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包括中國傳(chuan) 統哲學和中國現代哲學，在這二者之間存在著“古今之變”。由於(yu) 在中國傳(chuan) 統學術思想中沒有“哲學”這個(ge) 名詞，也就沒有規範意義(yi) 的“哲學”這個(ge) “學科”，所以談中國傳(chuan) 統哲學的“知識體(ti) 係”，也是一個(ge) 比較複雜的問題。

　　中國傳(chuan) 統學術思想的

　　發展階段和圖書(shu) 分類

　　梁啟超在1902年作有《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他把中國數千年學術思想劃分為(wei) 八個(ge) 時代：第一是“胚胎時代，春秋以前是也”，也就是中國的上古文化時期;第二是“全盛時代，春秋末及戰國是也”，也就是先秦諸子時期;第三是“儒學統一時代，兩(liang) 漢是也”，也就是確立了儒學在國家意識形態上“獨尊”地位的時期;第四是“老學時代，魏、晉是也”，也就是魏晉玄學“儒道互補”的時期;第五是“佛學時代，南北朝、唐是也”，也就是南北朝以後的儒、釋、道三教並舉(ju) 的時期;第六是“儒佛混合時代，宋、元、明是也”，這主要是宋元明理學的時期;第七是“衰落時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這是指清代學術，後來梁啟超寫(xie) 有《清代學術概論》，認為(wei) 清代學術是“以複古求解放”的時期;第八是“複興(xing) 時代，今日是也”，這就是指中國近代以後的學術了。

　　關(guan) 於(yu) “胚胎時代”，梁啟超說：“綜觀此時代之學術思想，實為(wei) 我民族一切道德、法律、製度、學藝之源泉。約而論之，蓋有三端：一曰天道，二曰人倫(lun) ，三曰天人相與(yu) 之際，是也。” 中國學術思想的“胚胎時期”之所以重要，就是因為(wei) 它是中國上古文化經典形成，即清代學者章學誠所謂“《六經》皆先王之政典”的時期。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述六經，就是繼承和發展了中國上古文化的優(you) 秀傳(chuan) 統。

　　關(guan) 於(yu) “全盛時代”，梁啟超實際上比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更早認識到，那是世界文化史上的“軸心時期”，中國、印度和西方文化在那個(ge) 時期都實現了思想或哲學的“突破”。梁啟超說：“全盛時代，以戰國為(wei) 主，而發端實在春秋之末。孔北老南，對壘互峙;九流十家，繼軌並作。如春雷一聲，萬(wan) 綠齊茁於(yu) 廣野;如火山乍裂，熱石競飛於(yu) 天外。壯哉盛哉!非特中華學界之大觀，抑亦世界學史之偉(wei) 績也。”所謂“如春雷一聲”“如火山乍裂”，形象而生動地描述了中國文化在先秦時期所實現的思想或哲學的“突破”。

　　在梁啟超的思想中，先秦諸子的“突破”不是一種斷裂性的突破，而是一種“溫和”的突破，是既有連續性又有飛躍的一種突破，是從(cong) “胚胎”而長成到“全盛”的一種突破。

　　中國傳(chuan) 統學術的著作形態和圖書(shu) 分類就是以“胚胎時代”的經書(shu) (以及儒家對經書(shu) 的詮釋)和“全盛時代”的子書(shu) 為(wei) 基礎的。除“經、史、子、集”四部分類之外，還有《道藏》和《佛藏》等。在學術分類上，宋代以後也逐漸有義(yi) 理之學、考據之學、辭章之學、經濟之學等分法。無論經學、子學、道學、佛學，還是理學、義(yi) 理之學等，實際上都難以等同於(yu) “哲學”這個(ge) “學科”。

　　“哲學”譯名的引入

　　與(yu) 中國傳(chuan) 統哲學的“實質係統”

　　“哲學”譯名出自日本啟蒙學者西周，他先把philosophy 譯為(wei) “希賢學”或“希哲學”。“希賢”出自宋代周敦頤《通書(shu) 》的“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尚書(shu) 》中有“知人則哲”的表述，孔子臨(lin) 終時慨歎“泰山頹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哲”是智或大智的意思。西周在1874年出版的《百一新論》中始將philosophy譯名為(wei) “哲學”。“philosophy”源自西方，但“哲學”這個(ge) 譯名是東(dong) 西方文化交融互鑒的產(chan) 物。

　　“哲學”譯名於(yu) 1895年首次出現在中文著作黃遵憲的《日本國誌》和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十四卷修訂本)中。1898年(戊戌變法時)，康有為(wei) 在上奏光緒皇帝的《請開學校折》中提出廢止科舉(ju) ，廣開學校，其中講到德國的大學“其教凡經學、哲學、律學、醫學四科”，歐西各國及日本“皆效法焉”。此後，梁啟超、嚴(yan) 複、蔡元培、劉師培、章太炎、王國維等都有對“哲學”和“中國哲學”的研究。

　　張岱年先生在1937年寫(xie) 成《中國哲學大綱》。其“序論”先有“哲學與(yu) 中國哲學”一節，他把“對於(yu) 哲學一詞的看法”分為(wei) 兩(liang) 種，第一種是以西方哲學為(wei) “唯一的哲學範型”，依此見解，則中國就沒有“哲學”;第二種是“將哲學看作一個(ge) 類稱”，西方哲學隻是此類的一個(ge) “特例”，依此見解，則中國古代關(guan) 於(yu) 宇宙、人生的思想理論即使“在根本態度上”與(yu) 西方哲學不同，也仍可名為(wei) “哲學”，它與(yu) 西方哲學同屬“哲學”這個(ge) 類，而各是其中的“特例”。這實際上就是講哲學的普遍性與(yu) 特殊性的關(guan) 係問題。在“序論”的第三節，張先生講“中國哲學之特色”，如“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等，這就是講中國哲學的特殊性，強調它是“中國係的哲學”，而非“西洋係、印度係”的哲學。

