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2018年，中國經濟總量與(yu) 歐元區國家經濟總量持平，達到美國的2/3，占全球經濟總量的近16%。2019年，中國經濟增長率遠遠高於(yu) 其他主要經濟體(ti) ，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進一步提高。同時，人均GDP(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超過10000美元，已經顯著高於(yu) 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按照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未來中國經濟仍將保持強勁增長。不難預料，中國即將跨過世界銀行國家分類中的中等偏上收入與(yu) 高收入的分界線，進而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

　　在未來的一段時間裏，中國將處於(yu) 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的關(guan) 鍵階段。根據各國發展經驗，這個(ge) 發展階段的至關(guan) 重要性可以從(cong) 幾個(ge) 方麵認識。

　　第一，雖然世界銀行為(wei) 高收入國家設定了一個(ge) 人均GNI(或GDP)標準(目前為(wei) 12235美元及以上)，但是，一個(ge) 國家是否從(cong) 性質上進入一個(ge) 數量和質量都不同的發展階段，僅(jin) 僅(jin) 以人均GDP這樣的經濟指標衡量是不夠的。在此之外的諸多標識上，特別是社會(hui) 發展指標更為(wei) 重要，因為(wei) 這類指標不僅(jin) 體(ti) 現經濟發展目的本身，而且也是在更高發展階段增長可持續性的源泉。

　　第二，各國經驗表明，在中等偏上收入的基礎上越是臨(lin) 近高收入門檻，多數國家的經濟增長越是表現出減速的趨勢，國家之間的經濟表現趨於(yu) 分化(Eichengreen et al.,2011,2013)。那些未能成功應對增長減速的挑戰，並且社會(hui) 發展表現較差的國家，常常陷入經濟增長停滯和收入差距擴大的惡性循環，以致長期不能實質性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這樣一種狀態被經濟學家稱為(wei) “中等收入陷阱”(印德爾米特·吉爾、霍米·卡拉斯等，2008)。

　　第三，在“低垂的果子”般的增長動能減弱，以及具有帕累托改進性質的改革空間收窄的情況下，不僅(jin) 保持合理經濟增長速度麵臨(lin) 更大的難度，也產(chan) 生不利於(yu) 社會(hui) 流動的效果，對社會(hui) 發展水平的持續提高提出挑戰。應對這些挑戰，需要打破既得利益的阻礙推動繼續改革，以便獲得基於(yu) 創新的經濟增長動能，並合理加大政府再分配政策力度。

　　2010年，中國人均GDP超過4000美元，進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行列。與(yu) 此同時，人口轉變階段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轉入負增長，相應的人口撫養(yang) 比迅速提高。與(yu) 此相應，勞動力短缺、人力資本改善放慢、資本回報率下降、勞動力重新配置空間收窄以及由此所致的生產(chan) 率提高速度減慢，導致潛在增長率下降以及實際增長速度放慢。例如，年均GDP實際增長率從(cong) 1980—2010年的10.1%，下降為(wei) 2012—2019年的7.0%。根據對潛在增長率的估算，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將持續下行，直到在遠比目前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上“回歸均值”。

　　經濟發展的分享性既取決(jue) 於(yu) 做大蛋糕的速度，也取決(jue) 於(yu) 分好蛋糕的機製。在蛋糕分配格局不變的情況下，做大蛋糕的速度放緩則意味著分享性減弱。中國現實中已經表現出這種傾(qing) 向。例如，居民收入基尼係數從(cong) 2009年開始，曾經經曆若幹年的下降，從(cong) 2008年的0.491降低到2015年的0.462，而此後則再次提高。從(cong)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分布狀況看，收入分配改善的時間則更為(wei) 短暫。例如，五等分分組中最高20%的平均收入與(yu) 最低20%的平均收入之比，城鎮從(cong) 2008年5.77的最高點一度下降到2012年的5.00，隨後開始逐年提高，直至達到2018年的5.90;農(nong) 村則從(cong) 2011年的最高點8.39下降到2013年的7.41，隨後大幅度提高到2018年的9.29。

