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前，日本援助中國的防疫物資上所寫(xie) 的“青山一道同風雨，明月何曾是兩(liang) 鄉(xiang) ”“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等詩句引起人們(men) 熱議。隨著新冠肺炎在全球大流行、中國國內(nei) 疫情趨於(yu) 平緩，中國投桃報李的時候到了。

　　在中國捐助給其他國家物資的包裝箱上，出現了許多帶有中國文化特色的詩句，如在援助意大利的物資上包裝箱上，就寫(xie) 有明代學者李日華贈予意大利傳(chuan) 教士利瑪竇的詩句“雲(yun) 海蕩朝日，春色任天涯”;而在援助韓國的物資箱上，則寫(xie) 有新羅(今屬韓國)旅唐學者崔致遠的名句“道不遠人，人無異國”;援助印度的物資上所寫(xie) 的“尼蓮正東(dong) 流，西樹幾千秋”一句，實際上出自玄奘法師《題尼蓮河七言》一詩。

　　由此不難發現，中國古人愛寫(xie) 詩贈人，來中國留學的學者也常用漢語寫(xie) 詩(這一現象在日本學者中更為(wei) 常見)，中國古人走出國門，也願意用詩抒發情感，記錄所見所聞。總而言之，在中國，寫(xie) 詩的傳(chuan) 統自古而盛。

　　自先秦開始，古代中國就有“詩言誌，歌永言”的說法，意為(wei) 詩是用來表達作者的內(nei) 心誌意，而唱歌則是為(wei) 了拉長這些語言，使得情感能夠充分展現。直到現代，仍被朱自清稱為(wei) “開山的綱領”。可見，中國古人寫(xie) 詩、唱歌，正是為(wei) 了抒發自己內(nei) 心所想。

　　《論語》中曾經記載孔子教育自己的孩子孔鯉：“不學詩，無以言。”說明此時很多人已經將讀詩視作某種標準。結合孔子曾經編纂《詩經》經曆，以及其“盡善盡美”的論述不難發現，這種標準既是關(guan) 乎某人“君子”與(yu) 否的道德標準，亦是審美標準。

　　《論語》中還指出了詩“興(xing) 觀群怨”的作用，既能讓寫(xie) 的人、吟唱的人感發自己的內(nei) 心誌意，其他人亦能通過觀看、聽取一地的詩歌體(ti) 味這裏的風俗(《論語》中有“鄭聲淫，佞人殆”的說法)。人們(men) 在一同吟詩的過程中，可以聚在一起相互交流，待到詩歌廣為(wei) 流傳(chuan) 之後，采詩官便可以把這裏人們(men) 的想法收集起來，報得天子，此為(wei) “怨刺上政”。而統治者則通過詩來對百姓進行教化，所謂“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正是此意。

　　可見，這時的文學，特別是詩歌創作，是人對自己所見所想的記錄和表達，也是統治者與(yu) 臣民之間的互動。而曾經被統治者處以酷刑的司馬遷則認為(wei) ，作詩文者“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知來者”，其在評價(jia) 屈原之離騷時也說“離騷者，猶離憂也”。這時的詩、文，已經表現出了作者對自己內(nei) 心的探索。

　　至於(yu) 魏文帝曹丕，在其表達自己治世思想的文集《典論》中專(zhuan) 作《論文》一篇，將文提升到了“經國大業(ye) ”“不朽盛事”的高度。誠然如曹丕所說，年壽總有終結，榮樂(le) 隨之而止，唯有一人之詩文，方能使其名於(yu) 後世。這一觀點放在曹家三父子身上似乎無比恰當，不論小說如何演繹，但凡懂點詩的人，都能體(ti) 會(hui) 到曹操的耿介多氣，亦能體(ti) 會(hui) 到曹植的飄逸多才。

　　兩(liang) 晉時期的陸機，在《文賦》中提出“佇(zhu) 中區以玄覽，頤情誌於(yu) 典墳”，認為(wei) 文學創作其實是基於(yu) 人對於(yu) 物象的感知，也基於(yu) 作者本身的才學修養(yang) 。至於(yu) 南朝的劉勰，則將人置於(yu) “天地之心”的位置，認為(wei) 人是自然思考的器官，既然有心便有思考，既然有思考便有文，這是“自然之道”。

　　至此，中國古代關(guan) 於(yu) 詩文如何生發的理論幾近成熟。細看不難發現，古人寫(xie) 詩寫(xie) 文，基於(yu) 所見所聞，通過有韻律的語言表達自己的所思所想，希望通過這種帶有音韻、形式美感的藝術形式記錄、反映外界，並喚起更多人的共情。

　　清代趙翼曾有“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一句，並非唱衰，實則表明了當社會(hui) 發生巨大變化時，會(hui) 對詩人的創作產(chan) 生強大的刺激。可見用詩文來反映社會(hui) 現實是中國古人的傳(chuan) 統，這一點在魯迅的《摩羅詩力說》中亦有體(ti) 現。時至今日，國人亦應發揮這種傳(chuan) 統，用文字書(shu) 寫(xie) 、記錄時代。歸根結底一句話，我們(men) 優(you) 美的文字，應該體(ti) 現在援外防疫物資上，但不應該隻體(ti) 現在援外防疫物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