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是 21 世紀迄今為(wei) 止人類社會(hui) 麵臨(lin) 的真正的全球意義(yi) 上的危機，必將對整個(ge) 世界產(chan) 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自 2019 年底暴發以來，疫情已蔓延到整個(ge) 世界。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截至 2020 年 5 月 4 日 14 時，全球新冠肺炎確診人數超 350 萬(wan) ，死亡病例達24.7 萬(wan) ，最嚴(yan) 重的美國確診已超 115 萬(wan) 。除了疫情嚴(yan) 重的歐美，南美洲的巴西成為(wei) 繼美國、西班牙、意大利、英國、法國、德國、俄羅斯、土耳其後全球第 9 個(ge) 確診病例超 10 萬(wan) 的國家。

　　總體(ti) 來看，新冠肺炎的蔓延給整個(ge) 世界帶來了巨大的恐慌，甚至在很多地區形成了災難性後果。應對新冠肺炎疫情過程中暴露出來的嚴(yan) 重問題，更是從(cong) 另一個(ge) 側(ce) 麵凸顯了全球公共衛生治理的脆弱性，不僅(jin) 包括新興(xing) 經濟體(ti) 在內(nei) 的廣大發展中國家深受其害，甚至連公共衛生體(ti) 係和醫療條件均享譽世界的歐美發達國家，麵對疫情衝(chong) 擊也不堪一擊。更令人憂慮的是，疫情引發的種種次生災害比如經濟衰退、社會(hui) 停擺、權力擴張甚至國際摩擦，更令人對全球治理的未來感到憂心忡忡，整個(ge) 國際社會(hui) 在麵對疫情衝(chong) 擊時非但沒有形成“世界抗疫統一戰線”，反而陷入了越來越多相互責怪和責任轉嫁的局麵，甚至有人驚呼全球化逆轉和整個(ge) 世界秩序的坍塌。

　　毫無疑問，作為(wei) 一場公共衛生危機，新冠肺炎疫情必將在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成為(wei) 過去，但疫情衝(chong) 擊所暴露出的問題卻發人深思。為(wei) 什麽(me) 全球疫情治理沒有展現出其應有的能量?為(wei) 什麽(me) 大國抗疫合作步履蹣跚?疫情造成的危害將會(hui) 把整個(ge) 世界帶向何方?圍繞這些問題，本文試圖將新冠肺炎疫情置於(yu) 全球衛生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建設的框架，分析國際合作之難的多樣性根源，並由此分析全球衛生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的未來方向。

　　一、疫情衝(chong) 擊

　　如何理解疫情衝(chong) 擊的本質和危害，是診斷國際合作缺失的前提。表麵來看，新冠疫情衝(chong) 擊是一個(ge) 公共衛生事件和醫學問題，實際上並非如此，它以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形式表現出來，卻不限於(yu) 醫學和衛生問題，而是一個(ge) 嚴(yan) 重的社會(hui) 問題，尤其是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不足的問題。新冠病毒是一個(ge) 未知的致命病毒，是人類社會(hui) 麵對的公害，在本質上與(yu) 地震、火山、颶風、跨國犯罪、氣候變化等挑戰相同，區別不過是這一病毒通過其攜帶者 — —人的活動傳(chuan) 播。

　　一個(ge) 地區大規模社會(hui) 流動越頻繁，該病毒傳(chuan) 播速度越快，受該病毒影響和衝(chong) 擊也就越大。因此，新冠病毒的衝(chong) 擊借助現代化發展程度全球化浪潮的深度以及貨物、人員、信息等生產(chan) 要素等因素對整個(ge) 世界造成重大危害。

　　總體(ti) 來看，新冠肺炎是迄今為(wei) 止第一場真正全球意義(yi) 上的公共衛生危機，越是融入全球化程度深的地區、越是經濟發達的地區、越是人口規模越大和流動越快的地區，受到疫情衝(chong) 擊的影響也越大。從(cong) 作為(wei) “九省通衢”的武漢到歐洲的米蘭(lan) 、美國的紐約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地區，均印證了此次新冠疫情衝(chong) 擊最大的地區恰恰是最為(wei) 發達和最為(wei) 開放的地區，疫情暴露出的問題可以界定為(wei) “開放社會(hui) 的困境”。開放社會(hui) (Open Society)的概念最初是由哲學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提出，柏格森認為(wei) 開放社會(hui) 意味著政府是透明的，受到公眾(zhong) 製約，他認為(wei) 是否實行個(ge) 人自由和人權原則是判斷開放社會(hui) 的標準。在《開放社會(hui) 及其敵人》中，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將開放社會(hui) 界定為(wei) 多元主義(yi) (Pluralistic)和多文化(Multicultural)的社會(hui) ，他認為(wei) 開放社會(hui) 是一個(ge) 堅持個(ge) 人主義(yi) 本位的社會(hui) ，等同於(yu) 民主社會(hui) 、平等社會(hui) 、自發的社會(hui) ，不是人工設計的社會(hui) ，是好的社會(hui) ，而認為(wei) 集體(ti) 主義(yi) 社會(hui) 是“壞的社會(hui) ”，是開放社會(hui) 的敵人。

　　後來，開放社會(hui) 的概念為(wei) 喬(qiao) 治·索羅斯(George Soros)所借用，索羅斯將不確定性原理、反身性理論、開放社會(hui) 理念融為(wei) 一體(ti) ，並建立開放社會(hui) 基金，用於(yu) 改進所謂資本主義(yi) 體(ti) 係，但在對開放社會(hui) 的界定上仍然延續波普爾的觀點，帶有很強的意識形態色彩。相比起來，對“開放社會(hui) ”的本質做出精準界定的是德國著名思想家烏(wu) 爾裏希·貝克(Ulrich Beck)，他提出了一個(ge) “風險社會(hui) ”的概念，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guan) 注，認為(wei) 在風險社會(hui) 裏，危險不再來自外部，而是來自內(nei) 部，在列舉(ju) 了由於(yu) 核爆炸和使用化學物質造成環境質量惡化所可能導致的種種磨難後果後，他斷言在全球層麵已出現了一個(ge) 風險共同體(ti) ，它使國界成為(wei) 無意義(yi) 的東(dong) 西，使國際社會(hui) 成為(wei) 一種必要的烏(wu) 托邦。貝克的風險社會(hui) 對於(yu) 理解和界定 2020 年的新冠疫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yi) ，疫情衝(chong) 擊在世界所形成的影響並不主要體(ti) 現在衛生領域，而是體(ti) 現在社會(hui) 領域，即疫情本身不可怕，更可怕的是疫情造成的“次生災害”，表現為(wei) 經濟大衰退、權力大擴張、社會(hui) 大動蕩，甚至導致社會(hui) 信任危機，種族歧視和右翼排外主義(yi) 的泛濫，最嚴(yan) 重的情況是可能會(hui) 引發極右翼法西斯主義(yi) 的回歸。總體(ti) 來說，疫情衝(chong) 擊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具體(ti) 表現為(wei) 以下三個(ge) 方麵：

