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時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第一代領導集體(ti) 的重要成員，在其革命生涯中始終注重群眾(zhong) 工作、強調群眾(zhong) 觀念。延安時期，為(wei) 了在整風學習(xi) 中改造黨(dang) 員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使黨(dang) 和群眾(zhong) 的聯係更加密切，任弼時寫(xie) 了《共產(chan) 黨(dang) 員應當善於(yu) 向群眾(zhong) 學習(xi) 》一文。在文中他用三個(ge) “為(wei) 什麽(me) ”強調了共產(chan) 黨(dang) 員要向群眾(zhong) 學習(xi) 的原因以及如何向群眾(zhong) 學習(xi) 等問題。

　　“為(wei) 什麽(me) 說向群眾(zhong) 學習(xi) ，是有關(guan) 黨(dang) 的領導是否正確，是否不脫離群眾(zhong) 的問題呢?”

　　群眾(zhong) 路線是黨(dang) 的根本工作路線。任弼時強調黨(dang) 的政策唯有得到群眾(zhong) 擁護才能動員群眾(zhong) 去執行。他認為(wei) 向群眾(zhong) 學習(xi) 之所以關(guan) 乎黨(dang) 的正確領導，是因為(wei) 黨(dang) 製定的政策必須符合群眾(zhong) 利益與(yu) 群眾(zhong) 要求，唯有如此才能夠得到群眾(zhong) 的擁護、動員群眾(zhong) 積極行動。然而，要想把黨(dang) 的政策有效轉化為(wei) 群眾(zhong) 的自覺行動，幹部在製定政策的過程中必須做到麵向群眾(zhong) 、關(guan) 心群眾(zhong) 生活、傾(qing) 聽群眾(zhong) 呼聲以及深入了解群眾(zhong) 的迫切需要。任弼時把這個(ge) 過程中的“群眾(zhong) 方法論”總結為(wei) ：凡屬正確的領導意見，必須是從(cong) 群眾(zhong) 中集中起來的、在群眾(zhong) 中堅持下去的意見。這是因為(wei) 黨(dang) 員幹部隻有先向群眾(zhong) 學習(xi) ，向具體(ti) 事件學習(xi) ，才能有力地指導群眾(zhong) 行動。

　　任弼時針對當時黨(dang) 內(nei) 存在的脫離群眾(zhong) 的傾(qing) 向，號召黨(dang) 員做到毛澤東(dong) 強調的“一定要有眼睛向下的決(jue) 心和甘當小學生的精神”，並要求每個(ge) 黨(dang) 員，特別是黨(dang) 員幹部學習(xi) 1943年中共中央通過的由毛澤東(dong) 起草的《關(guan) 於(yu) 領導方法的決(jue) 定》。任弼時認為(wei) 群眾(zhong) 有著偉(wei) 大的創造力，隻要依靠群眾(zhong) ，任何困難都有辦法可以解決(jue) 。他在文章中為(wei) 脫離群眾(zhong) 的幹部畫像：“有些同誌所擬的計劃或決(jue) 定，不是經過詳細的調查研究，不是從(cong) 總結群眾(zhong) 實踐鬥爭(zheng) 的經驗產(chan) 生的，常常是隻憑主觀，隻憑感想，隻憑書(shu) 本去決(jue) 定政策，自然要成為(wei) 不切實際的空論。他們(men) 在執行上級一般的決(jue) 定時，常常不善於(yu) 根據當地情況去研究具體(ti) 實現的辦法，而是簡單地用強迫命令的官僚主義(yi) 辦法去完成。在執行過程中發生困難時，又常常是眼睛向上，等待辦法從(cong) 上麵降臨(lin) ，自己完全失掉主動性和創造性。”任弼時認為(wei) 解決(jue) 上述問題的辦法就是黨(dang) 員幹部要虛心向群眾(zhong) 學習(xi) 。

　　“為(wei) 什麽(me) 說向群眾(zhong) 學習(xi) ，是有關(guan) 理論與(yu) 實踐能否密切聯係，馬列主義(yi) 能否具體(ti) 化與(yu) 發展的問題呢?”

