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記載：貞觀六年，太宗親(qin) 自查錄被關(guan) 押的死刑犯的案情，生起憐憫之心，於(yu) 是放他們(men) 回家，第二年秋天再回來就死。結果，到了第二年，這些被放回的死囚共三百九十人，在無人監管的情況下，按時回到朝堂，竟無一人逃亡。於(yu) 是太宗將他們(men) 全部赦免。有詩讚歎太宗曰：“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功成立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死囚四百來歸獄，以心感人人心歸。”太宗“以心感人”，離不開孔孟的仁與(yu) 仁政思想的影響。

　　仁者愛人

　　在孔子那裏，“仁”是一個(ge) 含義(yi) 極其豐(feng) 富的概念，廣義(yi) 的“仁”是一個(ge) 全德之辭，幾乎可以概括所有的德目;狹義(yi) 的“仁”是五常之一，是以人與(yu) 人之間相親(qin) 相愛為(wei) 主要內(nei) 涵的道德情感、道德規範、道德品質，是人們(men) 處理人際關(guan) 係使之符合道德要求的情感基礎。

　　“仁”雖體(ti) 現多方麵的倫(lun) 理道德價(jia) 值，也是對各種美好品德的高度概括，但它有一個(ge) 核心就是“愛人”。《論語·顏淵》記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可見，仁者愛人。

　　孔子強調，這種仁愛“必由親(qin) 始”。家庭中的親(qin) 愛，是人最早形成的愛心。孔子弟子有若即把孝敬父母、尊敬兄長作為(wei) 仁的根本：“孝弟也者，其為(wei) 仁之本與(yu) 。”後來儒家也以親(qin) 親(qin) 敬長解釋“仁”的基本含義(yi) 。“仁者，愛人”最深厚的根源即是家庭血緣的親(qin) 情之愛，離開了親(qin) 情之愛，“愛人”就成為(wei) 無根之萍，無源之水。親(qin) 情之愛孕育了對他人的仁愛之心，“愛人”就是孝悌之心的外展與(yu) 擴充，即孟子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仁”是一種內(nei) 在的道德情感，“愛人”則是這種情感的外顯，它必須通過顯示於(yu) 外的行為(wei) 表現出來。因此，“仁”的內(nei) 涵還包括“忠恕之道”。朱熹解釋說：“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是積極一方。孔子說：“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作為(wei) “為(wei) 仁之方”的行為(wei) 模式，即自己所追求的、希望得到的東(dong) 西，應當積極使別人也同樣得到。“恕”是消極一麵。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即當你的行為(wei) 可能給他人帶來影響時，必須考慮它的後果是否能為(wei) 他人接受。可以說，“立人”“達人”，都是為(wei) 他人著想，這就是“忠”;自己不喜歡的事，不要強加於(yu) 別人，這就是“恕”。曾子在概括孔子之道時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可見，實踐仁德要從(cong) 自己做起，從(cong) 當下最切近的事情一步步做起。

　　“推己及人”內(nei) 含著一個(ge) 道德的標準。離開了道德的準則，以己之好惡推及人，不僅(jin) 不能利人，還足以害人。因此，“仁者愛人”，特別強調愛人以道、愛之以德。推己及人，也須以道德之心推之。正己然後能推人。那麽(me) ，如何才能“正己”?孔子提出的具體(ti) 方法就是“克己複禮”。具體(ti) 而言，便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按照禮的原則嚴(yan) 格要求自己，使自己的視、聽、言、動(起心動念)都符合於(yu) 禮，克製自身與(yu) 道德本性相違背的一切私心欲念，造就完善的道德人格，達到“從(cong) 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仁政：禮主刑輔

　　到了孟子，“仁”的思想得到進一步擴充。他認為(wei) 人皆有所愛，隻要充分擴充這種愛便是“仁”。同時，孟子的“仁學”，又多從(cong) 心性入手，他用“不忍人之心”或“惻隱之心”解釋“仁”，認為(wei) “仁”的品質是人生而具有，道德教育的目的無非是恢複人本有的仁心。將這種“不忍人之心”運用在政治上，就會(hui) 施行“不忍人之政”。

　　仁者愛人，在傳(chuan) 統治國理政之中，表現為(wei) 以愛民如子、視民如傷(shang) 為(wei) 內(nei) 容的仁政。可以說，正是中國政治中這種講仁愛的思想，是“中國之治”能夠達到“不忍欺”的關(guan) 鍵。即使是法家的代表人物管子對這種仁愛思想也深表認同。

