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疫情：泛政治化不可取

　　張鋒：鄭教授，您好，非常高興(xing) 我們(men) 可以以視頻對話的方式討論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治以及這次疫情對世界格局的影響。

　　鄭永年：謝謝您的邀請。

　　張鋒：新冠肺炎疫情發展到現在已近半年時間，世界各國的專(zhuan) 家學者、政治人物，乃至普通民眾(zhong) ，都從(cong) 不同的角度對疫情進行解讀，產(chan) 生了海量信息。這一方麵為(wei) 我們(men) 提供了豐(feng) 富的材料和視角，另一方麵也給我們(men) 帶來了信息過載問題。您覺得從(cong) 哪些角度來解讀這次疫情是最有價(jia) 值的?或者說，您個(ge) 人最傾(qing) 向於(yu) 從(cong) 哪種角度進行解讀?

　　鄭永年：您這個(ge) 問題提得很好。但為(wei) 了嚴(yan) 謹一些，我覺得還是要分兩(liang) 部分來分析。第一部分，也就是關(guan) 於(yu) 眾(zhong) 多角度中最有價(jia) 值的角度。不同角度有不同價(jia) 值，很難說某一種角度最有價(jia) 值。但也必須指出，任何人在談論疫情時如果超越了專(zhuan) 業(ye) 邊界，或者是出現了泛政治化傾(qing) 向，則幾乎必然是不可取的角度。

　　張鋒：您這個(ge) 反向思維很有價(jia) 值。我們(men) 確實不應超越專(zhuan) 業(ye) 邊界，畢竟疫情防控是比較特殊的領域，涉及流行病學、病毒學、臨(lin) 床醫學等專(zhuan) 業(ye) 知識，遠非領域外人士可及，貿然置喙便不可取。

　　鄭永年：所以包括我自己在內(nei) ，如果從(cong) 經濟損益、政治角力、人文關(guan) 懷等角度探討疫情防控時，要明確自己的專(zhuan) 業(ye) 邊界，在自己的專(zhuan) 業(ye) 邊界內(nei) 提供意見，並且保持開放的心態，尊重和接納其他專(zhuan) 業(ye) 人士的意見。

　　張鋒：很同意。但如果討論新冠肺炎疫情對世界產(chan) 生的影響，似乎必然會(hui) 牽涉到一些與(yu) 政治相關(guan) 的內(nei) 容。這個(ge) 時候，您建議“避免出現泛政治化”傾(qing) 向該怎麽(me) 理解呢?

　　鄭永年：我強調的是，即便討論與(yu) 政治相關(guan) 的內(nei) 容，也要避免泛政治化傾(qing) 向。也就是說，不要把病毒、疫情，以及疫情造成的經濟與(yu) 社會(hui) 影響政治化、意識形態化，尤其是不要被激進的民粹主義(yi) 和民族主義(yi) 這類情緒裹挾;否則情緒替代理性，無論是對決(jue) 策者還是對普通人都是非常有害的。這本來是誰都懂得的道理，但坦率地說，這次疫情下，國內(nei) 外有很多人明知故犯。疫情發生後，我在多篇文章裏呼籲回歸事實、科學和理性，摒棄狹隘的民粹主義(yi) 和民族主義(yi) 。對於(yu) 社會(hui) 問題，每一個(ge) 人多多少少都會(hui) 有自己的情緒，但這種情緒也最能影響人的判斷力。思考嚴(yan) 肅的社會(hui) 問題還是要基於(yu) 事實，進行科學理性的分析，這才是獲得真知的基礎。

　　抗擊疫情須處理好政治與(yu) 科學之間的關(guan) 係

　　鄭永年：第二部分，關(guan) 於(yu) 分析疫情防控和疫情對世界產(chan) 生的影響，我個(ge) 人最傾(qing) 向的角度是如何處理政治與(yu) 科學之間的矛盾，這是一個(ge) 最核心的問題。疫情本身首先是個(ge) 科學問題，但疫情防控又不僅(jin) 僅(jin) 是科學問題。從(cong) 人類經驗來看，伴隨而來的還有兩(liang) 種傲慢。