　　一是公共衛生衝(chong) 擊。疫情暴發後，受到衝(chong) 擊最大的是各國的醫療衛生體(ti) 係和物資保障體(ti) 係，尤其是隨著感染患者的快速增加，相關(guan) 醫療資源和物資保障紛紛告急，即便是歐美發達資本主義(yi) 國家，也普遍陷入資源匱乏和物質保障不力的困境。根據美國重症醫學會(hui) 估計，美國總共將有 96萬(wan) 名患者由於(yu) 感染新冠病毒而需要使用呼吸機，但美國急症治療醫院及其他各來源呼吸機僅(jin) 可能增加至 20 萬(wan) 台以上，且其中包含已經老舊的產(chan) 品。在疫情造成死亡人數最多的意大利，呼吸機的嚴(yan) 重短缺已經迫使醫生忍痛放棄對一些患者的救治。根據美國衛生部長阿紮爾提供的數據，美國國家醫療用品緊急儲(chu) 備隻有約1200萬(wan) 個(ge) 醫用級N95口罩和3000萬(wan) 個(ge) 外科口罩，要確保美國醫務人員夠用還至少需要 10 倍以上的數量。美國衛生與(yu) 公共服務部估計，如新冠肺炎疫情持續一年，美國將需要 35 億(yi) 個(ge) 口罩。美國醫療改善公司(Premier Inc.)副總裁豪恩·鮑威爾(Chaun Powell)說，醫院收到的 N95 口罩不到他們(men) 訂購的一半。非但美國如此，意大利、法國、德國、英國、日本等國家也麵臨(lin) 著“醫療物資荒”，甚至還頻頻發生一些國家截留其他國家醫療物資的事情。中國商務部發言人高峰在網上例行新聞發布會(hui) 上說，截至 2020年 4 月 8 日，已經有 58個(ge) 國家(地區)以及4 個(ge) 國際組織與(yu) 中國企業(ye) 簽署醫療物資商業(ye) 采購合同，還有 71 個(ge) 國家和 10 個(ge) 國際組織正在與(yu) 中國企業(ye) 開展商業(ye) 采購洽談。除此之外，新冠肺炎對醫療衛生體(ti) 係造成了沉重壓力。據世界衛生組織官網 4 月 7 日消息，目前全球有將近 2800 萬(wan) 名護士，盡管全球護理人員在 2013 年到 2018 年間增加了 470萬(wan) 名，但缺口仍有590萬(wan) 人。毫無疑問，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創下，無論準備得多麽(me) 充分，沒有一個(ge) 國家能夠保障足夠的醫療人員和物資。

　　二是經濟發展衝(chong) 擊。伴隨著嚴(yan) 峻的公共衛生形勢，疫情對世界經濟的打擊很大，導致世界經濟增長乏力，疫情負麵衝(chong) 擊顯著。2020 年 4 月 1 日，聯合國發布了《世界經濟形勢與(yu) 展望》4 月月度簡報，分兩(liang) 種情況預測疫情對 2020 年全球經濟的影響，2020 年全球經濟增長1.2%;最糟糕的情況下，全球經濟衰退，增長率為(wei) -0.9%。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4 月發布最新《世界經濟展望》報告，認為(wei) 全球經濟 2020 年將收縮 3%。彭博數據庫匯總了截至 3 月26 日各金融機構對全球主要國家(地區)經濟增長的預測。其中，美國經濟增長預測的中位數(平均數)是-1.25%(-2.13%)，德國經濟增長預測中位數(平均數)是-3.25%(-4.02%)，中國經濟增長預測中位數(平均數)是 3.5%(3.29%)，日本經濟增長預測中位數(平均數)是-2%(-2.69%)。總體(ti) 上，各金融機構預測 2020 年各主要經濟體(ti) ，特別是歐美日等發達國家，經濟衰退概率非常高。

　　相比世界經濟增長的預期，國際金融市場和大宗商品價(jia) 格走勢麵臨(lin) 著極大的不確定性。美國三大股指全麵暴跌，標普500指數甚至於(yu) 十個(ge) 交易日內(nei) 接連觸發四次“熔斷”，終結了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股市的“十年長牛”，誘發了全球範圍內(nei) 的金融恐慌，多國股市創曆史最大跌幅。3 月 12 日，除美國外，至少有巴西、加拿大、泰國、菲律賓、巴基斯坦等 10 個(ge) 國家股市出現熔斷;歐洲斯托克 600 指數暴跌 11%，刷新曆史最大跌幅;德國 DAX 指數下跌超過 12%，創1989 年以來最大單日跌幅;法國 CAC40 指數下跌超過 12%，刷新曆史最大跌幅;意大利富時指數收盤大跌近 17%;西班牙 IBEX35 指數跌近 15%。原油價(jia) 格大幅下降，WTI 原油價(jia) 格(現貨)從(cong) 2019 年底的 59.8 美元/桶，降至了今年 3 月份的 29.9 美元/桶，降幅 50%。受疫情因素影響，天然氣、煤炭和鐵礦石等其他大宗商品價(jia) 格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目前，歐美發達國家都已采取大規模經濟刺激措施，比如美國參議院和眾(zhong) 議院於(yu) 3月25日和27 日先後表決(jue) 通過 2 萬(wan) 億(yi) 美元經濟刺激法案且法案獲得特朗普總統簽署，美國史上規模最大的財政刺激法案啟動。然而，2020年經濟負增長應是大局已定，就連經濟表現最好的中國在一季度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同比下降 6.8%，為(wei) 1992 年有季度統計以來的首次負增長。作為(wei) 占全球經濟總量超過50%的中美經濟來說，相比疫情衝(chong) 擊，經濟危機的“次生災害”更加令人驚心動魄。