　　實際上，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在中等偏上收入階段，國家既麵臨(lin) 如何保持合理的經濟增長速度從(cong) 而做大蛋糕的挑戰，又麵臨(lin) 如何保持充分的社會(hui) 流動性從(cong) 而分好蛋糕的挑戰。本文在跨國數據比較的基礎上，認識中國發展階段變化的現實，觀察發展階段變化為(wei) 什麽(me) 以及如何導致經濟增長減速和社會(hui) 發展徘徊，並以此為(wei) 背景認識中國麵臨(lin) 的社會(hui) 發展挑戰，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本文第二部分對經濟發展和收入分配的跨國數據進行觀察並嚐試做出解釋。雖然本文並不冀望提出一般性的理論解釋，但是，既然各國分別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這個(ge) 觀察無疑有助於(yu) 我們(men) 認識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改善如何受發展階段的影響。第三部分以中國作為(wei) 觀察對象，闡釋社會(hui) 流動性在經濟增長減速前後的變化趨勢和原因。第四部分從(cong) 中國麵臨(lin) 的特殊挑戰出發，揭示在新的發展階段影響社會(hui) 流動性的體(ti) 製障礙。基於(yu) 分析結論，第五部分就實施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wei) 核心的中國特色再分配政策提出政策建議。

　　2從(cong) 發展階段看增長減速和收入差距擴大

　　傳(chuan) 統增長理論通常把經濟發展視為(wei) 勻質的過程，各國按照某種一般規律實現經濟總量的擴大和人均收入的提高。新古典增長理論的趨同或條件趨同假說把初始人均收入水平與(yu) 經濟增長表現相聯係，並預期那些處於(yu) 經濟發展較低階段的國家，一旦具備必要的稟賦、體(ti) 製、基礎設施等條件，可以比處於(yu) 更高發展階段的國家實現更快的經濟增長，因而國家之間發生趨同(如Barro，1995)。但是，這類研究並沒有特別關(guan) 注處於(yu) 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實現經濟增長遵循的增長模式有其不同之處。而恰恰是這種差異，導致不同發展階段的增長表現以及與(yu) 之關(guan) 聯的社會(hui) 發展表現。

　　使用世界銀行的跨國數據來觀察初始人均收入與(yu) 增長表現之間的關(guan) 係，我們(men) 可以發現，這種假設中的趨同現象如果存在的話，也是與(yu) 發展階段密切相連的。在圖1中，我們(men) 按照幾種不同的方式展示1990年人均GDP與(yu) 1990—2018年平均增長率之間的關(guan) 係。

　　其中，圖1.1展示了全部有數據的國家和地區(214個(ge) 樣本)的情形，從(cong) 中並不能看出初始人均收入與(yu) 經濟增長率之間有相關(guan) 關(guan) 係;圖1.2選取了初始人均GDP在12000美元以下的全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和地區(164個(ge) 樣本數)，從(cong) 中也看不到顯著的趨同現象;圖1.3展示的是初始人均GDP在1000—12000美元的中等收入國家和地區(116個(ge) )，在一定範圍內(nei) 隱約顯現趨同現象，即初始人均收入與(yu) 增長率呈不顯著的負相關(guan) 關(guan) 係;圖1.4中隻包含初始人均GDP在4000—12000美元的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和地區(43個(ge) )，呈現的趨同趨勢相對而言最為(wei) 顯著。這個(ge) 關(guan) 於(yu) “趨同”的描述性展示，與(yu) 發展中國家的“趕超”現實是可以相互印證的。

　　許多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國家仍然處於(yu) 低水平均衡陷阱，缺乏經濟起飛最基本的臨(lin) 界條件，所以有大量國家堆積在中等偏下收入門檻前後以及中等偏上收入門檻之前的位置。但是，在這樣一些階段，國家之間的增長速度具有很大的差異性，既包括一些高速趕超的明星，也有諸多陷入停滯的失敗案例。

　　進入中等偏上收入階段後，相對來說就進入了正常增長軌道。這類國家與(yu) 低收入起點國家中增長表現良好的那部分國家，通常經曆了一個(ge) 劉易斯式的二元經濟發展，得益於(yu) 諸如人口紅利等低垂果子般的增長源泉，實現了經濟增長的趕超。但是，按照趨同的含義(yi) ，國家從(cong) 這個(ge) 階段開始呈現適度的減速趨勢。在圖中則表現為(wei) ，在中等收入特別是中等偏上收入階段，國家之間在增長速度上也產(chan) 生一定的“趨中”傾(qing) 向。