　　第一種是將其他事物淩駕於(yu) 科學之上的傲慢。疫情中許多國家沒有做到科學優(you) 先，而是出現了政治淩駕於(yu) 科學之上的現象。政治即利益表達，是不同利益之間的力量角力和平衡。利益訴求的表達如果沒有被控製在適當的範圍內(nei) ，就很容易壓倒科學。美國這次為(wei) 我們(men) 提供了鮮活的反麵教材——在政治人物層麵，特朗普為(wei) 了其個(ge) 人權力、選舉(ju) 等考量，不惜否定專(zhuan) 家的科學建議;在利益集團層麵，無論是聯邦還是各州，都存在是不是要冒險提前複工的爭(zheng) 論，這其實反映出功利主義(yi) 和人本主義(yi) 的價(jia) 值分歧;在國際層麵，美國的政界和保守派媒體(ti) 不斷製造著種種病毒“理論”，如“中國起源論”“中國責任論”和“中國賠償(chang) 論”等等，試圖把自己抗疫不力的責任推給中國。

　　第二種是以為(wei) 科學無所不能的傲慢。在人類和自然的關(guan) 係上，無論東(dong) 西方，人們(men) 的認知總是有一個(ge) 過程的，但總體(ti) 上看，這是一個(ge) 人類從(cong) 謙卑到狂妄的過程。在西方，這種變化表現在自由主義(yi) 的演變過程之中。在東(dong) 方，自由主義(yi) 更多地被理解為(wei) 一種政治經濟思潮。但無論如何，最終的結果就是從(cong) 政治人物到普通民眾(zhong) ，人們(men) 似乎都隻是把病毒當作自然災難來應對，並傾(qing) 向於(yu) 相信一種新病毒出現後，人類能夠迅速研製出疫苗或藥物。然而，事實遠非如此。直到今天，人類仍然沒有能夠研發出針對2003年SARS病毒的疫苗，也沒有研發出針對艾滋病、寨卡病毒等一係列新出現病原體(ti) 的疫苗。實際上，人類的利己性質往往給病毒和病毒的變種以很多機會(hui) 和空間。經驗表明，在兩(liang) 次疫情暴發間隙，很多國家的行為(wei) 顯示，因為(wei) 政府的短視和資本的趨利性質，造成了持續投入資金預防疫病的意願大幅度減弱，針對零星病毒性疾病的疫苗和藥物市場不足以推動研究和開發。

　　張鋒：這些不同層麵的利益訴求和政治操作，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被平抑，但不可能被消滅。那麽(me) ，如何有效達成政治和科學之間的平衡?

　　鄭永年：利益訴求是客觀的，不會(hui) 因為(wei) 我們(men) 不喜歡就消失。但利益有疏導整合的可能，比如我通過觀察中國的決(jue) 策模式而總結出的內(nei) 部多元主義(yi) 架構就是一種可取的方案。內(nei) 部多元主義(yi) 不同於(yu) 西方國家不同利益團體(ti) 間相互否定、相互掣肘的“外部”多元主義(yi) 。它恰恰是通過決(jue) 策過程，把不同意見都吸納到執政黨(dang) 所領導的決(jue) 策體(ti) 製中，以期在最大程度上實現代表性和有效性的平衡，也就是傳(chuan) 統所說的“民主與(yu) 集中”的平衡。中日韓為(wei) 代表的東(dong) 亞(ya) 各國雖製度不同，但都有不同程度的內(nei) 部多元主義(yi) 特征。因此，至少到目前為(wei) 止，東(dong) 亞(ya) 社會(hui) 在此次疫情中的表現要遠遠優(you) 於(yu) 西方社會(hui) 。

