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曆史學科入選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的課題，有不少是專(zhuan) 題史料文獻的整理與(yu) 研究。這類課題之所以受到重視，主要是因為(wei) 其所具有的雙重學術價(jia) 值。一般情況下，這類課題最終都會(hui) 有兩(liang) 方麵的成果：其一是通過深入細致的專(zhuan) 題研究，出版重要的科研成果，推動該領域的研究向縱深拓展;其二是通過搜集與(yu) 整理，出版大型相關(guan) 史料匯編。許多學者甚至認為(wei) ，史料匯編的出版將為(wei) 海內(nei) 外史學界更多同仁從(cong) 事相關(guan) 研究提供極大便利，能夠流傳(chuan) 久遠，其學術價(jia) 值更為(wei) 顯著。

　　河南大學曆史文化學院的郭常英及其學術團隊在國內(nei) 最早開始致力於(yu) 近代中國慈善義(yi) 演這一專(zhuan) 題研究，發表過多篇學術論文。大約兩(liang) 三年前經過精心籌劃與(yu) 組織，進一步優(you) 化整合國內(nei) 的研究力量，申報“中國近代慈善義(yi) 演珍稀文獻整理與(yu) 研究”這一重大招標項目，經嚴(yan) 格評審而獲批。隨後筆者還曾有幸參加該重大項目的開題，對其具體(ti) 研究內(nei) 容和計劃有較為(wei) 詳細的了解。最近，聽聞該項目的研究進展非常順利，即將出版由郭常英主編的約200萬(wan) 字的階段性成果《〈申報〉義(yi) 演文獻匯編》，感到非常高興(xing) 。

　　這裏有必要簡略回顧一下，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隨著中國社會(hui) 史研究的複興(xing) ，慈善史研究不久也受到史學界關(guan) 注，相繼出版了多部有關(guan) 慈善史或慈善團體(ti) 與(yu) 人物的學術專(zhuan) 著，發表的論文更為(wei) 數甚多。但在很長時間內(nei) ，史學界對於(yu) 慈善義(yi) 演的研究卻並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以致無從(cong) 了解慈善義(yi) 演研究的重要意義(yi) ，甚或認為(wei) 這是比較偏冷、意義(yi) 不大的一般性課題。通過郭常英教授及其團隊的艱苦努力，我們(men) 才逐漸意識到對慈善義(yi) 演的研究，其重要學術價(jia) 值不僅(jin) 在於(yu) 彌補這一課題本身長期以來研究不足的缺陷，甚至可以說是填補了中國近代慈善史研究中的一個(ge) 空白，而且還可以透過慈善義(yi) 演這一全新的視角，對近代中國的經濟、政治、群體(ti) 、社會(hui) 等相關(guan) 問題進行新的探討，進而獲得一些新的認識。所以，近代慈善義(yi) 演研究具有多方麵的重要意義(yi) 。