　　三是社會(hui) 政治衝(chong) 擊。2020 年 4 月 21 日，世界糧食計劃署指出全球麵臨(lin) 嚴(yan) 重糧食危機的人口將超過 2.65 億(yi) ，這會(hui) 影響一些國家比如伊拉克、菲律賓、印尼、中亞(ya) 國家和非洲國家等國家的糧食安全，特別是食品價(jia) 格的通脹壓力日益增大。3 月 24 日，越南率先公布禁止任何形式出口各種大米，哈薩克斯坦、塞爾維亞(ya) 、俄羅斯、馬來西亞(ya) 、印度等糧油出口國也紛紛宣布限製令。受疫情衝(chong) 擊和經濟衰退的影響，各國失業(ye) 人數明顯上升，截至 4 月 11 日，美國失業(ye) 人數大幅攀升，連續四周的失業(ye) 人數高達2200萬(wan) 人。隨著居家令的延長，普通民眾(zhong) 的心理承受能力也達到極限，美國一些州陸續發生抗議活動，要求立刻解除居家令。4 月 16 日，俄亥俄州、弗吉尼亞(ya) 州、紐約州、猶他州、肯塔基州及密歇根州等相繼爆發抗議“封城”的大型示威遊行。

　　與(yu) 此同時，受到社會(hui) 交往距離的限製，社會(hui) 信任度不斷走低，引發了民粹主義(yi) 、民族主義(yi) 和排外情緒在歐美發達國家的上升，政黨(dang) 極化之爭(zheng) 進一步被燃爆，社會(hui) 心理問題日益嚴(yan) 重。歐洲各國內(nei) 部的民粹化情緒不降反升，導致歐洲團結的空心化，歐洲一體(ti) 化進程麵臨(lin) 反複的危險。此外，伊斯蘭(lan) 世界在疫情衝(chong) 擊下貧富分化加劇，伊斯蘭(lan) 信眾(zhong) 的宗教生活受到影響，社會(hui) 中充斥著焦慮情緒和激進排外情緒，這種情緒在中東(dong) 、非洲和拉美等廣大發展中國家蔓延，此種社會(hui) 病毒比新型冠狀病毒的危害性尤甚。

　　不難看出，疫情已對整個(ge) 世界格局和國際秩序造成非常大的衝(chong) 擊，疫情暴發所引發的次生災害超出預期，表現為(wei) “疫情衝(chong) 擊”(Pandemic Shock)和“輿情衝(chong) 擊”(Panic Shock)的雙重打擊：經濟衰退、社會(hui) 停擺、治理赤字等眾(zhong) 多問題對整個(ge) 世界經濟、社會(hui) 甚至安全和戰略方麵都有非常大的影響。麵對新冠病毒的全球疫情，全球範圍內(nei) 已沒有贏家，疫情發展已成為(wei) 整個(ge) 人類麵對的全球性大危機，由此造成的次生災害很可能切斷全球生產(chan) 鏈和供應鏈，不僅(jin) 國內(nei) 經濟、社會(hui) 和政治領域麵臨(lin) 著嚴(yan) 峻的危機，在國際關(guan) 係和全球治理領域也製造了合作之難。如何準確把握疫情治理合作之難的內(nei) 在原因，妥善化解國際關(guan) 係中的摩擦和衝(chong) 突，已成為(wei) 當今世界麵臨(lin) 的嚴(yan) 峻挑戰。

　　二、合作之難

　　作為(wei) 人類麵臨(lin) 的共同挑戰，疫情本應給國際關(guan) 係創造合作機會(hui) ，有利於(yu) 塑造像反法西斯統一戰線那樣的大國合作。然而恰恰相反，大國關(guan) 係自疫情暴發後非但沒有改善，反而更加緊張，這表現為(wei) 一些大國竭力將疫情政治化，對他國汙名化，甚至在疫情期間截留他國醫療物資，挑起不同族群間矛盾，努力分散民眾(zhong) 注意力，釋放國內(nei) 觀眾(zhong) 成本，導致國際關(guan) 係更加緊張，合作更加困難。

　　疫情衝(chong) 擊導致大國關(guan) 係尤其是中美關(guan) 係的競爭(zheng) 進一步激烈。一些美國政客將新冠病毒稱作“中國病毒”或“武漢病毒”，公開要求媒體(ti) 統一口徑抹黑他國，甚至還施壓盟友和夥(huo) 伴一道汙名化他國。4 月 15 日，美國福克斯新聞報道稱， “新冠病毒不是中國的生物武器項目，而是中國科研努力的一部分，目的是要證明中國在識別和抗擊病毒方麵並不比美國差。” 此外，以眾(zhong) 議員史密斯、萊特和參議員克魯茲(zi) 、霍利等為(wei) 代表，一些政客不斷推出涉疫情法案，加大對伊朗的經濟製裁，對中國發起所謂“賠償(chang) 訴訟”，還要求對所謂“壓製醫學專(zhuan) 家、記者和異見人士的中國官員”進行製裁，並在世界範圍內(nei) 挑起爭(zheng) 議，通過將矛盾轉移到中國頭上來推卸責任。一個(ge) 典型的例子是 2020 年 3 月 25 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七國集團外長會(hui) 議上借新冠肺炎疫情對中國進行大肆“攻擊”，聲稱中國應該為(wei)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負責，歐洲六國外長對蓬佩奧“抹黑中國”的行為(wei) 進行了猛烈抨擊，並拒絕簽署由美國提出的包括“指責中國是新冠流行病蔓延的罪魁禍首”的聯合聲明。2 月 18 日，美國國務院宣布收緊對 5 家中國主流媒體(ti) 在美業(ye) 務的限製，把它們(men) 在美國的分支機構按照外國使團來對待。2 月 19 日，中國外交部正式宣布自即日起吊銷美國《華爾街日報》3名駐京記者的記者證，作為(wei) 對該報發布詆毀、歧視性報道的惡劣行徑、且拒不道歉的傲慢態度的回應。在疫情挑戰日益嚴(yan) 峻的背景下，中美戰略競爭(zheng) 非但沒有偃旗息鼓，反而越來越擴散到其他領域，令許多評論家擔憂出現“中美新冷戰”。