　　未來全球化的演變和中國的繼續開放

　　張鋒：任何人的思維都具有慣性，一個(ge) 國家也是。在科學和政治的關(guan) 係上一旦形成了既定思維，恐怕很難在短時間內(nei) 改變。以美國為(wei) 代表的一些西方國家出現了政治淩駕於(yu) 科學之上的集體(ti) 意誌，這股力量對世界格局的重塑幾乎可以說是必然的。二戰後，尤其是冷戰後的幾十年間，經濟全球化在崇尚科學技術和經濟理性的作用下快速發展，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這一進程更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然而，經濟全球化也給很多國家帶來了很多問題，我們(men) 可以看到，這些問題中的大多數在過去這些年裏不僅(jin) 沒有得到有效緩解，反而越發嚴(yan) 重了，蓄積的社會(hui) 情緒也越發高漲。如今在一些歐美國家出現的政治淩駕於(yu) 科學之上的潮流，就是這類情緒的一種表達。那麽(me) 疫情之後，經濟全球化是否也會(hui) 隨之退潮呢?

　　鄭永年：這個(ge) 擔心不是沒有理由的。我的判斷是，經濟全球化不會(hui) 簡單地退潮，而是以一種“有限全球化”的新形態繼續下去，比如回到類似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經濟全球化。那時的經濟全球化是每個(ge) 國家都掌握自己的經濟主權，並在此基礎上根據自身的比較優(you) 勢進行貿易和投資。20世紀80年代後的經濟全球化是更深層次的經濟全球化，被稱為(wei) 超級全球化，生產(chan) 要素在全球市場進行優(you) 化配置。

　　正如你剛才所提到的，這種更為(wei) 我們(men) 所熟悉的深層次經濟全球化確實給部分國家帶來很多問題，這些問題大多還在進一步惡化之中，我們(men) 不能因為(wei) 中國是此輪經濟全球化中最突出的受益者就否認這個(ge) 事實。比如，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的中產(chan) 階級人口大約占到70%，但是奧巴馬執政結束的時候，勉強隻有50%。經過此次疫情的衝(chong) 擊，這個(ge) 比例還在下降。站在美國的角度，大量中產(chan) 階級滑落到社會(hui) 中下層，甚至淪為(wei) 貧困。西方發達國家普遍存在這個(ge) 現象，隻是程度不同罷了。

　　學界對這個(ge) 現象背後的原因已經有了共識，但知道成因並不意味著找到了解決(jue) 辦法。再加上多邊政治的協調機製天然地效率低下，這就讓一些國家和利益團體(ti) 對此失去耐性，他們(men) 迫切地想要回到“昔日的美好時光”。在那些“昔日的美好時光”裏，國家層麵最不同的特點就是各個(ge) 國家都還掌握著“經濟主權”。20世紀80年代以前，技術和資本當然也在不同國家間流動，但其程度和範圍遠不及今日。比如，一個(ge) 國家的政府和央行還不至於(yu) 在貨幣政策上失去話語權，而這種失去在如今的歐洲國家相當明顯。對於(yu) 美國來說，那時候它的資本和技術主要在西方發達國家陣營內(nei) 部流動，而不是像今天這樣把供應鏈布局在全球，特別是集中於(yu) 中國一個(ge) 國家。

　　疫情將西方國家產(chan) 業(ye) “空心化”的缺點充分暴露出來。美國和歐洲等發達經濟體(ti) 雖然具有最發達的醫療係統、公共衛生係統，但疫情發生後情況依然很慘烈，一個(ge) 重要原因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全球產(chan) 業(ye) 轉移，使口罩、洗手液、防護服、呼吸機等醫療物資的產(chan) 業(ye) 鏈大量轉移到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歐美國家自身的生產(chan) 能力大幅降低。中國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過程中，之所以能在短期內(nei) 取得巨大成效，不僅(jin) 緣於(yu) 全國統一行動的製度優(you) 勢，也有賴於(yu) 醫療物資相對充分供給的經濟優(you) 勢。雖然中國剛開始醫療物資也曾短缺，但隨著產(chan) 能快速提升，供應很快基本緩解。因此，疫情之後各國無論從(cong) 國民生命安全還是經濟安全考慮，都會(hui) 設法促成一些產(chan) 業(ye) 的回流，也就是要更多地把經濟主權掌握在自己手裏，經濟全球化會(hui) 因此轉變為(wei) “有限全球化”。

　　張鋒：有限全球化，較之過往的經濟全球化，可謂是人類政治、經濟發展趨勢中非常重大的變遷。如果有限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趨勢，那麽(me) 將來的局麵會(hui) 不會(hui) 對中國非常不利?