　　在這方麵，筆者也不無體(ti) 會(hui) 與(yu) 領悟。在自己近40年的商人與(yu) 商會(hui) 史研究中，雖然熟知各地善堂、善會(hui) 等慈善團體(ti) 中的主導者，基本上都是商人，商人與(yu) 慈善事業(ye) 有著極為(wei) 密切的關(guan) 係，並曾就經元善、張謇等近代著名商董慈善思想與(yu) 活動的發展演變，發表專(zhuan) 文進行過論述，但卻沒有注意到商人、商會(hui) 與(yu) 慈善義(yi) 演這一新型慈善公益性社會(hui) 活動的密切關(guan) 聯，因而完全沒有提及這方麵的內(nei) 容，從(cong) 而影響到對商人、商會(hui) 作用與(yu) 影響的全麵認識。實際上，近代慈善義(yi) 演的興(xing) 起與(yu) 發展，與(yu) 商人、商會(hui) 也有著較為(wei) 緊密的關(guan) 係。19世紀晚期慈善義(yi) 演在上海初興(xing) ，商人即熱心相助。由於(yu) 商人的經濟條件好於(yu) 一般民眾(zhong) ，在慈善義(yi) 演興(xing) 起之後，由著名商董發起承擔並在商人中分售義(yi) 演戲票，在近代工商業(ye) 較發達的都市中非常普遍，成為(wei) 商人支持慈善義(yi) 演的獨有重要方式。民國時期有的商董還曾籌集經費，主動發起組織義(yi) 演活動。清末誕生的商會(hui) 和商團等新式商人團體(ti) ，有的雖在章程中說明：“一應善舉(ju) ，無關(guan) 大局、無關(guan) 要義(yi) 者(如布施、周濟、養(yang) 而不教之類)，本會(hui) 經費雖裕，概不擔任，亦不得於(yu) 會(hui) 中提議”(章開沅等主編：《蘇州商會(hui) 檔案叢(cong) 編》第1輯，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頁)，但是，對於(yu) 近代新型慈善義(yi) 演這一社會(hui) 公益活動，商會(hui) 實際上多有參與(yu) ，從(cong) 各方麵給予了較大支持。有的也主動出麵組織義(yi) 演活動，募集善款用於(yu) 救災(有關(guan) 詳細情況請參閱拙文《近代商人與(yu) 慈善義(yi) 演》，載《史學月刊》2018年第6期)。透過這些新探討，對近代商人、商會(hui) 的社會(hui) 活動及其影響也獲得了新的認識。個(ge) 人的這方麵研究事例表明，對近代慈善義(yi) 演研究的多重意義(yi) 確實應該予以充分重視。

　　過去對近代慈善義(yi) 演研究的忽略與(yu) 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wei) 相關(guan) 史料非常分散，不易搜集。而史料缺乏對於(yu) 史學研究而言，就如同巧婦難為(wei) 無米之炊，著實無從(cong) 下手。因此，要充分開展對某個(ge) 曆史學課題的深入研究，首先要做的一項艱苦工作就是廣泛搜集和整理各方麵的相關(guan) 史料文獻。甚至曆史學某些重要研究領域能否興(xing) 盛並持續發展，也取決(jue) 於(yu) 相關(guan) 史料的挖掘、整理是否完備和充分。在這方麵筆者同樣也不無切身體(ti) 會(hui) 。大約40年前，商會(hui) 史研究這一重要課題在國內(nei) 外史學界也受到嚴(yan) 重忽視，除了國外學者發表的兩(liang) 三篇論文提及商會(hui) ，國內(nei) 幾乎完全看不到相關(guan) 研究成果。章開沅先生最早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意識到商會(hui) 研究的重要性，多次在學術會(hui) 議和論著中呼籲整理商會(hui) 檔案文獻以開展商會(hui) 研究，並與(yu) 蘇州市檔案館洽商共同整理卷帙浩繁的蘇州商會(hui) 檔案。不久，多卷本《蘇州商會(hui) 檔案叢(cong) 編》《天津商會(hui) 檔案匯編》相繼出版，《上海總商會(hui) 議事錄》《上海總商會(hui) 組織史資料匯編》和《保定商會(hui) 檔案》也隨後問世。於(yu) 是，商會(hui) 史研究迅速興(xing) 起，最初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一個(ge) 新興(xing) 分支課題，後來發展成為(wei) 中國近代社會(hui) 史研究中的一個(ge) 重要新領域，相關(guan) 專(zhuan) 著和論文層出不窮，對於(yu) 推動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深入發展多有裨益，受到海內(nei) 外近代史學界的關(guan) 注與(yu) 好評。

　　整理編輯大型史料需要下相當大的氣力，非常疲憊與(yu) 辛苦，而且必須極為(wei) 認真，否則就會(hui) 出差錯。首先是將眾(zhong) 多分散的史料盡量不遺漏地搜羅在一起，需要花費很大的功夫，其次是整理和斷句也不容易，弄不好即出錯，還有些因年代久遠字跡看不清，極難辨認，需要結合前後文反複推敲。