　　全球治理體(ti) 係和合作框架在應對疫情中也普遍乏善可陳。聯合國、WTO、IMF、世界銀行、G20等全球合作機構總體(ti) 上說得多做得少，至少短期內(nei) 並沒有有效構建起世界範圍內(nei) 的抗疫統一戰線。2020 年 3 月 26 日，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特別峰會(hui) 發表應對新冠肺炎特別峰會(hui) 聲明，承諾建立統一戰線應對這一共同威脅，但除了一紙聲明之外，短期內(nei) 也沒有足夠有力的協調行動。相反，一些國家借助疫情加劇國際關(guan) 係緊張，挑戰聯合國和全球治理的權威。美國在疫情期間接連對伊朗、委內(nei) 瑞拉等國家實施了嚴(yan) 厲製裁，宣布將對伊朗 5 個(ge) 實體(ti) 以及 15 名相關(guan) 個(ge) 人進行製裁。3 月 17 日，美國國務院又以“製造暴力和人道主義(yi) 危機”為(wei) 由，宣布製裁敘利亞(ya) 國防部長。3 月 26 日，美國司法部突然宣布對委內(nei) 瑞拉現任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和14名其他現任和前任委內(nei) 瑞拉官員提出毒品恐怖主義(yi) 和其他刑事指控，懸賞1500萬(wan) 美元將馬杜羅逮捕、定罪。更有甚者，美國總統特朗普 4 月 14 日在白宮簡報會(hui) 上公然宣布暫停向世衛組織提供資金，並對該組織“嚴(yan) 重管理不當和掩蓋冠狀病毒傳(chuan) 播”展開審查，這一決(jue) 定引發了世界範圍內(nei) 的廣泛批評。

　　區域合作框架遭遇合作危機。歐洲區域合作正在遭受英國脫歐和歐洲大陸各國反建製主義(yi) 的雙重壓力，疫情衝(chong) 擊更令歐洲合作走向空心化。麵對疫情，歐盟早期反應遲緩，呈現出“國起盟落”的問題，表現為(wei) 各國抗疫片麵依賴各自國家，歐盟框架隻能發揮協調角色。同時，疫情的衝(chong) 擊在歐盟框架內(nei) 部加劇了北歐國家與(yu) 南歐國家的“南北矛盾”，也存在西歐國家與(yu) 中東(dong) 歐國家的深刻分歧。其中，南北矛盾呈現圍繞“新冠債(zhai) 券”展開的經濟分歧，比如在 4月 9 日舉(ju) 行的歐盟成員國財長會(hui) 議上，德國、荷蘭(lan) 、奧地利、芬蘭(lan) 等國主張利用現有歐洲穩定機製提供援助，而意大利、法國、西班牙等國則希望由歐元集團擔保，發行應對疫情的特殊“新冠債(zhai) 券”。而東(dong) 西歐之間則主要表現為(wei) 在民主法治的分歧，中東(dong) 歐國家普遍陷入自助和他助均不得力的尷尬處境。從(cong) 歐盟的運行機製來看，衛生防疫主要屬於(yu) 成員國主權範疇，歐盟隻能起到居中協調、政策溝通的補充作用，盡管 4 月份後歐盟加快推動抗疫合作，推出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但總體(ti) 上是“揚湯止沸”。4 月 16 日，歐盟委員會(hui) 主席馮(feng) 德萊恩再次向意大利表示“由衷的歉意”，並承認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歐盟沒有和意大利站在一起。相比歐盟，東(dong) 盟國家之間的疫情合作要好一些。在 4 月 14 日舉(ju) 行的東(dong) 盟與(yu) 中日韓(10+3)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領導人特別會(hui) 議上，各方同意探討從(cong) 中國—東(dong) 盟(10+1)合作基金和 10+3 合作基金中劃撥一部分資金作為(wei) 特別基金，支持東(dong) 盟國家應對疫情，各方積極推動疫苗研發和藥物合作，強化區域內(nei) 傳(chuan) 染病監測預警係統，推動共同建立醫療用品儲(chu) 備製度。此外，北美自由貿易區、非盟、海合會(hui) 、拉共體(ti) 等地區合作框架均沒有表現出應有的能力。環顧世界，為(wei) 什麽(me) 在疫情衝(chong) 擊下的國際和區域合作如此艱難?如何解釋疫情衝(chong) 擊對國際體(ti) 係可能的影響?如何解釋疫情衝(chong) 擊對國際秩序可能的影響?如何解釋疫情衝(chong) 擊對國際關(guan) 係可能的影響以及如何解釋中國外交在疫情中的表現和可能的影響?諸如此類的問題都是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麵臨(lin) 的重大理論問題，要求相關(guan) 理論研究做出新的解釋，提出新的方案。

　　三、理論解釋

　　麵對疫情對國際關(guan) 係理論提出的新問題，學界已經陸續出現了一些解釋。清華大學國際關(guan) 係學院院長閻學通教授在一係列講座和訪談中對疫情合作之難做出了道義(yi) 現實主義(yi) 的解釋。在閻學通教授看來，疫情表明國際社會(hui) 仍是一個(ge) 無政府的國際體(ti) 係，無論受到疫情怎樣的衝(chong) 擊，國際社會(hui) 的無政府狀態形式加上缺乏擁有絕對權威政府的道義(yi) 領導，決(jue) 定了各國在防疫麵前的反應和策略政策不同，這也是不可能產(chan) 生國際合作的根源。這種解釋認為(wei) 沒有大國合作尤其是中美雙邊合作，全球治理是很難進行的。顯然，閻學通教授的解釋略顯簡單，無法解釋目前疫情期間的合作行為(wei) ，因為(wei) 在無政府狀態的條件和道義(yi) 領導的條件均缺失的情況下，仍可以看到國際疫情的合作行為(wei) ，閻學通教授的理論解釋國際合作艱難的現象，但對合作艱難的原因解釋仍顯不足，尤其是無法解釋二戰期間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以及二戰後國際社會(hui) 在經濟、能源甚至軍(jun) 備控製領域中的眾(zhong) 多合作機製，更無法解釋中國為(wei) 什麽(me) 願意積極推動國際合作。