　　《四庫全書(shu) 提要》“易類序”說：“《易》之為(wei) 書(shu) ，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實際上，這也是中國傳(chuan) 統哲學的普遍架構。講“天人相與(yu) 之際”萌芽於(yu) 中國上古，貫穿於(yu) 中國傳(chuan) 統哲學的始終。清代戴震說：“天人之道，經之大訓萃焉。”“天人之道”是經書(shu) 中的“大訓”(大的義(yi) 理)，而在子、史、集中也有講“天人之道”的“大訓”，這個(ge) “大訓”就是中國傳(chuan) 統的哲學。

　　中國傳(chuan) 統哲學的“實質係統”或“知識體(ti) 係”，我在《中國傳(chuan) 統哲學綱要》的教材中表述為(wei) 天論部分、人論部分和知論部分。中國傳(chuan) 統哲學的主要特點，除了前人講過的“天人合一”“真善合一”“知行合一”之外，我認為(wei) 還有本體(ti) 論與(yu) 宇宙論合一、性與(yu) 天道合一、人性論與(yu) 價(jia) 值觀合一等。

　　因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學術沒有規範意義(yi) 的“哲學”這個(ge) “學科”，所以中國傳(chuan) 統哲學思想與(yu) 其“邊緣”也沒有明確的界限;又因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哲學“務為(wei) 治者也”的宗旨，所以其“邊緣”之外的許多知識如史料考證、人物傳(chuan) 記和社會(hui) 曆史背景等，對於(yu) 深入理解中國傳(chuan) 統哲學思想也有著密切的關(guan) 係。因此，對中國傳(chuan) 統哲學的研究也有著豐(feng) 富和廣泛的內(nei) 容。

　　淺議中國現代哲學

　　知識體(ti) 係的建設

　　中國文化自1840年以來，經曆了劇烈的衝(chong) 擊與(yu) 變動。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前，主要是中、西文化的碰撞;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又有馬克思主義(yi) 的傳(chuan) 入及其不斷的中國化。中國現代哲學的知識體(ti) 係建設，我想應是中、西、馬哲如何“綜合創新”的一個(ge) 問題。從(cong) 中國哲學(史)學科考慮，我想應處理好以下三個(ge) 方麵的關(guan) 係。

　　一是多元與(yu) 一體(ti) 的關(guan) 係。張岱年先生在20世紀30年代曾說：“我不相信將來哲學要定於(yu) 一尊……但我相信，將來哲學必有一個(ge) 重心或中心。”他提出“將唯物、理想、解析，綜合於(yu) 一”的一個(ge) “新的綜合哲學之大體(ti) 綱領”，他在1940年寫(xie) 成的《天人五論》，意在實現這個(ge) 綱領的“構想”。雖然張先生的哲學體(ti) 係沒有最後完成，但其中的一些觀點在現今仍有重要的意義(yi) 。

　　張岱年先生說“我不相信將來哲學要定於(yu) 一尊”，所以中國現代哲學的知識體(ti) 係也應是“多元與(yu) 一體(ti) ”的統一。現代新儒學的“新心學”“新理學”等也是多元中的一部分。馬哲、西哲等學科的綜合創新，當更有新的成果。這些多元的互補所形成的“一體(ti) ”就是中國現代的哲學。

　　二是“天人合一”與(yu) “明於(yu) 天人之分”的關(guan) 係。中國傳(chuan) 統哲學的普遍架構是“推天道以明人事”，其主流思想是“天人合一”;而荀子提出的“明於(yu) 天人之分”，不是從(cong) 總體(ti) 上反對“天人合一”，而是要明於(yu) “天人之際”哪些方麵是統一的，哪些方麵不應該“合”而應該“分”。在現代知識的背景下，“天道”與(yu) “人道”的關(guan) 係，也會(hui) 有“分”與(yu) “合”的不同哲學形態。如張岱年先生曾提出“一本多級”或“物本心至”的觀點，即認為(wei) 自然界和人類社會(hui) 既有普遍的規律，又分為(wei) 物、生命和精神活動等多級，每級各有其特殊的規律，就整個(ge) 世界而言，物為(wei) 一本，而人的精神活動則屬於(yu) 最高層級。這種現代的“明於(yu) 天人之分”的思想，有利於(yu) 人類客觀地認識自然界，有利於(yu) 科學的發展，我想也是有其重要意義(yi) 的。

　　三是知識與(yu) 信仰的關(guan) 係。西方文化有知識與(yu) 信仰或宗教與(yu) 哲學、科學的二分。中國傳(chuan) 統哲學的“仁民愛物”或“民胞物與(yu) ”，“以天下為(wei) 一家，以中國為(wei) 一人”的普世道德，實際上是與(yu) 中國文化的天地信仰，“唯天地，萬(wan) 物父母;唯人萬(wan) 物之靈”“天地之大德曰生”“夫大人者與(yu) 天地合其德”的思想密切聯係在一起。在現代科學知識的背景下，中華民族是否還可以保留對天地的信仰，延續對“天、地、國、親(qin) 、師”的尊崇，是否還要講“天地良心”或“頭上三尺有青天”等，如何保持知識與(yu) 信仰的協調和張力，我想這也是應該考慮的一個(ge) 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