　　至於(yu) 在中等偏上收入階段後期，特別是臨(lin) 近高收入門檻的時候，由於(yu) 這些國家以往仰仗的生產(chan) 要素驅動、資源重新配置效應以及技術上的後發優(you) 勢等增長源泉式微乃至消失，一般來說國家會(hui) 遭遇減速，並且由於(yu) 應對政策的恰當與(yu) 否，在國家之間再次出現分化趨勢。正是由此開始，單個(ge) 國家要麽(me) 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要麽(me)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下麵我們(men) 來看收入分配狀況與(yu) 發展階段的關(guan) 係。庫茲(zi) 涅茨利用早期的跨國數據刻畫了一條倒U形曲線，即收入不均等程度(以諸如基尼係數衡量)隨著一國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上升，到達峰值即庫茲(zi) 涅茨轉折點之後開始下降(Kuznets,1955)。這與(yu) 人們(men) 後來的觀察不符，也因其被許多“涓流經濟學”理論引為(wei) 依據，因而受到普遍的批評。我們(men) 可以采用與(yu) 前麵的分析類似的方法，利用世界銀行關(guan) 於(yu) 國家和地區人均GDP及其對應的基尼係數數據進行觀察和認識。

　　圖2.1包含了全部低收入及中等收入國家和地區共119個(ge) 樣本，從(cong) 中看不出人均GDP與(yu) 基尼係數之間的關(guan) 係。庫茲(zi) 涅茨曲線預期的變化軌跡——在這個(ge) 階段，隨著人均收入提高收入不平等程度趨於(yu) 提升——顯然得不到數據的支持。圖2.2和圖2.3分別展示全部中等收入國家和地區，以及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和地區的收入分配狀況(樣本數分別為(wei) 94個(ge) 和40個(ge) )，同樣沒有顯示出收入水平與(yu) 收入差距之間的庫茲(zi) 涅茨式關(guan) 係。不過，從(cong) 這兩(liang) 張圖中可以發現，中等偏上收入更多集中在具有很高基尼係數的區域。圖2.4是包括全部有數據國家和地區的情形。由於(yu) 這裏的153個(ge) 樣本是在之前情形的基礎上增加了高收入國家和地區樣本，因此，圖中顯示的較為(wei) 顯著的收入分配隨人均收入提高而改善的趨勢，主要來自這些新增樣本(高收入國家)的貢獻。

　　從(cong) 圖2的數據描述可以概括幾個(ge) 初步的發現。第一，至少從(cong) 這個(ge) 橫截麵數據看，庫茲(zi) 涅茨曲線是不成立的：既不存在隨收入提高呈現的收入不均等程度上升的現象，也沒有一個(ge) 自然而然的轉折點。第二，雖然總體(ti) 而言在每一個(ge) 發展階段，收入分配狀況在國家之間存在差異，但是，也可以看到收入分配狀況與(yu) 發展階段有一定的關(guan) 係，主要是在中等偏上收入及以後階段才顯現。如前所述，中等偏上收入階段是一個(ge) 易於(yu) 受困在中等收入陷阱的發展階段，而經濟增長減速和收入分配惡化是這一陷阱的兩(liang) 個(ge) 基本表現。第三，高收入國家呈現較小的收入不均等，實際上是經過稅收和轉移支付後的基尼係數，標誌著再分配的作用和重要性。

　　結合第二和第三個(ge) 發現可以得出結論：在特定的發展階段(這裏主要指進入中等偏上收入階段之後)，再分配政策需要介入收入分配過程和基本公共服務供給領域。在中等偏上收入階段乃至臨(lin) 近高收入門檻時，傳(chuan) 統增長源泉式微導致資本報酬遞減現象嚴(yan) 重化，正常情況下，一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會(hui) 加快其回歸均值的節奏。做大蛋糕的速度放慢時，分好蛋糕愈顯重要。然而，恰是造成增長減速的同樣一些原因，也導致勞動力市場初次分配功能失靈，社會(hui) 流動性下降，同時再分配政策尚未完善，使這個(ge) 階段易於(yu) 受到收入差距擴大的困擾。