　　《管子》中指出：“人主能安其民，則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如果人主能夠讓人民過上安居樂(le) 業(ye) 的生活，那麽(me) 人民對待君主就如侍奉父母一樣。如果君主有了憂困，人民就會(hui) 為(wei) 他感到憂傷(shang) ;國君有了危難，人民願意為(wei) 他拚命效力。反之，如果人君把人民看作是泥土、草芥一樣低賤，甚至還隨意踐踏、欺淩，人民反過來就不會(hui) 被君主所使用。君主有什麽(me) 憂困，人民也不會(hui) 為(wei) 他分憂;國君有難，人民也不會(hui) 為(wei) 國君去赴湯蹈火。如果國君能夠把人民視為(wei) 與(yu) 自己一體(ti) ，那麽(me) 國君有了困難，人民怎麽(me) 會(hui) 不為(wei) 國君而效力、分憂?

　　《六韜》記載，周文王向薑太公請教治國之方。太公回答說：“善為(wei) 國者，禦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慈弟。見之饑寒，則為(wei) 之哀;見之勞苦，則為(wei) 之悲。”《春秋左氏傳(chuan) 》中也說：“國之興(xing) 也，視民如傷(shang) ，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wei) 土芥，是其禍也。”正是因為(wei) 中國古人有這種愛民如子的仁愛思想，因此在治國理政中采取了禮主刑輔的態度。

　　孔子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孔子判案與(yu) 其他法官一樣，都是依據案情為(wei) 人定罪。但是他和別的法官不同之處在於(yu) 想方設法地杜絕爭(zheng) 訟。如何杜絕爭(zheng) 訟?就是要興(xing) 起道德教育，使人具有孝悌忠信、禮義(yi) 廉恥的品德。曆史上著名的“六尺巷”典故，說的正是此理。

　　刑期於(yu) 無刑

　　講仁愛的從(cong) 政者必須具備三種職能：君、親(qin) 、師。即使身為(wei) 執掌刑罰的司法官員，隻要有仁愛之心，不僅(jin) 會(hui) 受到人民的愛戴，而且還能感化百姓，達到“刑期於(yu) 無刑”的效果。

　　《孔子家語》記載：孔子的弟子季羔在衛國擔任司獄官。他親(qin) 自判定對一個(ge) 人實施刖足之刑。後來衛國動亂(luan) ，季羔逃跑。被他判處刖足之刑的人恰好負責守護城門。但是這個(ge) 人不僅(jin) 沒有借機複仇，反而協助他逃脫危難。季羔將要離開時問其原因，這個(ge) 人說：您判定對我實施刖足的刑罰，是因為(wei) 我罪有應得，您也無可奈何。當時您要用法律判罪時，是先判了別人的罪然後才判我的罪，這是希望我能夠得到減免;在我被判定罪刑，將要行刑時，您麵帶憂愁和傷(shang) 痛之情。您這樣做並不是對我特別偏袒，而是君子看到人民犯罪自然就會(hui) 產(chan) 生哀憐之心。這就是我之所以愛戴、幫助您的原因。孔子聽了這件事後說：雖然都是依法辦事，但是心存仁恕樹立的就是德行，太過嚴(yan) 厲苛暴樹立的就是仇怨。既能夠公正，又顯示了德行，季羔做到了啊!

　　古人明白“上天有好生之德”的道理，所以治國要順應天道，對待民眾(zhong) 講求仁愛，不能過於(yu) 苛刻。古人把“地方官”稱為(wei) “民之父母”，理應愛民如子。《鹽鐵論》中寫(xie) 道：“故為(wei) 民父母，似養(yang) 疾子，長恩厚而已。”孟子強調：“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正是因為(wei) 孔孟這種仁者愛人的思想，使得“仁政”成為(wei) 中國古代開明政治的追求。因此，在以禮、樂(le) 、刑、政為(wei) 核心內(nei) 容的治理體(ti) 係之中，特別重視禮樂(le) 的教化作用。《孝經》中講“安上治民，莫善於(yu) 禮;移風易俗，莫善於(yu) 樂(le) ”，《禮記》中也講“禮樂(le) 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正是因為(wei) 重視禮樂(le) 教化在國家治理中的作用，所以中國文化也被譽為(wei) “禮樂(le) 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