　　理論與(yu) 實踐相結合是黨(dang) 的優(you) 良作風。針對當時黨(dang) 內(nei) 存在的理論與(yu) 實踐不統一的情況，任弼時強調，有些同誌在講哲學時，隻是抽象地懂得理論由實踐產(chan) 生再回去指導實踐，而一到實際工作中常常不能正確地使這兩(liang) 者統一起來。他在文中指出，這種情況的出現是因為(wei) 有人以為(wei) 理論無法指導實踐，如認為(wei) 《資本論》不能解釋邊幣、法幣問題;還有人以為(wei) 在春耕運動、發展合作社等實際工作中沒有理論可言，也學不到理論。任弼時批判了上述兩(liang) 種錯誤認識，並指出學習(xi) 《資本論》、學習(xi) 馬克思主義(yi) 理論的目的，就是為(wei) 了從(cong) 這些學習(xi) 中能夠得到方法以幫助我們(men) 解決(jue) 實際問題;在春耕運動、發展合作社等實踐中要總結經驗，找到規律，形成明確的方向。一句話，“我們(men) 天天要領導群眾(zhong) 行動，就天天需要理論來指導”。

　　在任弼時看來，唯有從(cong) 群眾(zhong) 中來的理論才能指導實踐。他指出馬克思主義(yi) 理論不是憑空想出的，是從(cong) 群眾(zhong) 中來的，是把群眾(zhong) 分散的無係統的意見，化為(wei) 集中的係統的意見，把群眾(zhong) 盲目的實踐，變成自覺的有目的的行動。任弼時認為(wei) 隻有通過向群眾(zhong) 學習(xi) 使理論與(yu) 實踐密切結合，才能真正使馬克思主義(yi) 成為(wei) 行動指南而不是教條，真正使馬列主義(yi) 的普遍真理與(yu) 中國革命的具體(ti) 實踐相結合，真正使馬列主義(yi) 具體(ti) 化、中國化，並有新的發展。因此，任弼時強調我們(men) 要學習(xi) 馬列主義(yi) 理論，不僅(jin) 要學習(xi) 馬列原著，還特別要去學習(xi) 中國化的馬列主義(yi) ，學習(xi) 毛澤東(dong) 的著作及黨(dang) 的決(jue) 定，並要在領導群眾(zhong) 實踐中發展馬列主義(yi) 。

　　“為(wei) 什麽(me) 說向群眾(zhong) 學習(xi) ，是有關(guan) 我們(men) 有無群眾(zhong) 觀念及黨(dang) 性純否的問題呢?”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的黨(dang) 性與(yu) 人民性始終是統一的。之所以說向群眾(zhong) 學習(xi) 關(guan) 乎黨(dang) 性，任弼時認為(wei) 其原因是我們(men) 的革命不是為(wei) 了個(ge) 人的利益、個(ge) 人的名譽地位，而是為(wei) 了群眾(zhong) 謀解放。所以在一切工作中“都要從(cong) 照顧群眾(zhong) 的利益出發，從(cong) 照顧群眾(zhong) 的經驗出發，從(cong) 依靠群眾(zhong) 的力量出發”。他指出黨(dang) 密切聯係群眾(zhong) 就要“與(yu) 群眾(zhong) 融成一片”，這是每個(ge) 黨(dang) 員應有的群眾(zhong) 觀念，同時也是每個(ge) 黨(dang) 員有無黨(dang) 性的“起碼條件”。這就要求每個(ge) 黨(dang) 員對待群眾(zhong) 的態度不是站在群眾(zhong) 之上，而是站在群眾(zhong) 之中，並有虛心向群眾(zhong) 學習(xi) 的決(jue) 心。

　　任弼時還指出了工作中缺乏群眾(zhong) 觀念的幹部特征：“他們(men) 在處理一切問題時，常常表現其觀念上沒有群眾(zhong) ，或者隻有抽象的模糊的群眾(zhong) ，而沒有具體(ti) 的鬥爭(zheng) 的群眾(zhong) 。他們(men) 沒有從(cong) 調查研究群眾(zhong) 的實踐中去想辦法，而是從(cong) 感想從(cong) 書(shu) 本上去想辦法。沒有想到他們(men) 所決(jue) 定的東(dong) 西，是否符合於(yu) 群眾(zhong) 的需要，是否能得到群眾(zhong) 的擁護，是否能動員群眾(zhong) 自覺地積極地起來去實行。他們(men) 沒有站在群眾(zhong) 之中，與(yu) 群眾(zhong) 融成一片，而是站在群眾(zhong) 之上，去強迫命令。”任弼時強調這樣的幹部必然脫離群眾(zhong) ，必然不能做好工作，這樣的情況必然發展成官僚主義(yi) ，並指出這是黨(dang) 性問題，應堅決(jue) 糾正。因此號召每個(ge) 黨(dang) 員，特別是每個(ge) 幹部要堅持強烈的群眾(zhong) 觀念，在整風學習(xi) 中糾正自己“三風”不正的缺點，使自己與(yu) 群眾(zhong) 的聯係更加密切。

　　《共產(chan) 黨(dang) 員應當善於(yu) 向群眾(zhong) 學習(xi) 》一文是任弼時為(wei) 紀念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成立22周年而寫(xie) 的文稿。當今，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正在向百年大黨(dang) 邁進。這篇文章中所蘊含的群眾(zhong) 觀仍然能夠為(wei) 黨(dang) 員幹部做好新時代群眾(zhong) 工作提供啟示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