　　誠然，這個(ge) 發展階段顯現的再分配傾(qing) 向和實際政策措施，並不注定是沿著真正改善收入分配狀況的方向。實際上，在蛋糕不再做大的情況下，重新分配蛋糕的做法往往還會(hui) 受到既得利益和各群體(ti) 相對政策談判力的影響，在某些國家的博弈結果反而是進一步擴大了收入差距。然而，這個(ge) 現象同樣說明，這是一個(ge) 必須重視再分配政策本身和恰當選擇再分配方式的發展階段。隨後我們(men) 將從(cong) 中國的發展階段出發，揭示社會(hui) 發展領域麵臨(lin) 的挑戰，以便提出適合於(yu) 中國國情的再分配路徑和機製。

　　3隨發展階段變化的中國社會(hui) 流動

　　可見，需要在分析中加入“發展階段”這個(ge) 視角，才能更好地理解經濟發展和社會(hui) 發展現象，合理解釋其成敗得失。中國的經驗表明，在中等偏上收入階段乃至臨(lin) 近高收入門檻之時，在經濟增長喪(sang) 失其傳(chuan) 統源泉因而發生減速的同時，社會(hui) 流動性和初次分配的分享性質也趨於(yu) 減弱。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成果，主要通過勞動力市場機製得到了廣泛的分享。這種發展的分享性質及其實現機製，與(yu) 特定發展階段和發展類型密切相關(guan) 。

　　在20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前10年的時間裏，中國處於(yu) 一個(ge) 有利的人口機會(hui) 窗口期，即勞動年齡人口迅速增長，人口撫養(yang) 比持續下降。相關(guan) 領域改革通過清除勞動力流動的製度性障礙，把農(nong) 業(ye) 剩餘(yu) 勞動力和城市企業(ye) 冗員吸納到迅速成長的新就業(ye) 領域，實現了資源重新配置。通過擴大對外開放，勞動力豐(feng) 富的資源優(you) 勢被轉化為(wei) 製造業(ye) 的比較優(you) 勢，進而在國際分工體(ti) 係中贏得勞動密集型產(chan) 品的競爭(zheng) 優(you) 勢，同步實現了經濟增長與(yu) 就業(ye) 擴大從(cong) 而收入提高。

　　中國在國際分工中主要發揮勞動密集型產(chan) 業(ye) 的比較優(you) 勢，意味著在國際貿易中以豐(feng) 富的勞動要素與(yu) 發達國家的資本要素和技術要素進行交換。從(cong) 整體(ti) 看，這種按照比較優(you) 勢原則進行國際貿易的結果，意味著中國作為(wei) 勞動密集型產(chan) 品出口國，勞動要素的回報率得以提高，城鄉(xiang) 勞動者通過勞動力市場初次分配機製分享了改革開放的發展成果。

　　具體(ti) 來說，在有大量農(nong) 業(ye) 剩餘(yu) 勞動力和企業(ye) 冗員的時期，雖然工資上漲較慢，居民收入主要依靠就業(ye) 擴大和勞動參與(yu) 率提高得到整體(ti) 增長;而在劉易斯轉折點到來之後，勞動力短缺改變了勞動力市場上的供求關(guan) 係，提高了工人相對於(yu) 雇主的談判力，導致工資上漲從(cong) 而增加了城鄉(xiang) 居民收入。

　　隨著中國延續30年(1980—2010年)的人口機會(hui) 窗口迅速關(guan) 閉，二元經濟發展階段最顯著的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征也趨於(yu) 消失。具體(ti) 表現為(wei) ，隨著農(nong) 業(ye) 剩餘(yu) 勞動力轉移速度減慢，城鄉(xiang) 就業(ye) 擴大和資源重新配置都不再按以往的節奏進行，勞動密集型製造業(ye) 的比較優(you) 勢也加速減弱，國際貿易以發達國家為(wei) 主要對象的特點也趨於(yu) 弱化。

