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49年(宋仁宗皇祐元年)，年過六十的範仲淹轉任杭州，領浙西路。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但等待範仲淹的卻不是樂(le) 享清福，而是嚴(yan) 峻的考驗。

　　平抑物價(jia)

　　公元1050年，北宋的兩(liang) 浙地區發生饑荒，災情發展很快，出現了“殍殣枕路”的悲慘景象。更令人擔心的是，糧價(jia) 失控，迅速上漲到每鬥120文錢，超過了原來的3倍。如何應對此次大災，是擺在範仲淹麵前的一道考題。

　　按尋常思維，以穩為(wei) 先，必先以強硬措施壓製糧價(jia) ，然而範仲淹反其道而行之。一是主動漲價(jia) ，將杭州官方糧價(jia) 提升至每鬥180文錢，比當時的市場價(jia) 足足高出50%。二是主動告知，派人出城廣而告之，迅速向周邊市場擴散杭州糧價(jia) 偏高的特大新聞，到杭州賣糧有利可圖成為(wei) 坊間共識。三是沿江求糧，散布消息的人主要沿江而行，兩(liang) 浙是漕運重地，沿江多有糧物倉(cang) 儲(chu) 之備，消息精準投放，很快收到了良好效果。遠近商賈聞利而動，不分晝夜地向杭州運糧，糧因價(jia) 而多，價(jia) 因量而降，民因足而穩，保障了糧食市場的供需平衡和價(jia) 格平衡，為(wei) 救災創造了紮實基礎。

　　此舉(ju) 看似神來之筆，實則是對兩(liang) 浙地理民情了然於(yu) 胸的結果。江浙久為(wei) 富庶之地，民間廣有餘(yu) 糧，缺的是調度有方，造成局部嚴(yan) 重供應不足。範仲淹應對災情，不僅(jin) 祭出價(jia) 格利器，還“發粟及募民存餉”，一方麵有序發放官方儲(chu) 備，另一方麵募集民間糧物，“為(wei) 術甚備”，多管齊下，考慮周全，有效緩解了杭州災情。

　　樂(le) 業(ye) 安居

　　荒年賑災大難，能夠妥善解決(jue) 糧食問題已經殊為(wei) 不易，但範仲淹考慮的顯然不僅(jin) 於(yu) 此。糧食不能停，民也不能閑，事情還要辦，如何一舉(ju) 多得呢?還是得順勢而為(wei) 。“吳人喜競渡，好為(wei) 佛事”，這是當地的兩(liang) 大民俗，範仲淹從(cong) 中敏銳地找到了恢複社會(hui) 生產(chan) 的方法。

　　範仲淹素來崇尚清簡，此時卻一反常態，每日出遊西湖之上，不負大好春光，此舉(ju) 是為(wei) 鼓勵民眾(zhong) 外出遊樂(le) ，帶動商業(ye) 。他還鼓勵民間大力舉(ju) 辦劃船競渡賽事，於(yu) 是從(cong) 春到夏，“居民空巷出遊”，樂(le) 享湖光山色。手中有錢，才能心中不慌。範仲淹還“以工代賑”，興(xing) 建工程。江南佛事興(xing) 旺、寺廟眾(zhong) 多，範仲淹召集各家住持方丈，為(wei) 他們(men) 分析形勢，“饑歲工價(jia) 至賤”，大興(xing) 土木正當其時。於(yu) 是各家寺廟紛紛雇傭(yong) 工匠，興(xing) 建、翻修工程紛紛上馬。官方和民間遙相呼應，開始翻修倉(cang) 庫和官吏宿舍，每天雇傭(yong) 工匠多達千餘(yu) 人。

　　範仲淹深知民情民俗，因勢利導，敢於(yu) 作為(wei) ，治下杭州在荒年裏卻熱火朝天。“是歲，兩(liang) 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百姓不愁吃、不愁穿，有活可幹，有錢可賺，儼(yan) 然安居樂(le) 業(ye) 景象。

　　大公之道

　　大公生威，大公生智。自古以來，執政智慧多來自大公之心。公元1045年，新政受挫後，範仲淹被罷免參政知事，轉任多地，再也沒能返回京城。在第二站鄧州，他寫(xie) 下千古名篇《嶽陽樓記》，“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le) 而樂(le) ”，激蕩古今多少豪傑。在第三站杭州，仍未有絲(si) 毫偷閑之心，為(wei) 政一方、殫精竭慮。

　　正是深懷廟堂之任、江湖之憂，範仲淹才能果斷采取“非典型”救災政策，似嬉實正，卻引來上峰嚴(yan) 厲彈劾，“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xing) 造，傷(shang) 耗民力”。胸襟坦蕩，才會(hui) 無懼無惑，他親(qin) 自起草奏章，解釋救災各項政策的最初考慮和現實效果，是非自有公論。

　　大公無私，大公有恒。範仲淹初到杭州，親(qin) 近子弟曾商議為(wei) 其購置田產(chan) ，以備安享晚年，但被嚴(yan) 詞拒絕。同年，他卻開出大手筆，在家鄉(xiang) 購買(mai) 良田千畝(mu) ，成立範氏義(yi) 莊，全部收入用於(yu) 贍養(yang) 、資助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