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提出，體(ti) 現了我國經濟發展思路和宏觀調控指導思想上的新思維。需求和供給是一對“相反相成”的概念，政府調控的職能在於(yu) 實現總需求與(yu) 總供給的動態平衡。我們(men) 所熟悉的需求側(ce) 管理，通常通過抽緊或放鬆銀根，對總需求進行抑製或刺激，實施“反周期”操作。供給側(ce) 管理則不同，它具有明顯的區別對待、突出重點、定向調控等結構性特征，操作難度也大得多。

　　首先，從(cong) 經濟學基礎理論創新的視角看，供給側(ce) 對需求側(ce) 的響應機製及其特征，是劃分經濟發展不同階段或不同時代的決(jue) 定性因素。人類社會(hui) 從(cong) 自然原始狀態，一路走過以農(nong) 業(ye) 革命、工業(ye) 革命和信息革命為(wei) 標誌的文明提升過程，其中關(guan) 鍵的生產(chan) 力和生產(chan) 關(guan) 係創新，都發生在供給側(ce) 。在全球化時代，供給側(ce) 以美國蘋果公司產(chan) 品為(wei) 代表的產(chan) 出創新，可以在中國釋放出巨大的消費需求；出於(yu) 對國內(nei) 供給不足的響應，中國遊客會(hui) 到日本去“爆買(mai) ”馬桶蓋。我們(men) 以往密切關(guan) 注的需求側(ce) 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消費、投資、淨出口，其實已衍生出“結構化”的邏輯，隻有將這種結構化邏輯傳(chuan) 導、轉移到供給側(ce) ，才形成對整個(ge) 經濟增長動力體(ti) 係的完整認知和把握——在現實世界，完全的市場競爭(zheng) 並不能解決(jue) 結構優(you) 化問題，引導結構優(you) 化的“政策供給”和激發潛力釋放的“製度供給”必不可少。

　　其次，從(cong) 經濟調控實踐看，政府實施供給側(ce) 管理已有成功經驗在先。為(wei) 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chong) 擊，美國當局區別對待、重點支持，先後給花旗、“兩(liang) 房”、通用注資，成為(wei) 引導複蘇過程的決(jue) 定性轉折點。中國近年也一再實行“定向寬鬆”，結構化運用貨幣政策，在財政政策方麵更是為(wei) 優(you) 化結構而不遺餘(yu) 力。

　　第三，從(cong) 經濟社會(hui) 轉軌過程中的我國具體(ti) 國情看，客觀上也需要實施理性的供給側(ce) 管理。在“三農(nong) ”、區域協調、社會(hui) 保障、環境保護、科技創新、國防、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重點建設、補短板優(you) 結構等方麵，急需通過深化改革和製度供給，解放生產(chan) 力，化解矛盾和隱患，打造經濟發展新動力，形成可持續發展的後勁。

　　由此可見，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不是貼標簽、造概念，而是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理論聯係實際的轉軌與(yu) 創新；不是否定需求側(ce) 作用和簡單搬用美國供給學派的“減稅為(wei) 主”思路，而是借鑒中外所有需求管理、供給管理有益經驗，側(ce) 重於(yu) 供給體(ti) 係建設的係統工程；不是搞所謂“新計劃經濟”，而是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jue) 定性作用前提下，把有效市場和有為(wei) 有限政府相結合，構造中國式現代治理，實現中國式超常規發展。換言之，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核心內(nei) 涵，是以改革為(wei) 龍頭，結構優(you) 化為(wei) 關(guan) 鍵，解放生產(chan) 力的長期行為(wei) 。

　　站在新的曆史起點上的中國，為(wei)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須打造新的動力體(ti) 係。從(cong) 供給側(ce) 相關(guan) 因素看，主要涉及勞動力、土地及自然資源、資本、科技、製度及管理這五項。曆史經驗表明，這五大要素中的前三項，在一個(ge) 經濟體(ti) 達到中等收入水平過程中，對於(yu) 發展的支撐和貢獻明顯。在此之後，難免出現“邊際收益遞減”。因此，為(wei) 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我們(men) 必須更多地依靠後兩(liang) 大要素的潛力釋放——以科技創新提供“第一生產(chan) 力”，以製度改革帶來“最大紅利”，以提高全要素生產(chan) 率打造發展“升級版”新動能。

　　針對現實經濟生活中的突出矛盾與(yu) 問題，亟須在改革中解除供給約束，包括合理調整人口政策，優(you) 化勞動力供給及人口結構；積極推進土地製度改革，建立城鄉(xiang) 統一的土地市場；深化金融改革，使間接、直接融資產(chan) 品多樣化，加大服務實體(ti) 經濟的力度和精準度；推進教育、科技改革，破解“錢學森之問”，釋放科技創新潛力；減輕企業(ye) 綜合成本，激發微觀主體(ti) 活力；主要通過市場化的兼並重組，淘汰落後、過剩產(chan) 能；改造政府行政架構，轉變政府職能，等等。

　　雖然從(cong) 供給側(ce) 發力攻堅克難任務艱巨，但我們(men) 別無選擇，必須迎難而上。推進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中國不僅(jin) 可以有技術層麵的“後發優(you) 勢”，不僅(jin) 可以消解漸進改革路徑依賴的某些“後發劣勢”，還有望形成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政治經濟學支持之下供給側(ce) 實踐的“先發優(you) 勢”。■

　　(賈康 作者係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