　　這些變化也反映在社會(hui) 發展領域，不僅(jin) 收入分配的改善速度減慢，社會(hui) 流動性也趨於(yu) 降低。我們(men) 可以從(cong) 橫向和縱向兩(liang) 個(ge) 視角觀察社會(hui) 流動性及其變化趨勢。社會(hui) 流動性是一個(ge) 有關(guan) 各群體(ti) 社會(hui) 身份變化的複雜問題，涉及社會(hui) 階層結構格局、居民幸福感和對社會(hui) 公正的認同，以及社會(hui) 是否具有凝聚力等。通常，通過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上選擇遷移空間即橫向流動，個(ge) 人和家庭實現自身、人口隊列之間以及代際職業(ye) 變化等縱向流動。後麵將討論一些相關(guan) 顯示性指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社會(hui) 流動性的變化趨勢。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曆的劉易斯式二元經濟發展過程，主要表現是以農(nong) 業(ye) 剩餘(yu) 勞動力轉移為(wei) 核心的大規模人口流動，由此導致產(chan) 業(ye) 結構和區域格局的巨大變化。1978—2018年，農(nong) 業(ye) 勞動力比重從(cong) 70.5%下降到26.1%，城市化率從(cong) 17.9%提高到59.6%。然而，作為(wei) 勞動力大規模轉移以及人口變化的結果，近年來這個(ge) 勞動力轉移速度已經進入顯著減慢的階段(參見Cai et al.,2016，圖3)。勞動力跨城鄉(xiang) 、跨地區和跨部門橫向流動速度的放慢，必然對職業(ye) 、收入地位和社會(hui) 身份方麵表現出的社會(hui) 縱向流動產(chan) 生不利影響。

　　一般來說，在一個(ge) 經濟高速增長、產(chan) 業(ye) 結構迅速變化、教育水平大幅提高，以及勞動力大規模、大範圍橫向流動的發展階段，職業(ye) 結構趨於(yu) 向人力資本含量和社會(hui) 地位更高的水平提升，與(yu) 此相應的變化也比較迅速，因而整個(ge) 社會(hui) 的流動性較強。同時，社會(hui) 在創造更多向上流動機會(hui) 的同時，並不以相同的概率使另一部分人向下流動(即向上流動多而向下流動)，這意味著經濟發展具有分享性，而社會(hui) 流動具有帕累托改進的性質。

　　因此，我們(men) 可以抓住影響職業(ye) 結構變化的兩(liang) 個(ge) 重要因素，對社會(hui) 流動變化趨勢進行觀察：一是產(chan) 業(ye) 結構升級優(you) 化，這是職業(ye) 結構變化的需求側(ce) 因素;二是勞動年齡人口受教育程度提高，這是職業(ye) 結構變化的供給側(ce) 因素。兩(liang) 者呈現較快的改善則促進了職業(ye) 結構的高度化，相應導致社會(hui) 縱向流動性的增強。

　　為(wei) 了展示這個(ge) 趨勢，我們(men) 根據第五次(2000年)和第六次(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計算了兩(liang) 個(ge) 指標。第一是分年齡組的受教育年限，即根據分年齡組的受教育階段，分別賦予其受教育年限數值，即“未上過學”為(wei) 0年，小學為(wei) 6年，初中為(wei) 9年，高中為(wei) 12年，大學專(zhuan) 科為(wei) 15年，大學本科為(wei) 16年，研究生為(wei) 19.3年(按碩士生和博士生人數的加權平均值計算);第二是分年齡組的職業(ye) 高度化指數，即計算每個(ge) 年齡組中職業(ye) 被定義(yi) 為(wei) “專(zhuan) 業(ye) 技術人員”和“辦事人員及相關(guan) 人員”的合計占全部就業(ye) 人員比重。從(cong) 這兩(liang) 個(ge) 指標，既可以觀察十年間受教育程度和職業(ye) 構成的變化，也可以觀察在同一時點上，受教育程度和職業(ye) 構成的年齡分布。