　　對國際抗疫合作之難做出解釋的另一代表人物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guan) 係學院副院長金燦榮教授，他認為(wei) 歐美發達國家早期防控失誤的主要原因是群體(ti) 性傲慢的心態，包括種族傲慢、文化傲慢、製度傲慢，尤其是西方自我感覺良好的製度被證明是盲目自信的“神話”，而中國之所以防控得力也主要因為(wei) 自身綜合國力和製度的優(you) 勢，這些優(you) 勢決(jue) 定了中國在實現疫情逆轉後願意為(wei) 全球抗疫做出力所能及的貢獻。在金燦榮教授看來，克服目前抗疫國際合作之難主要取決(jue) 於(yu) 西方國家能否盡快改變錯誤心態。金燦榮教授提供的“製度優(you) 勢”論指出了理解西方國家不願意合作的製度根源，但卻陷入了“製度決(jue) 定論”的窠臼，更無法解釋疫情早期發達國家對中國抗疫提供的合作和幫助，僅(jin) 僅(jin) 用群體(ti) 性傲慢和製度優(you) 勢無法解釋合作與(yu) 不合作的全部原因。

　　無論是閻學通教授的“道義(yi) 權力決(jue) 定論”解釋，還是金燦榮教授的“製度決(jue) 定論”解釋，均無法幫助人們(men) 理解當前國際疫情合作之難的現象，需要在理論上另辟蹊徑，找到合作之難問題的真正根源。羅伯特·基歐漢(Robert.O.Keohane)認為(wei) ，合作是一種原來不和諧的國家或集團通過“政策調整”和談判協商，實現合作和采取一致行動的過程。海倫(lun) ·米爾納(Helen.V. Milner)在總結國際關(guan) 係學界的討論基礎上，認為(wei) 關(guan) 於(yu) 合作的定義(yi) 已經取得了一致意見，即認為(wei) 合作是指“行為(wei) 者通過政策調整過程調整自身行為(wei) 以適應別人目前的和以後的需求”。迄今為(wei) 止，關(guan) 於(yu) 國家合作行為(wei) 的研究主要集中兩(liang) 個(ge) 問題上：

　　一是合作條件。比如基歐漢探討的是在霸權後的國際環境中合作的條件是什麽(me) ?肯尼斯·奧耶(Kenneth.A.Oye)關(guan) 注的是“無政府狀態下的合作”條件是什麽(me) ?奧克塞羅德(Robert Axelord)更是追問“如何在沒有中央權威的情況下，在追逐私利的角色之間建立和進行合作”。顯然，關(guan) 注國際合作並非否定國際衝(chong) 突，反而是強調通過政策調整解決(jue) 衝(chong) 突，實現合作。究竟是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開展基於(yu) 國際事務的合作，還是在國內(nei) 等級製狀態下開展基於(yu) 國內(nei) 事務的合作，是左右國際合作的重要變量。

　　二是合作策略。基歐漢提出國際合作無外乎遵循在單位層麵發生的“由內(nei) 向外”(Inside-out)和體(ti) 係層麵上發生的“由外向內(nei) ”(Outside-in)兩(liang) 條路徑上，前者體(ti) 現為(wei) 羅伯特·奧克塞羅德等人關(guan) 於(yu) 博弈論基礎上的合作研究，後者則體(ti) 現為(wei) 羅伯特·基歐漢關(guan) 於(yu) 製度論基礎上的合作研究。博弈論與(yu) 製度論之間的區別，是合作策略的重要變量。

　　上述兩(liang) 個(ge) 問題有助於(yu) 我們(men) 構建分析國際抗疫合作的框架。根據兩(liang) 個(ge) 條件，可以確立關(guan) 於(yu) 國際抗疫合作的分析框架。

　　從(cong) 上表不難看出，國際合作具有多樣性。在不同的條件下，由於(yu) 各國采取的策略不同，國際合作往往表現出不同的模式。分析疫情衝(chong) 擊下的國際合作，需要在經驗研究上綜合考慮國際製度模式、大國協調模式、援助合作模式和自助合作模式等四種框架下的國際合作表現，才能真正解釋疫情衝(chong) 擊下國際合作之難的根源。

　　四、案例檢驗

　　(一)案例檢驗：國際製度模式

　　國際製度模式是指在無政府狀態條件下，當各方恪守製度論策略時，國際合作會(hui) 呈現的模式。現有的國際製度主要是二戰後在歐美發達國家推動下逐漸建立起來的以聯合國體(ti) 係為(wei) 核心的國際政治安全合作框架和以布雷頓森林體(ti) 係為(wei) 核心的國際經濟金融合作框架，在疫情治理上主要體(ti) 現為(wei) 以世界衛生組織為(wei) 核心的全球健康治理體(ti) 係。通過檢驗 WHO 框架下國際合作的表現，分析國際合作之難的真正根源。

　　二戰後，1946 年聯合國在三大國際衛生組織基礎上建立了世界衛生組織(WHO)，1951 年製定了《國際衛生條例》，逐步從(cong) 最初的傳(chuan) 染病控製擴大到公共健康領域。冷戰結束後，隨著疾病全球化的挑戰，尤其是艾滋病、SARS、甲型 HINI 流感、埃博拉病毒、新型冠狀病毒和“超級細菌”等引發的新型傳(chuan) 染病疫情日益頻繁，WHO 職權不斷擴張並在 2005 年第 58屆世界衛生大會(hui) 通過了修訂的《國際衛生條例(2005)》，樹立了 WHO 在全球公共衛生危機應對中的領導地位，尤其是吸取 2003 年的嚴(yan) 重急性呼吸綜合征(SARS)的教訓，為(wei) 了再次麵對相似事件時各國能有效預防和應對，世衛組織總幹事將征求突發事件委員會(hui) 的意見，最終決(jue) 定某一事件是否構成“國際關(guan) 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而各成員國均負有對“國際關(guan) 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作出迅速反應的法律責任。如果某一地區暴發的疫情被宣布為(wei) “國際關(guan) 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PHEIC)，則意味著世界衛生組織會(hui) 發布一個(ge) 臨(lin) 時建議，要求各國對人員、物品及交通工具應采取的衛生措施，並協調全球人力物力，必要時給予發生PHEIC 地區指導與(yu) 幫助，例如籌集外界援助資金等。

