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進入了增長速度換擋、經濟結構調整、發展動力升級的新常態。客觀上提出了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的要求。新常態既帶來新的機遇，也意味著新的挑戰和風險。基於(yu) 調查研究，深入了解目前人民群眾(zhong) 的生活壓力與(yu) 訴求、對潛在經濟社會(hui) 風險的承受力等，有利於(yu) 政府作好政策應對和儲(chu) 備，減緩或化解風險衝(chong) 擊，保證經濟社會(hui) 良性運行。本文基於(yu) 2014年全國30個(ge) 城市2872份問卷調查數據，分析目前城鎮居民的生活壓力水平、個(ge) 人生活的變化趨向、對經濟社會(hui) 風險的心理承受力等，並提出相關(guan) 政策建議。

　　居民生活壓力

　　目前城鎮居民的生活壓力主要來源於(yu) 生病沒錢治療、家庭收入減少、家庭經濟困難和老年沒有生活保障。生活壓力是個(ge) 體(ti) 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種心理緊張、焦慮或不安狀態，它不僅(jin) 與(yu) 微觀層麵的個(ge) 人或家庭生活問題直接相關(guan) ，而且與(yu) 宏觀層麵的經濟社會(hui) 環境、曆史背景、國家興(xing) 衰等存在關(guan) 聯。現代社會(hui) 的不確定性、市場競爭(zheng) 、經濟波動、公共危機風險等，都是當今社會(hui) 成員生活壓力的重要宏觀誘因。當前我國居民的生活壓力狀況既能反映新常態下廣大居民的實際生活狀態，也有助於(yu) 從(cong) 側(ce) 麵反映宏觀經濟社會(hui) 運行狀況。

　　分不同人群看，目前生活壓力較大的是無業(ye) 失業(ye) 半失業(ye) 人員和工人、低收入人群、年輕人群、西部人群，生活壓力較小的是國家幹部和退休人員、收入較高人群、最高年齡組即55—64歲人群等。城鎮居民的生活壓力越大，對政府工作表現的滿意度越低。居民生活壓力與(yu) 社會(hui) 性的誘因相關(guan) ，也可能產(chan) 生社會(hui) 性的影響。特別是當某些人群出現群體(ti) 性的高強度生活壓力時，它們(men) 便可能產(chan) 生群體(ti) 性的負麵社會(hui) 情緒和行為(wei) 傾(qing) 向，成為(wei) 社會(hui) 負能量或不穩定的風險源。基於(yu) 調查數據的分析表明，居民生活壓力變量與(yu) 對政府工作表現的滿意度變量呈顯著負相關(guan) 。這說明城鎮居民的生活壓力越大，對政府工作表現的滿意度越低。進一步講，減輕城鎮居民的生活壓力有利於(yu) 提升他們(men) 對政府工作的滿意度，促使他們(men) 在利益表達方式選擇上更為(wei) 溫和。

　　五年來個(ge) 人生活的變化

　　過去五年來，絕大部分人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幸福感都趨向上升，超過半數的人安全感趨向上升。調查顯示，認為(wei) 與(yu) 五年前相比，自身收入水平顯著或有所上升的占65.5%，生活水平顯著或有所上升的達到70.4%，幸福感顯著或有所上升的占67.1%，安全感顯著或有所上升的占54.6%；認為(wei) 這四個(ge) 方麵顯著或有所下降的分別占10.0%、9.3%、8.4%、16.3%。可以看出，絕大部分人都認為(wei) 過去五年來自己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與(yu) 幸福感積極向上，超過半數的人安全感趨向上升。