　　如圖4所示，我們(men) 可以從(cong) 數據中得到兩(liang) 個(ge) 重要的觀察結果。首先，2000—2010年勞動年齡人口的人力資本水平(人均受教育年限)和職業(ye) 高度化水平(專(zhuan) 業(ye) 技術人員和辦事人員或簡稱“白領職業(ye) ”占全部就業(ye) 人員的比重)，都得到顯著提高。這是與(yu) 這個(ge) 時期的經濟增長、結構變化和教育發展一致的。其次，從(cong) 同一時點上的各年齡組比較來看，平均受教育水平隨年齡提高而降低，相應的，職業(ye) 高度化水平也隨年齡提高而下降。由此可見，人力資本無疑是保障個(ge) 人職業(ye) 提升的正麵且重要的影響因素，而人口老齡化會(hui) 同時影響人力資本和職業(ye) 變化趨勢。

　　進一步觀察，在2002—2006年，16歲及以上人口中“白領職業(ye) ”占比平均為(wei) 12.5%，到2012—2017年，這個(ge) 平均比重提高到18.9%。然而，隨著促進職業(ye) 結構升級的因素逐漸發生變化，可以預期職業(ye) 高度化的過程可能發生減速。

　　前述與(yu) 人口紅利消失相關(guan) 的因素變化，特別是在人力資本積累速度放緩的同時，繼2006年以來製造業(ye) 增加值占GDP比重下降，第二產(chan) 業(ye) 就業(ye) 於(yu) 2012年以後開始減少，勞動生產(chan) 率較低的第三產(chan) 業(ye) 成為(wei) 主要的就業(ye) 吸納領域，都產(chan) 生使職業(ye) 結構升級勢頭減弱，進而使社會(hui) 流動性下降的效應。

　　通常，根據一個(ge) 社會(hui) 所處的發展階段或環境，社會(hui) 流動就其性質來說有兩(liang) 種。其一，在高速成長和結構變化過程中，社會(hui) 流動以正和博弈(從(cong) 而帕累托改進)的方式發生。改革開放時期中國城鄉(xiang) 居民對發展成果的分享，迄今為(wei) 止主要以這種社會(hui) 流動的方式進行。其二，在經濟總量和產(chan) 業(ye) 結構都處於(yu) 相對靜態的條件下，更為(wei) 高度化的職業(ye) 位置日益變得有限，一些群體(ti) 沿著社會(hui) 階梯的向上流動可能導致另一些群體(ti) 社會(hui) 位置的下滑，向上與(yu) 向下成為(wei) 社會(hui) 流動性變化這枚硬幣的兩(liang) 麵，以相同的概率發生。

　　社會(hui) 流動接近於(yu) 以零和博弈的方式進行，相應則會(hui) 產(chan) 生一個(ge) 社會(hui) 流動的“合成悖論”。也就是說，每個(ge) 人和家庭都力爭(zheng) 上遊就形成這樣一個(ge) 局麵：處於(yu) 社會(hui) 流動階梯下端的群體(ti) 力圖打破既有格局的努力，與(yu) 處於(yu) 社會(hui) 流動階梯上端的群體(ti) 力圖維護既得利益的努力，在方向上相背而行，產(chan) 生衝(chong) 突，造成社會(hui) 凝聚力與(yu) 和諧性的降低。這種合成悖論反過來強化社會(hui) 流動的零和博弈性質，造成收入分配狀況惡化和格局固化，引起社會(hui) 各階層或缺乏獲得感，或缺乏安全感。

　　人口規模擴大、經濟增長和產(chan) 業(ye) 結構變化的高速進行，都隻是特定發展階段的現象，而社會(hui) 流動是任何時代都必須保持的。因此，保持和提高社會(hui) 流動性的途徑不應該是唯一的，而是需要與(yu) 時俱進。誠然，發展是解決(jue) 發展中問題的根本辦法，應對經濟減速的問題，保持蛋糕繼續做大無疑是正確的;同時，我們(men) 隨後將看到，通過改革消除中國現存的各種體(ti) 製性障礙，可以顯著提高社會(hui) 流動性，更合理地分配蛋糕。

　　4哪些體(ti) 製性因素阻礙中國的社會(hui) 流動?

