領袖是穿著孔子的外套出場的，他的書(shu) 房叫“孔廟”，他的筆名是“孔廟大主持”。

　　魁奈重農(nong) 學說“特別得自於(yu) 中國的傳(chuan) 統文化”

　　魁奈(1694-1774)也是推動18世紀法國中國熱的重要人物。魁奈對孔子充滿了崇敬，他從(cong) 孔子學說中找到自己經濟學說的思想基礎——自然法則。重農(nong) 學派的自然秩序理論主要受益於(yu) 中國古代思想，魁奈說：“中華帝國不是由於(yu) 遵守自然法則而得以年代綿長、疆土遼闊、繁榮不息嗎?那些靠人的意誌來統治並且靠武裝力量來迫使人們(men) 服從(cong) 於(yu) 社會(hui) 管轄的民族，難道不會(hui) 被人口稠密的中華民族完全有根據地看作野蠻民族嗎?這個(ge) 服從(cong) 自然秩序的廣袤帝國，證明造成暫時的統治經常變化的原因，沒有別的根據或規則，隻是由於(yu) 人們(men) 本身的反複無常，中華帝國不就是一個(ge) 穩定、持久和不變的政府的範例嗎?……由此可見，它的統治所以能夠長久維持，絕不應當歸因於(yu) 特殊的環境條件，而應當歸因於(yu) 其內(nei) 在的穩固秩序。”這個(ge) 內(nei) 在固有的秩序就是“自然秩序”，正是他的學說的核心思想。中國學者談敏認為(wei) ：“重農(nong) 學派創立自然秩序思想，其重要思想來源之一，是得自中國的文化傳(chuan) 統;尤其是這一思想中那些在西方學者看來不同於(yu) 歐洲主流思想的獨特部分，幾乎都能在中國古代學說中找到其範本。”

　　中國觀顛覆性變化是歐洲自身思想變化的結果

　　在啟蒙運動中始終有兩(liang) 種聲音，從(cong) 孟德斯鳩到盧梭，啟蒙思想也在發生不斷的演進與(yu) 變化，這種變化最終在1793年孔多塞的《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中表達了出來，此時，以進步為(wei) 核心的啟蒙觀念確定了下來。此時中國成為(wei) 與(yu) 進步對峙的“停滯的國家”。如他所說：“我們(men) 就必須暫時把目光轉到中國，轉到那個(ge) 民族，他們(men) 似乎從(cong) 不曾在科學上和技術上被別的民族所超出過，但他們(men) 卻又隻是看到自己被所有其他的民族一一相繼地超趕過去。這個(ge) 民族的火炮知識並沒有使他們(men) 免於(yu) 被那些野蠻國家所征服;科學在無數的學校裏是向所有的公民都開放的，惟有它才導向一切的尊貴，然而卻由於(yu) 種種荒誕的偏見，科學竟致淪為(wei) 一種永恒的卑微;在那裏甚至於(yu) 印刷術的發明，也全然無助於(yu) 人類精神的進步。”

　　這樣我們(men) 看到啟蒙運動從(cong) 伏爾泰到孔多塞，它走過了一個(ge) 完整的過程，對中國從(cong) 讚揚變為(wei) 批判。其實中國仍是中國，這種中國觀的變化是歐洲自身思想變化的結果。“中國形象發生顛覆性的轉變，歸根結底是歐洲人看待中國時的坐標已經鬥轉星移，從(cong) 尊敬古代變為(wei) 肯定當今，從(cong) 崇尚權威變為(wei) 擁戴理性，從(cong) 謹慎地借古諷今變為(wei) 大膽地高揚時代精神。因此中國曾經被作為(wei) 聖經知識體(ti) 係的從(cong) 屬物而被尊敬，被作為(wei) 古老文明典範而被尊敬，但瞬間又為(wei) 同樣的原因被輕視。借耶穌會(hui) 士之手所傳(chuan) 遞的中國知識在17-18世紀的歐洲人眼裏堆積起的中國形象其實沒有太大變化，隻是這個(ge) 形象的價(jia) 值隨著歐洲人價(jia) 值觀的變化而改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