　　分不同人群看，無業(ye) 失業(ye) 半失業(ye) 人員、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上升幅度較小；最高文化程度組即本科及以上人群的幸福感和安全感上升幅度較小；特超大城市人群的生活水平、幸福感和安全感上升幅度較小。無業(ye) 失業(ye) 半失業(ye) 人員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和幸福感的上升幅度都相對較小，退休人員的幸福感、安全感的上升幅度都相對較大；本科及以上人群的幸福感、安全感的上升幅度都相對較小；45—54歲人群和35—44歲人群的生活水平、幸福感的上升幅度都相對較小；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都呈現出收入層次越高上升幅度越大的趨勢；特超大城市人群的生活水平、幸福感和安全感的上升幅度都相對較小。

　　對經濟社會(hui) 風險的心理承受力

　　城鎮居民對現階段各種經濟社會(hui) 風險的心理承受力都很低，其中對社會(hui) 不穩定因素增加、生活必需品價(jia) 格過快上漲和自身收入下降的心理承受力特別低。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社會(hui) 麵臨(lin) 一係列潛在風險，如新舊發展動力接續斷擋的風險、物價(jia) 與(yu) 經濟增長難以平衡的風險、傳(chuan) 統產(chan) 業(ye) 衰退導致就業(ye) 萎縮的風險、社會(hui) 不穩定因素增加的風險等。

　　分不同人群看，無業(ye) 失業(ye) 半失業(ye) 人員、辦事人員對生活必需品價(jia) 格過快上漲的承受力最低；個(ge) 人月收入3000元以下人群對自身就業(ye) 受到衝(chong) 擊的承受力最低，1001～3000元人群對自身收入下降或增長放緩的承受力都最低；東(dong) 部人群對自身收入下降或增長放緩、就業(ye) 受到衝(chong) 擊的承受力都低於(yu) 中西部人群；大城市人群和特超大城市人群對社會(hui) 不穩定因素增加、自身收入下降或增長放緩、就業(ye) 受到衝(chong) 擊的承受力都低於(yu) 中小城市人群。

　　結論與(yu) 建議

　　過去五年來，大部分城鎮居民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幸福感和安全感都趨向上升。目前城鎮居民的生活壓力主要來源於(yu) 醫療、收入、養(yang) 老等方麵，他們(men) 對各種經濟社會(hui) 風險的心理承受力都很低，對社會(hui) 不穩定因素增加、生活必需品價(jia) 格過快上漲和自身收入下降的心理承受力特別低。就不同人群來看，“慢”生活質量提升、“高”生活壓力、“低”風險承受力在一些人群身上體(ti) 現出聚集性。從(cong) 職業(ye) 和收入結構看，無業(ye) 失業(ye) 半失業(ye) 人員、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上升幅度較小，生活壓力較大，對生活必需品價(jia) 格過快上漲、自身就業(ye) 受到衝(chong) 擊的承受力最低。從(cong) 城市規模結構看，特超大城市人群的生活水平、幸福感和安全感上升幅度都較小，對社會(hui) 不穩定因素增加、自身收入下降或增長放緩、就業(ye) 受到衝(chong) 擊的承受力都處最低水平。

　　還有一些人群的生活狀態特征較為(wei) 鮮明。從(cong) 年齡結構看，18—34歲的年輕人群生活壓力較大。從(cong) 文化程度結構看，本科及以上人群的生活壓力相對最低，但五年來其幸福感和安全感上升幅度較小。

　　同時有一些較為(wei) 意外的發現：個(ge) 人月收入1001～3000元人群對自身收入下降或增長放緩的承受力相對最低，甚至低於(yu) 500元以下人群。東(dong) 部人群的生活壓力低於(yu) 西部人群，但他們(men) 對自身收入下降或增長放緩、就業(ye) 受到衝(chong) 擊的承受力也低於(yu) 西部人群。