　　社會(hui) 流動性缺乏，不僅(jin) 是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的根本原因，而且會(hui) 使這種差距在代際傳(chuan) 遞，造成社會(hui) 分層的固化，進而導致社會(hui) 凝聚力的下降。因此，政府旨在縮小收入差距的政策努力，既包括實施累進稅收和轉移支付等再分配製度，也應包括有利於(yu) 促進社會(hui) 流動的更廣泛的社會(hui) 政策。在目前中國，阻礙社會(hui) 流動的最大體(ti) 製障礙是城鄉(xiang) 間、地區間、群體(ti) 間享受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差異，而造成這個(ge) 係統化差異的根本症結仍然是現行的戶籍製度。

　　中國在形成計劃經濟體(ti) 製初期建立的戶籍製度，初衷是通過嚴(yan) 格的人口居住地登記和分割性、排他性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阻止人口的跨城鄉(xiang) 和跨地區流動。在1958年戶籍製度正式出台以後，除了上大學、參軍(jun) 和計劃招工等有限機會(hui) 外，居民極少有其他渠道跨地區遷移，其中城鄉(xiang) 之間的遷移限製尤其嚴(yan) 格。職業(ye) 變更通道被阻斷以及體(ti) 製形成的城鄉(xiang) 收入差距，使得計劃經濟時期的中國具有社會(hui) 流動性極低的特征。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隨著改革的推進和經濟增長加速，勞動力跨城鄉(xiang) 、跨地區流動得到逐步放鬆，並在程度上和範圍上不斷擴大。但是，在戶籍製度限製人口遷移和勞動力流動的初衷已被突破的情況下，原來服務於(yu) 這個(ge) 目的的那種割裂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體(ti) 製，仍未實現根本性的突破，長期以來形成的二元社會(hui) 結構也得以保留，不僅(jin) 阻礙人口橫向流動的徹底性，更由於(yu) 造就了一個(ge) 特殊的人口群體(ti) ，固化了利益結構，產(chan) 生抑製社會(hui) 流動的效應。

　　這個(ge) 特殊群體(ti) 就是在城市居住和就業(ye) ，卻沒有獲得城市戶口的農(nong) 民工。2018年，全國共有1.73億(yi) 離開戶籍登記地所在鄉(xiang) 鎮的農(nong) 民工，其中絕大多數在城市務工和居住。但是，這個(ge) 群體(ti) 仍然未能享受到平等的勞動力市場待遇和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根據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人口與(yu) 勞動經濟研究所進行的城市勞動力調查數據，我們(men) 可以觀察在相關(guan) 待遇上，農(nong) 民工與(yu) 具有本地戶籍的職工之間的差異，以及2010年到2016年的改善幅度(表1)。

　　首先，農(nong) 民工在工資獲得方麵因戶籍身份受到歧視性對待。與(yu) 具有城市戶口的本地工相比，農(nong) 民工的勞動報酬仍然係統性地偏低，改善並不顯著。2016年農(nong) 民工獲得的小時工資僅(jin) 為(wei) 本地工的73%。雖然農(nong) 民工往往通過加班的方式增加月工資收入，如他們(men) 每周實際工作小時數比本地工高26%，但仍不足以填補與(yu) 本地工的收入差距。

　　以往的諸多研究表明，在農(nong) 民工與(yu) 本地工的工資差別中，有一個(ge) 顯著的部分可以歸結為(wei) 對戶籍身份的歧視因素。例如，王美豔(2005)利用較早的CULS數據，在控製教育水平等人口特征之後，發現43%的工資差異可以用歧視性因素解釋。

　　其次，農(nong) 民工參加基本社會(hui) 保險的比例明顯偏低。例如，基本養(yang) 老保險、失業(ye) 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對農(nong) 民工的覆蓋水平，分別僅(jin) 相當於(yu) 本地工的40%、44%和45%。這種狀況也主要與(yu) 農(nong) 民工戶籍身份造成的就業(ye) 不穩定有關(guan) 。其中三個(ge) 重要因素分別為(wei) ：(1)雇主不願意為(wei) 農(nong) 民工參保，(2)農(nong) 民工本人在企業(ye) 參保和參加居民社會(hui) 保險的意願都不強，以及(3)很多農(nong) 民工經由作為(wei) 中介的勞務派遣公司實現就業(ye) ，與(yu) 派遣公司和就業(ye) 單位都隻有十分鬆散的關(guan) 係。