　　正是由於(yu) 上述原因，很多學者都不願意承擔主持整理編輯大型史料這種任務，但郭常英為(wei) 了慈善義(yi) 演這一新研究課題，同時也是為(wei) 史學研究的發展，主動承擔了這一重任，並取得了可喜的進展，值得敬佩。實際上，對於(yu) 一個(ge) 學術研究單位來說，搜集整理某一重要研究專(zhuan) 題或領域的大型史料是非常重要的基礎工作，緊隨其後該單位將會(hui) 在這一研究領域取得突出的領先地位，甚至能夠成為(wei) 海內(nei) 外學術界研究該方向或領域的中心。此外，讓研究生和青年教師參與(yu) 這項工作，也是幫助他們(men) 快速掌握如何搜集和整理史料這一史學基本功的最有效方式，同時可以使他們(men) 較早進入這個(ge) 新的研究領域，在具體(ti) 研究課題的選擇和史料的全麵掌握等方麵均處於(yu) 有利的領先位置，如果夠勤奮夠聰明，不久即可取得很好的研究成果而成長為(wei) 該研究領域的優(you) 秀青年學者，所以這也是培養(yang) 學術梯隊的一種非常有效的途徑。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之所以能夠成為(wei) 海內(nei) 外史學界著名的辛亥革命史、近代商會(hui) 史以及近代教會(hui) 大學史研究中心，擁有較強的學術梯隊，就是在章開沅先生率領下沿著這個(ge) 學術路徑而逐漸發展起來的。

　　不過，雖然非常辛苦也非常有意義(yi) ，但史料的搜集和整理畢竟隻是學術研究的基礎工作，要想在研究層麵取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還需要再付出艱辛的努力。根據筆者個(ge) 人多年來的研究體(ti) 驗與(yu) 心得，從(cong) 事慈善義(yi) 演這種新課題的專(zhuan) 題研究，當然首先是需要對慈善義(yi) 演本身各方麵的問題進行探討，但如果要使這一課題的研究具有更高更大的學術價(jia) 值和影響，又不能僅(jin) 限於(yu) 此，必須采用更為(wei) 寬闊的視野跳出慈善史研究的既有範式，透過慈善義(yi) 演考察近代中國的相關(guan) 宏觀問題。

　　商會(hui) 史研究的發展進程，可以很好地詮釋如何深入從(cong) 事曆史學專(zhuan) 題研究的這一奧秘。20世紀80年代初商會(hui) 史研究初興(xing) 階段，因缺乏廣泛而開闊的研究視野，隻是就商會(hui) 論商會(hui) ，而且隻是附屬於(yu) 辛亥革命史的一個(ge) 分支課題，問題意識也比較簡單，主要是考察商會(hui) 在辛亥革命中的態度與(yu) 行動，並以此評價(jia) 商會(hui) 的作用與(yu) 影響。這樣的研究在當時雖對辛亥革命史的深入擴展不無意義(yi) ，也受到史學界肯定，但如果隻是僅(jin) 限於(yu) 此而停滯不前，隨著其後辛亥革命史不再是近代史學界關(guan) 注的熱點，商會(hui) 史研究也會(hui) 隨之而趨於(yu) 沉寂。好在商會(hui) 史研究者很快即意識到這一缺陷，在研究視野、理論與(yu) 方法等方麵不斷進行新的探索，問題意識也趨於(yu) 多樣化，很快使商會(hui) 史從(cong) 附屬辛亥革命史的某一分支，發展成為(wei) 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一個(ge) 新領域。許多學者注重跳出商會(hui) 來研究商會(hui) ，透過商會(hui) 這一新視角相繼考察了中國早期現代化的發展特點、近代國家與(yu) 社會(hui) 的新型互動關(guan) 係(起初側(ce) 重於(yu) 近代市民社會(hui) 與(yu) 公共領域)等關(guan) 涉整個(ge) 近代中國的重要宏觀問題，不僅(jin) 使商會(hui) 史研究在原有基礎上得以深化發展，而且更進一步受到近代史學界的關(guan) 注與(yu) 稱讚。

　　顯而易見，近代慈善義(yi) 演的研究要獲得更快的發展，在史學界更受關(guan) 注，就必須取得更多有影響的高水平研究成果，而要取得這樣的成果，就必須在研究視野、理論和方法等方麵不斷進行探索，像跳出商會(hui) 研究商會(hui) 那樣，跳出慈善義(yi) 演來研究慈善義(yi) 演。我們(men) 期待整個(ge) 中國近代慈善義(yi) 演珍稀文獻的整理與(yu) 出版，也期待相關(guan) 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