　　基於(yu) 以上調查發現和結論，我們(men) 提出如下建議。

　　加強對社會(hui) 底層的社會(hui) 保護，防止社會(hui) 階層結構的斷裂。現階段我國正處於(yu) 快速城鎮化、市場化和更深融入全球化體(ti) 係的過程中，無業(ye) 失業(ye) 半失業(ye) 人員、低收入人群等社會(hui) 底層由於(yu) 在經濟地位、抗風險能力、知識技能等方麵的聚集性弱勢特征，存在被進一步邊緣化、導致社會(hui) 結構斷裂的風險。從(cong) 短期看，這不利於(yu) 緩和社會(hui) 矛盾、維護社會(hui) 穩定；從(cong) 中長期看，這不利於(yu) 以中產(chan) 階層為(wei) 主的現代社會(hui) 結構的形成，不利於(yu) 我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為(wei) 此，應認真吸取應對“中等收入陷阱”的國際經驗和教訓，加強對社會(hui) 底層的社會(hui) 保護。從(cong) 短期看，就是社會(hui) 政策要托底，穩物價(jia) 、穩就業(ye) 、完善各種社會(hui) 救助體(ti) 係、增加低收入者收入、保障基本民生；從(cong) 中長期看，要加快完善社會(hui) 保障體(ti) 係、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形成橄欖型的社會(hui) 階層結構，以及法治、公正、公平的現代社會(hui) 秩序。

　　減輕年輕人的生活壓力，激發大眾(zhong) 創業(ye) 、萬(wan) 眾(zhong) 創新的社會(hui) 活力。朝氣蓬勃的年輕人是創業(ye) 、創新的社會(hui) 生力軍(jun) 。現階段我國要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的新常態，就必須充分激發大眾(zhong) 創業(ye) 、萬(wan) 眾(zhong) 創新的社會(hui) 活力，特別是要為(wei) 年輕人創業(ye) 、創新營造良好的社會(hui) 環境和製度土壤。然而，調查表明，目前18—34歲城鎮年輕人的生活壓力高於(yu) 其他更高年齡層次人群，他們(men) 因醫療、收入、養(yang) 老等一係列方麵的日常生活事務而勞神費心。這一定程度上束縛了年輕人追求理想、勇於(yu) 嚐試、不怕失敗的開拓精神和激情。為(wei) 此，就有必要通過相應的製度安排，減輕年輕人的生活壓力。具體(ti) 來說，政府應進一步完善居住、教育、醫療、養(yang) 老等方麵的基本公共服務體(ti) 係，讓年輕人住得起房，子女上得了學，自己和家人看得起病、養(yang) 得了老，給年輕人鬆綁日常生活的束縛，讓他們(men) 更勇敢地去追求理想、開拓創新。

　　創新特超大城市社會(hui) 治理，防範治理問題複雜化帶來的風險。調查發現，與(yu) 大城市人群和中小城市人群相比，特超大城市人群的生活水平、幸福感和安全感上升幅度較低，對社會(hui) 不穩定、收入下降、就業(ye) 衝(chong) 擊等經濟社會(hui) 風險的承受力更弱。這從(cong) 一個(ge) 側(ce) 麵反映出當今社會(hui) 特超大城市治理問題的高度複雜性。由於(yu) 城市規模的巨型化、現代社會(hui) 的流動性和開放性等因素影響，特超大城市麵臨(lin) 的各種傳(chuan) 統和非傳(chuan) 統、國內(nei) 和國際、經濟和社會(hui) 政治的風險因素大量集聚、彼此疊加、相互放大，防範風險的難度更大，風險可能造成的危害和損失也更大，社會(hui) 秩序總體(ti) 上相對脆弱。應創新特超大城市社會(hui) 治理，采取科學方式嚴(yan) 格控製特超大城市人口規模，防止人口無序膨脹；加快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構建政府、企業(ye) 、社會(hui) 組織、居民間合作互動的多元治理體(ti) 係；加強公共安全、公共衛生、環境治理等方麵的跨區域合作和國際合作；充分發揮大數據等信息技術的作用，完善特超大城市日常和應急管理體(ti) 係。■

　　(本文為(wei) 國家發展改革委經濟體(ti) 製與(yu) 管理研究所社會(hui) 調查課題成果，課題組長銀溫泉、李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