　　鄭永年：這需要分短期和長期來看。從(cong) 短期看，這種局麵對中國來說確實是不利的，因為(wei) 這將給中國帶來較大的產(chan) 業(ye) 調整成本。但也不用對這種衝(chong) 擊過於(yu) 恐懼。在有限的全球化下，美國、日本等國家即使將企業(ye) 遷回本國，也是一個(ge) 較長的過程，不可能在一年半載內(nei) 完成。就中國的外向型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而言，比如長三角和珠三角，他們(men) 的供應鏈網絡優(you) 勢明顯，外資企業(ye) 中的一部分即使要執意遷走，也還有一個(ge) 必然的過渡期。

　　從(cong) 長期看，不利的影響未必那麽(me) 大，甚至可以預期中國將從(cong) “有限的全球化”中獲益。一方麵，西方企業(ye) 不可能全部撤離。有些領域例如汽車產(chan) 業(ye) ，西方企業(ye) 在中國形成了完整的產(chan) 業(ye) 鏈，不可能把整個(ge) 產(chan) 業(ye) 鏈撤出中國;另一方麵，西方企業(ye) 撤離後會(hui) 讓出原本由他們(men) 占據的中國國內(nei) 市場，中國本土企業(ye) 可以迅速代替他們(men) 占領這部分市場。目前中國是世界上產(chan) 業(ye) 門類最齊全的國家，而且國內(nei) 市場廣闊，有限的全球化對中國企業(ye) 來說也是可利用的機會(hui) ，不僅(jin) 可以占領西方企業(ye) 留下的市場空間，還可以向產(chan) 業(ye) 鏈中的高附加值環節發展。

　　當然，必須強調的是，以上積極預期離不開一個(ge) 關(guan) 鍵因素的支持，就是中國總體(ti) 上仍舊保持開放，而不是走向封閉。由此，我們(men) 必須認真地討論一下中國會(hui) 不會(hui) 在疫情之後走向封閉的問題。關(guan) 於(yu) 這個(ge) 問題，我對中國繼續保持開放，乃至進一步擴大開放還是比較有信心的。

　　張鋒：中國人曆史上吃過“封閉就要落後，落後就要挨打”的虧(kui) ，不應該對此缺乏認識。當今中國，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已深入人心。新冠肺炎疫情固然凶猛，但比起曆史上因為(wei) 封閉帶來的“痛”，比如改革開放前因為(wei) 封閉帶來的“窮”，是小得多的損失，中國怎麽(me) 可能會(hui) 重新走向封閉呢?

　　鄭永年：中國正在盡可能防止出現“重新走向封閉”的結果。但基於(yu) 對當前局勢的判斷，我們(men) 有必要對此有更加謹慎和明確的認識。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前，即使美國開始大搞經濟民族主義(yi) 和貿易保護主義(yi) ，中國領導層也依然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在多個(ge) 場合表示決(jue) 心繼續推進經濟全球化。中國通過艱苦的努力和美國達成了第一階段貿易協議。這都證明中國是有強烈意願進一步開放的。但新冠肺炎疫情使我們(men) 看到，盡管改革開放40多年了，盡管人們(men) 以為(wei) 中國已經深度融入世界體(ti) 係，但突然間，人們(men) 發現西方還沒有準備好接受中國。

　　事實上，以美國為(wei) 代表的西方世界與(yu) 中國的互動關(guan) 係，已經從(cong) 以往“拉”和“推”，正朝向“擠”和“退”演變，即以美國為(wei) 代表的西方想把中國擠出世界體(ti) 係，中國麵臨(lin) 著是否“退”出這個(ge) 體(ti) 係的問題。“退”不是表現在物理和物質意義(yi) 上，而是表現在思想和態度上。