　　最後，農(nong) 民工在其他基本公共服務方麵也缺乏均等權利。例如，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比例僅(jin) 相當於(yu) 本地居民的35%;子女在本市上學的比例僅(jin) 為(wei) 67%。另據國家統計局(2019)數據，從(cong) 農(nong) 民工子女就讀的學校類型看，小學階段82.2%在公辦學校就讀，11.6%在有政府支持的民辦學校就讀;初中階段84.1%在公辦學校就讀，10%在有政府支持的民辦學校就讀。農(nong) 民工在城市的住房情況是：購買(mai) 住房的僅(jin) 為(wei) 19%，租房居住的占61.3%，雇主提供住房的占12.9%，僅(jin) 有2.9%享受保障性住房。

　　5結語和政策建議

　　正如在較高的發展階段雖然發生減速現象，仍然可以通過增長模式的轉變實現相對緩慢卻仍然合理的可持續增長速度一樣，合理規範初次分配過程，以“盡力而為(wei) 、量力而行”的原則，從(cong)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入手實施具有中國特色的再分配政策，也可以保持社會(hui) 流動性，擴大經濟發展的分享性，從(cong) 而不斷提高居民福祉。

　　本文的分析揭示，中國麵對的特殊挑戰，一般意義(yi) 上說，是社會(hui) 流動受到現行體(ti) 製格局的阻礙，更具體(ti) 來說，是勞動力更充分流動和融合受到了戶籍製度改革滯後的羈絆。鑒於(yu) 此，在新的發展階段保持和擴大社會(hui) 流動性就會(hui) 遇到一個(ge) 悖論：一方麵，實施再分配政策需要政府發揮更積極的作用;另一方麵，改革的對象同時也是政府執行的現行製度。從(cong) 以下方麵著眼和入手推動政策調整，可望打破這個(ge) 改革推動者與(yu) 改革對象同為(wei) 一身的兩(liang) 難。

　　首先，增強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普惠性，逐步剝離及至徹底割斷戶籍製度與(yu) 公共服務供給的關(guan) 聯。在戶籍製度被根本取消之前，地方政府應加快轉向以常住(即在本地居住6個(ge) 月及以上)身份為(wei) 依據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目前，基本社會(hui) 保險、最低生活保障、義(yi) 務教育、政策性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務，都是地方政府的責任。改變以戶籍身份區分待遇的公共品供給方式，有利於(yu) 打破阻礙社會(hui) 流動的係統性障礙。

　　其次，強化中央政府對戶籍製度改革相關(guan) 成本的支出責任，提高中央與(yu) 地方在改革推動上的激勵相容性。突破戶籍身份限製提供基本公共服務也好，推動以農(nong) 民工市民化為(wei) 核心的戶籍製度改革也好，地方政府都麵臨(lin) 著改革本身的外部性，形成改革的激勵不相容問題。

　　戶籍製度改革可以通過增加勞動力供給、創造再配置效率以及擴大消費，有利於(yu) 經濟增長(Lu et al.,2014)，相應還可增加中央稅、地方稅和共享稅收入。然而，這種改革紅利並不能為(wei) 某個(ge) 特定地區獨享，而戶籍製度改革涉及的成本，卻幾乎全部由地方政府支出，因而造成後者對推動改革缺乏主動性。鑒於(yu) 戶籍製度改革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正外部性，中央政府買(mai) 單是打破僵局的關(guan) 鍵，也符合政策製定和製度安排的內(nei) 在邏輯。

　　最後，完善公共財政體(ti) 係，把地方政府推動經濟發展的動機轉化為(wei) 促進社會(hui) 發展的激勵。一旦戶籍製度及相關(guan) 領域改革所涉成本由中央政府支付，地方政府顯然可以從(cong) 農(nong) 民工市民化中獲得淨收益。進一步，如果合理界定公共財政的功能及其界限、完善政府財力和支出責任在中央和地方之間劃分，使地方有必要的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責任和自主權，同時又能避免地方公共品供給中的逐利性和惡意競爭(zheng) ，地方政府便會(hui) 在公共品供給上提高水平、增強普惠性，以吸引移民，各地政府的這種競爭(zheng) 則會(hui) 疏通遷移通道，提高居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的數量和質量，進而加大社會(hui) 流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