　　回顧世界衛生組織成立以來的治理績效，世界衛生組織在應對區域小規模疫情或者單一疾病方麵取得了比較不錯的成就。自2009年以來，WHO共宣布了六起“國際關(guan) 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世界衛生組織總體(ti) 上運行良好，各國履約和合作水平也很高。然而，它對於(yu) 大規模的疫情治理表現出了反應遲緩、效率低下和應對不力的問題，比如在應對埃博拉疫情期間的表現，已經遭受各方麵的批評，主要原因是世界衛生組織缺乏醫療資源，醫院、醫生、護士、醫療設備、抗疫物資等均集中在國家手中，世界衛生組織隻能提供專(zhuan) 業(ye) 指導，具體(ti) 實施仍然依靠各國自行推進。對於(yu) 國家治理能力比較強的國家來說，在世界衛生組織的指導下治理效果就比較好，但治理能力差或配合意願比較差的國家則治理效果不佳。在 2020 年 1 月31 日，新冠肺炎疫情被宣布為(wei) “國際關(guan) 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後，中國和世界各國最初的合作表現符合預期，得到世界衛生組織充分肯定。2020 年 2 月 24 日，中國—世界衛生組織新冠肺炎聯合專(zhuan) 家考察組在北京舉(ju) 行新聞發布會(hui) ，認為(wei) 中國新冠肺炎疫情下降顯著地保護了國際安全，構建起了防止疾病國際傳(chuan) 播強有力的第一道防線。在疫情衝(chong) 擊下，WHO 框架內(nei) 的合作出現危機是隨著疫情在歐美發達國家蔓延擴大而出現的，一些國家開始批評 WHO 在疫情數據統計錯誤、行動遲緩和效率低下以及存在官僚主義(yi) 等問題，甚至美國政府宣布停止對WHO的資金提供。然而，疫情期間 WHO備受詬病的問題並非新問題，在應對非洲暴發的兩(liang) 次埃博拉疫情時就存在類似批評，但作為(wei) 一個(ge) 國際公共衛生製度，類似問題的質疑僅(jin) 僅(jin) 是其能力不足而非其製度化合作本身，如何在治理體(ti) 係上將國內(nei) 治理資源與(yu) 國際製度的治理資源結合起來，消弭治理赤字，是決(jue) 定治理成效的關(guan) 鍵。迄今為(wei) 止，WHO 仍然是各國普遍接受的國際製度合作框架，在當特朗普批評世衛組織後和資金斷供後，聯合國發言人仍然認為(wei) “世界衛生組織顯

　　示出國際衛生體(ti) 製的力量”。和 WHO 遭遇的境況類似，迄今為(wei) 止建立的聯合國、IMF、世界銀行等絕大多數普遍國際組織和歐盟、東(dong) 盟、非盟等地區國際組織，對其合作水平質疑的真相是其能力不足，而非放棄合作。就應對新冠肺炎疫情來說，不僅(jin) 公共衛生資源和物資都控製在國家手中，而且絕大部分對社會(hui) 事務的治理權限都沒有讓渡給這些國際組織，國際聯防聯控和群防群控機製基本上無從(cong) 談起，導致它們(men) 在控製傳(chuan) 染源、切斷傳(chuan) 播途徑和保護易感人群等合作內(nei) 容上隻能看國家的臉色行事，這就是合作之難的真正根源。

　　(二)案例檢驗：大國協調模式

　　在處於(yu) 無政府狀態條件下，當各方恪守博弈論策略的時候，國際合作會(hui) 呈現出大國協調模式。現有的大國協調模式主要體(ti) 現為(wei) 以 G20 為(wei) 平台的大國協調機製以及美國、中國、俄羅斯、法國、德國、英國、意大利、日本等大國之間的複雜互動，既包括傳(chuan) 統大國間的大國協調，比如七國集團;也包括新興(xing) 大國間的合作平台，比如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hui) 機製;還包括傳(chuan) 統大國與(yu) 新興(xing) 大國間的互動，比如中美關(guan) 係等。觀察大國協調關(guan) 係及其存在的問題，是理解國際合作之難的可行路徑。

　　二十國集團(G20)由七國集團財長會(hui) 議於(yu) 1999 年倡議成立，最初為(wei) 財長和央行行長會(hui) 議機製，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後升格為(wei) 領導人峰會(hui) 。G20 成員涵蓋麵廣，代表性強，G20 的構成兼顧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以及不同地域的利益平衡，其按照協商一致原則運作，目前無常設機構，主要依靠大國協調。作為(wei) 一個(ge) 危機應對機製，G20 在應對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上表現突出，為(wei) 推動世界經濟複蘇及國際金融體(ti) 係改革做出重要貢獻。2014 年埃博拉肆虐西非國家時，G20 集團亦討論過疫情問題，但當時沒有就出資提供任何承諾，隻是發表聲明表示要擊退疫情。在 2016 年 9 月杭州峰會(hui) 期間，G20 發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hui) 公報》指明G20 從(cong) 危機應對向長效治理機製轉型的新方向。2020 年 3 月 26 日，在主席國沙特阿拉伯的推動下，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應對新冠肺炎特別峰會(hui) 以視頻會(hui) 議形式召開，峰會(hui) 發表聲明表示要采取一致行動，向全球經濟注入 5 萬(wan) 億(yi) 美元以應對疫情，加強全球合作，強調加強對最不發達國家的援助。4 月 19 日，二十國集團(G20)衛生部部長視頻會(hui) 議召開，再次號召全球抗疫行動需秉持和衷共濟理念，團結協作，以共同努力盡早戰勝新冠疫情。從(cong) 各國的表現來看，各國基本上采取了本國至上的政策立場，集中應對本國的疫情，在國際合作上進展緩慢。顯然，盡管各國在 G20 的國際治理平台上連為(wei) 一體(ti) ，但治理資源仍然沒有實現機製化合作，國際合作與(yu) 否仍然要靠各個(ge) 國家的自覺自願， “治理赤字”是製約G20能力之下的重要根源。

　　和 G20 框架內(nei) 的大國協調類似，其他大國協調的平台也表現出了不高的合作水平。在以G7框架的傳(chuan) 統大國關(guan) 係中，美國與(yu) 其他大國的合作也非常有限，美國一度希望推動針對中國的統一戰線，也沒有被其他大國接受。在新興(xing) 大國之間，除中國與(yu) 俄羅斯等新興(xing) 大國抗疫合作表現突出外，其他新興(xing) 大國間的合作也十分有限。作為(wei) 新興(xing) 大國與(yu) 傳(chuan) 統大國關(guan) 係代表的中美關(guan) 係，非但沒有因為(wei) 疫情出現密切協調的緩和趨勢，反而在疫情治理上出現更多摩擦和分歧，出現了老問題與(yu) 新問題交織發展的勢頭。與(yu) G20 等合作框架相比，大國關(guan) 係中的治理資源赤字更大，合作難度也更大。