　　以中國的體(ti) 量和已經達到的發展水平，縱使外界有再多不利因素，中國也不會(hui) 停止發展，更不會(hui) 走向衰落。不過，麵對西方的“擠”，中國如何保持不“退”，是當今中國人需要認真麵對的挑戰。

　　如何從(cong) 人類價(jia) 值的高度反思疫情

　　張鋒：不是所有人都歡迎經濟全球化，更不是所有人都樂(le) 見一場由中國主導的經濟全球化。經濟全球化以往在世界範圍內(nei) 累積的問題，借由這次疫情突然爆發出來，短期來看是對於(yu) 過往政治、經濟秩序的衝(chong) 擊;長期來看，很有可能重塑這些秩序，比如我們(men) 剛才談到的“有限全球化”和中國在其中是否能夠繼續扮演開放者的角色。這些問題，僅(jin) 僅(jin) 在半年前都是難以想象的。不得不說，新冠肺炎疫情這場意外值得人類社會(hui) 從(cong) 方方麵麵進行反思。鄭教授，您覺得如果上升到人類價(jia) 值的高度，我們(men) 該有哪些反思呢?

　　鄭永年：這其實是一係列宏大的問題。

　　首先，我始終認為(wei) 抗疫的核心是處理好政治與(yu) 科學的關(guan) 係，所以還是要呼籲大家在製度文化層麵進行反思。製度文化是人類基本價(jia) 值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往往也是爭(zheng) 議極大的一部分。就製度而言，有幾點是人們(men) 必須有所認識的：第一，每個(ge) 國家的製度都是根據其自身的文明、文化和國情發展而來，並且是向曆史開放的，在不同階段與(yu) 時俱進，以應對變化。第二，製度具有可變性和靈活性。沒有任何一個(ge) 製度會(hui) 像“民主論者”或“專(zhuan) 製論者”那樣刻板地存在和運作。任何製度都既有其民主的一麵，也有其專(zhuan) 製的一麵。在應對危機的時候，集權的體(ti) 製可以轉向分權，分權的體(ti) 製可以轉向集權。第三，製度操作者的主觀能動性，也就是領導能力問題非常重要。製度是由人來操作的，同樣一個(ge) 製度由不同的人來操作，效果會(hui) 很不相同。

　　其次，在公民與(yu) 社會(hui) 關(guan) 係層麵，每個(ge) 公民都應該力圖找到個(ge) 人與(yu) 集體(ti) 利益的交會(hui) 點。社會(hui) 就是一個(ge) 共同體(ti) ，每一個(ge) 個(ge) 體(ti) 都負有責任;疫情防控並非僅(jin) 僅(jin) 是醫生、政府官員、誌願者的事，而是所有人的事。不管是直接參與(yu) 者還是間接參與(yu) 者，不管是局內(nei) 人還是局外人，眾(zhong) 多個(ge) 體(ti) 能否有效集合起來，決(jue) 定了戰疫的成敗。結合上麵提到的製度因素，我們(men) 可以觀察到，社會(hui) 和這個(ge) 社會(hui) 中的個(ge) 人都有自己的“權”，但他們(men) 的“權”又都有其界限。每個(ge) 人都有權行使他的自由，其界限是不侵犯他人的自由。如果妨礙別人的自由，社會(hui) 有權製裁他。換句話說，個(ge) 人自由的行使必須考慮到社會(hui) (群體(ti) )的利益。

　　最後，在超越國家和個(ge) 人的國際層麵，雖然西方國家最早提出了“隻有利益是永恒的”，但這至少不是人性的全部。我們(men) 還要大力提倡弘揚人道主義(yi) 精神，任何國家和個(ge) 人都應該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nei) 為(wei) 有需要的人提供人道主義(yi) 救助。發揚人道主義(yi) 精神不僅(jin) 是疫情大暴發時期的需要，還是在任何時期檢驗人類道德水準的重要指標之一。通過在人道主義(yi) 領域有所作為(wei) ，中國能夠以一種非常積極的方式展示其大國的責任擔當，這非常符合中國提倡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