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治理的有效性關(guan) 乎中國人民的福祉。黨(dang) 的十九屆四中全會(hui) 指出，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和國家治理體(ti) 係是以馬克思主義(yi) 為(wei) 指導、植根中國大地、具有深厚中華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擁護的製度和治理體(ti) 係，是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巨大優(you) 越性的製度和治理體(ti) 係。深刻理解“中國之治”，是推進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邏輯起點。這需要我們(men) 把握國家治理曆史情境多元性、話語敘事建構性和治理工具多樣性的三重維度，進而更加堅定地推動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不斷完善和發展。

　　第一，認識曆史情境的多元性。曆史情境是國家治理的背景性因素，通過透視這些因素可以洞察在國家與(yu) 社會(hui) 之間深層次互動中所形成的國家治理。馬克思主義(yi) 唯物史觀告訴我們(men) ，社會(hui) 形態的變遷是具有規律性的，而國家治理的製度選擇與(yu) 具體(ti) 模式不是機械的線性演變，而是曆史與(yu) 現實相聯結的一種結果。曆史事實表明，凡是能夠持續穩定並不斷發展的國家，必然與(yu) 其所對應的曆史、文化和社會(hui) 相契合。在這種巧妙的契合中，曆史、文化和社會(hui) 塑造了國家結構和體(ti) 係。反過來，它又影響著曆史、文化和社會(hui) 向前發展，並建構起具有穩固文化傳(chuan) 統和社會(hui) 心理的國家認同。

　　對於(yu) 一個(ge) 國家而言，治理模式的選擇深刻地嵌入於(yu) 特定的曆史情境。古代中國留傳(chuan) 下來的是疆域廣袤、文化多樣和區域不均衡發展的總體(ti) 框架，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治理邏輯。以德治國、民本思想和“忠、孝”倫(lun) 理價(jia) 值觀等為(wei) 當代中國的國家治理奠定了秩序根基，並提供了強有力的精神支撐。中國的獨特文化曾經是在國家高度集中統一的規模體(ti) 係中形成的，反過來又加固了這樣一種治理格局。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主要源於(yu) 外生性的國家危機，起始於(yu) 因外來文明競爭(zheng) 而興(xing) 起的“趕超型現代化”的曆史情境之中，並拉開了中國近代以來革命曆史的帷幕。中國的革命曆史在回應龐大的規模、衰頹的權威、分裂的社會(hui) 和孱弱的機體(ti) 的國家危機中逐步演進，進而完成了對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hui) 等一係列改造任務。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國家治理構建起了較為(wei) 完備的基礎性和常規性製度安排，為(wei) 政府、市場和社會(hui) 提供了規範運行的政治法律依托、強製性權力保障，以及包容性的製度空間和基礎性的國家秩序。曆史情境揭示，中國國家治理呈現出古代中國、近現代中國與(yu) 當代中國在價(jia) 值、製度和運行上相互疊加，構成了難以簡單透視的多麵體(ti) 。“三重曆史”的邏輯對堅持黨(dang) 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提出了內(nei) 在要求，使國家既有的價(jia) 值觀念在現代化進程中得以賡續和變化，這是中國國家治理轉型的曆史規定性。

　　第二，注重話語敘事的建構性。以話語敘事為(wei) 載體(ti) 的社會(hui) 意識對社會(hui) 存在的反作用，使得話語敘事成為(wei) 影響社會(hui) 發展的一股重要力量。話語敘事所反映的是人們(men) 在“先存的心智構念”基礎上形成的信念、認知、心智構念和意向性，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一個(ge) 國家選擇什麽(me) 樣的經濟、政治和法律等製度，以及采取什麽(me) 樣的方式治理政府和社會(hui) 。話語權力進入國家的治理實踐往往會(hui) 對一些社會(hui) 秩序和製度安排形成某種偏好，提供解決(jue) 方案，並形成政黨(dang) 、國家、社會(hui) 和市場的權力結構，帶來不同的治理績效。

　　中國國家治理的話語敘事應當在“政黨(dang) —國家—社會(hui) ”三者的關(guan) 係上破題，厘清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為(wei) 什麽(me) 是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的核心領導力量，以及如何形成在宏觀、中觀和微觀層麵的治理製度安排。此外，中國話語敘事的建構還應當同西方話語進行交流，將西方理論家所謂的先驗性感知、經驗、標準和原則加以去粗取精、去偽(wei) 存真，對關(guan) 鍵曆史時間節點、重要曆史人物、不同治理主體(ti) 和社會(hui) 公眾(zhong) 行為(wei) 對治理環境的重塑及其相互作用的過程作出有效的話語解釋。

　　第三，重視治理工具的多樣性。國家不是一個(ge) 被動的客體(ti) ，而是一個(ge) 可以與(yu) 社會(hui) 發生互動的行為(wei) 主體(ti) 。國家與(yu) 社會(hui) 的互動本身就嵌入於(yu) 曆史情境與(yu) 話語敘事之中，互動的結果是國家治理在具體(ti) 治理工具上的選擇差異。在實踐中，沒有任何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規則、體(ti) 係或工具能夠回應複雜的治理問題，並解決(jue) 不同時代提出的不同議題。

　　治理工具涉及自上而下的“控製—命令”、自下而上的“自主—自治”和橫縱向間的“合作—博弈”等不同政策工具組合，依托不同治理主體(ti) 的資源稟賦和治理能力，產(chan) 生不同的治理績效。治理工具的選擇服務於(yu) 所需回應時代的公共問題，依環境變數來解釋工具如何運作，特別要與(yu) 具體(ti) 公共政策背景和議題相匹配。中國國家治理需要在垂直和水平層次上不斷創建組合式的工具，確定適合解決(jue) 中國問題的政府角色及與(yu) 之相適應的治理工具集合、地方治權結構、基層治理機製和技術治理工具等。國家治理工具集合選擇要能夠使國家治理製度和措施納入法治化軌道，建立一個(ge) 合理、穩定且可持續的現代國家運行體(ti) 製，形成組織、人力、財力和信息等治理資源相互聯動、相互契合的資源配置體(ti) 係。我們(men) 應當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形成組合式治理工具，在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財稅體(ti) 製、混合所有製改革等方麵充分發揮市場的效用。同時，構建“兜底型、法治型、合作型、監管型和回應型”的好政府，組合式運用不同類型的治理工具，應對複雜多變的治理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