　　綜合考察大國協調模式，不難發現大國關(guan) 係在應對疫情衝(chong) 擊上除一些信息通報、經驗分享、物資捐助外，合作程度非常有限。之所以出現這一現象，主要原因不僅(jin) 包括大國力量對比的權力政治，更包括複雜的國內(nei) 政治，尤其是當疫情在各大國內(nei) 部日益嚴(yan) 重的時刻，複雜的國內(nei) 政治鬥爭(zheng) 造成的觀眾(zhong) 成本很快就轉移到國際關(guan) 係之中，國內(nei) 政治鬥爭(zheng) 越激烈的國家，轉嫁危機和犧牲大國關(guan) 係的傾(qing) 向越突出。像中國這樣國內(nei) 局勢比較穩定的國家，則更傾(qing) 向於(yu) 積極參與(yu) 國際抗疫合作。

　　(三)案例檢驗：互助合作模式

　　在處於(yu) 等級製狀態條件下，當各方恪守尊重製度論策略的時候，國際合作會(hui) 呈現援助合作模式。這一模式意味著當一個(ge) 國家國內(nei) 受到疫情的重大打擊，當其他國家恪守尊重該國的國家主權獨立、領土完整和政治製度的立場，防控疫情會(hui) 出現援助和互助合作的模式，主要表現為(wei) 國家之間的相互援助、一些跨國公司和非政府組織提供的援助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全球公私夥(huo) 伴關(guan) 係。

　　最典型的例子是疫情衝(chong) 擊下的中國與(yu) 世界的關(guan) 係，中國堅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深化與(yu) 各方的合作。自疫情暴發之初，中國堅定支持世界衛生組織，積極配合世界衛生組織一道開展抗疫工作，積極參與(yu) G20 特別峰會(hui) ，積極參與(yu) 雙邊和多邊合作，成為(wei) 疫情背景下國際亂(luan) 局中的一道亮麗(li) 風景線。在中國暴發疫情的階段，國際社會(hui) 給予中國很大的援助。在外交部例行記者會(hui) 上，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提出，截至 2 月 5 日中午，韓國、日本、泰國、馬來西亞(ya) 、印尼、哈薩克斯坦、巴基斯坦、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匈牙利、白俄羅斯、土耳其、伊朗、阿聯酋、阿爾及利亞(ya) 、埃及、澳大利亞(ya) 、新西蘭(lan) 、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等21個(ge) 國家政府和聯合國兒(er) 童基金會(hui) 等十多個(ge) 國際組織向中方捐助了疫情防控物資。

　　尤其是日本在捐贈給武漢的物資包裝箱上寫(xie) 著“山川異域，風月同天” “豈曰無衣，與(yu) 子同裳”，以及日本學校提醒孩子不要惡意評價(jia) 武漢等，這些深深地感動了中國人民。在疫情在世界各國蔓延的時刻，中國積極援助其他國家的抗疫工作。中國通過東(dong) 盟—中國或東(dong) 盟與(yu) 中日韓(10+3)衛生合作平台開展技術協調、援助及信息共享等相關(guan) 工作。截止到 2020 年 4月中旬，除了支持東(dong) 盟團結抗疫之外，中國向 127個(ge) 國家和 4 個(ge) 國際組織提供包括醫用口罩、防護服、檢測試劑等在內(nei) 的物資援助，向世衛組織捐助2000萬(wan) 美元，累計向11國派出13支醫療專(zhuan) 家組，同東(dong) 北亞(ya) 、南亞(ya) 、中東(dong) 歐、非洲、拉美和加勒比以及南太等地區的 150多個(ge) 國家以及東(dong) 盟、歐盟、非盟、上合組織、加共體(ti) 等國際組織舉(ju) 行了近 70 多場專(zhuan) 家視頻會(hui) ，中國地方政府、企業(ye) 和民間團體(ti) 已向 100 多個(ge) 國家和地區以及國際組織捐贈了醫療物資，中國推動的抗疫合作對維係全球脆弱的合作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受到國際社會(hui) 的廣泛讚譽。

　　另外，一些非政府組織和企業(ye) 成為(wei) 國際合作的新生力量，尤其在大國關(guan) 係緊張的背景下為(wei) 推動國際合作發揮了積極作用。作為(wei) 全球最大的私人慈善基金會(hui) ，梅琳達·蓋茨基金會(hui) 在疫情期間給予了中國很大支持。蓋茨基金會(hui) 由比爾·蓋茨(Bill Gates)及其夫人梅琳達(Melinda Gates)共同成立，在疾病防控、扶貧減貧等多個(ge) 領域同中國長期開展合作。1 月 27 日，蓋茨基金會(hui) 宣布提供 500 萬(wan) 美元緊急贈款，支持中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2 月 5 日，蓋茨基金會(hui) 承諾投入最高1億(yi) 美元贈款，其中一部分用於(yu) 直接幫助中國加速在藥物、疫苗及診斷方法研發等方麵的工作。2 月 20 日，中國國家主席習(xi) 近平給美國蓋茨基金會(hui) 聯席主席比爾·蓋茨回信，感謝他和蓋茨基金會(hui) 對中國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工作的支持，呼籲國際社會(hui) 加強協調、共同抗擊疫情。顯然，完全否定抗疫期間的合作是不客觀的，實際的情況是國際合作是否順利取決(jue) 於(yu) 合作的條件和各國的政策立場，隻要各方表現出積極合作的意願，且能夠將醫療資源和救助物資進行統一調配，集中支持救助疫區，消除國際合作治理存在的“治理赤字”，無論是中國的國內(nei) 合作抗疫，還是非政府組織和跨國公司的國際合作抗疫，其抗疫績效還是非常有成效的。

　　(四)案例檢驗：自助合作模式

　　最後一種合作模式是在處於(yu) 等級製狀態條件下，當各方恪守市場博弈論策略的時候，國際合作會(hui) 呈現出自助合作模式。這一模式主要體(ti) 現為(wei) 各個(ge) 國家各自製定出台抗疫方略，彼此之間非但缺乏合作，而且還存在著“安全困境”和“囚犯困境”，頻頻出現相互“責怪”和“汙名化”等現象。

　　迄今為(wei) 止，學者們(men) 關(guan) 注的抗疫合作之難主要集中在自助合作模式上。比如閻學通教授更多關(guan) 注大國協調模式下的國際合作，他所強調的合作之難主要是國際無政府狀態下大國博弈基礎上的合作比較困難，隻能依靠國內(nei) 政府間合作的“自助”體(ti) 係來應對疫情衝(chong) 擊。而金燦榮教授則側(ce) 重國內(nei) 政府間合作“自助”體(ti) 係的製度優(you) 勢和製度傲慢問題，認為(wei) 中國抗疫成效較好的原因主要是製度優(you) 勢，而歐美國家抗疫不力的原因在於(yu) 對中國製度優(you) 勢不承認的製度傲慢，並由此造成國際合作不力。顯然，兩(liang) 位學者均堅持國家中心主義(yi) ，對國際製度框架中的合作和非國家層次上的跨國互助合作的意義(yi) 均不重視。事實上，一些在抗疫合作上的自助合作並非國際合作之難的原因，而是自助合作之難的表現，真正的原因是各國在針對各國國內(nei) 疫情的時候所采取的博弈論策略，在抗疫合作上是如此，在其他一切問題上皆是如此，導致合作之難的真正原因是國家之間的權力政治邏輯，是“大國政治的悲劇”導致國際衝(chong) 突的“自我實現的預言”。隻要各國走不出冷冰冰的權力政治邏輯，國際合作就始終非常艱難。

　　即便如此，不同國家國內(nei) 製度的多樣性也對國際合作造成了深刻影響。比較而言，單一製國家在抗疫合作上要比聯邦製國家更好一些，一黨(dang) 製國家要比兩(liang) 黨(dang) 製和多黨(dang) 製國家在抗疫合作上表現更好一些，國內(nei) 政局穩定的國家要比國內(nei) 政局不穩定的國家表現要好一些。其中的主要原因是麵對新冠肺炎疫情這樣的全球性危機，唯有集中權力、統籌資源、統一指揮、協調行動才能真正控製傳(chuan) 染源頭，切斷傳(chuan) 播途徑，保護易感人群，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就會(hui) 取得成效，核心原因還是能否消除治理資源分散導致的“治理赤字”問題。更重要的是在實踐中取得成效後，這些國家對疫情防控的科學性和規律性理解得更充分，更深知國際合作的重要性，故而在國際合作的表現上也比其他國家要積極得多。疫情暴發以來，中國、日本、韓國等東(dong) 亞(ya) 發展型國家的表現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五、結論與(yu) 建議

　　新冠疫情衝(chong) 擊是一場整個(ge) 人類麵臨(lin) 的共同挑戰，它與(yu) 國際社會(hui) 麵臨(lin) 的其他全球公害問題是一致的。一般而言，在麵臨(lin) 共同挑戰時各國很容易達成國際合作，這是理性選擇的必然邏輯。然而，自疫情暴發以來，各國間普遍缺乏合作，國際組織也在疫情麵前表現出行動遲緩和效率低下的問題。關(guan) 於(yu) 如何解釋抗疫合作之難現象，學界提出了一些回答，要麽(me) 將合作之難歸結為(wei) 國際無政府狀態下的權力競爭(zheng) ，要麽(me) 歸結為(wei) 國家的製度傲慢，然而這些解釋普遍存在解釋力不足的問題。

　　通過考察不同合作框架在抗疫合作中的表現，發現形形色色全球衛生治理合作框架之所以表現乏力，並非受製於(yu) 大國競爭(zheng) 的權力政治，而是受製於(yu) 複雜的國內(nei) 政治。麵對新冠疫情的衝(chong) 擊，當今世界的醫療資源主要集中在國家手中，像世界衛生組織這樣的國際治理框架僅(jin) 僅(jin) 是提供專(zhuan) 業(ye) 指導意見，並沒有統一調配醫療資源和各種物資的合法權力，甚至對於(yu) 疫情相關(guan) 信息也受到不同國家態度的影響而行動遲緩。因此，國際衛生治理框架存在著國際合作與(yu) 國內(nei) 政治的脫節，迄今為(wei) 止的全球化主要體(ti) 現為(wei) 經濟全球化，商品、資本、人員、信息等已經實現了跨國快速流動，但醫療、教育、就業(ye) 、監管等治理資源並沒有確立起治理全球化，像WHO這樣的國際衛生治理機製存在著嚴(yan) 重的“治理赤字”：經濟全球化一條腿長，治理全球化一條腿短。此種“治理赤字”麵對疫情的時候，就對國家治理能力和合作意願產(chan) 生了嚴(yan) 重的依賴，當一個(ge) 國家治理能力較強，且與(yu) 國際組織合作意願積極的時候，疫情治理的效果就比較好，比如中國的抗疫成就。相反，當一個(ge) 國家治理能力弱，或者與(yu) 國際組織合作意願比較低的情況下，疫情治理的效果就比較差。

　　長期以來，世界衛生組織應對一些局部疫情的實踐表明，這一“治理赤字”早就有所征兆。抗疫合作取決(jue) 於(yu) 醫療資源、信息資源和政策資源的統籌，然而這些資源均掌握在國家手裏，造成了國際合作框架的治理能力赤字，尤其是沒有建立國際聯防聯控機製，缺乏平時的演練。然而，麵對 2020 年的新冠疫情這樣的真正全球性的流行病，即便是經濟發展水平高、治理能力強的歐美發達國家，由於(yu) 缺乏治理全球化的深度改革，或者表現出較低的合作意願時，單靠一己之力也無法有效抗擊疫情。誠如習(xi) 近平主席在會(hui) 見聯合國秘書(shu) 長古特雷斯時所說，“國際上的問題林林總總，歸結起來就是要解決(jue) 好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的問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新冠疫情衝(chong) 擊引發的不是全球化的倒退(De-globalization)，而是全球化的自我調整。展望未來，世界經濟要想實現更好發展，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必須相應發展，這要求推動從(cong) 經濟全球化到治理全球化的“深度全球化”(Deep Globalization)。深度全球化要求聚焦“治理赤字”，要求推動全球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向著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這種治理挑戰不僅(jin) 需要利益觀的調整，更需要價(jia) 值觀的調整。麵對全球性挑戰，堅定不移地推動構建相互尊重、公平正義(yi) 、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guan) 係，推動構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li) 的人類命運共同體(ti) ，這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實踐得出的重要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