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後強，四川省社會(hui) 科學院黨(dang) 委書(shu) 記、教授、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獲得者，美國《財富》全球論壇顧問。研究方向為(wei) 政治學、政策學。主要著作有《協商民主與(yu) 橢圓視角》等。胡學舉(ju) ，四川省社會(hui) 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

　　改革開放之後，我國社會(hui) 進入轉型時期，傳(chuan) 統的治國理政方式已難以適應社會(hui) 的劇烈變化，由注重“管理”轉向“治理”成為(wei) 執政黨(dang) 的必然選擇。然而，由於(yu) 我國的社會(hui) 治理麵臨(lin) 著迥異於(yu) 西方的特殊而複雜的國情，就要求執政黨(dang) 必須探索一種適合本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hui) 治理模式。

　　社會(hui) 轉型時期注重社會(hui) 治理成為(wei) 執政黨(dang) 的必然選擇

　　“治理”與(yu) “管理”，隻有一字之差，但是有很大區別。其一，“治理”改變了政府與(yu) 社會(hui) 的關(guan) 係。“管理”覆蓋麵廣，統管一切。“治理”要求政府轉變職能，主要負責宏觀調控、市場監督、社會(hui) 管理和公共服務等。其二是社會(hui) 治理主體(ti) 多元化。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管理”，主體(ti) 單一，主要是指黨(dang) 和政府。“治理”的主體(ti) 除黨(dang) 和政府外，還包括社會(hui) 組織、社區公民等各種社會(hui) 力量，強調政府、市場、社會(hui) 等多元主體(ti) 在社會(hui) 治理中共同發揮作用。其三是社會(hui) 治理方式的多樣化。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管理”強調的是自上而下的管理，帶有強製性，而社會(hui) “治理”強調的是雙向互動，主張盡量通過協商來解決(jue) 問題。這就表明，“管理”的主體(ti) 主要是黨(dang) 和政府，是一元主體(ti) ，方式是人治。“治理”的主體(ti) 除了黨(dang) 和政府，還包括社會(hui) 組織、企業(ye) 組織乃至個(ge) 人，主體(ti) 多元化、方式法治化。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長期注重的是“管理”而非“治理”。改革開放以後，社會(hui) 進入轉型時期，執政黨(dang) 也開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社會(hui) 治理的問題。我國社會(hui) 的轉型，主要表現為(wei) 由農(nong) 業(ye) 社會(hui) 轉向工業(ye) 社會(hui) ，由鄉(xiang) 村社會(hui) 轉向城市社會(hui) ，由封閉社會(hui) 轉向開放社會(hui) ，由人治社會(hui) 轉向法治社會(hui) 。當前，更是出現了“三期疊加”的新情況：其一是增長速度進入換擋期，這是由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所決(jue) 定的；其二是結構調整麵臨(lin) 陣痛期，這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主動選擇；其三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這是化解多年來積累的深層次矛盾的必經階段。社會(hui) 的加速轉型使以單位為(wei) 基礎的政府包辦型社會(hui) 管理體(ti) 製被逐步打破，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由單位人變為(wei) 了社會(hui) 人，社會(hui) 有越來越多自由流動的資源，社會(hui) 成員有越來越多自由活動的空間。社會(hui) 成員的自主性和選擇性越來越強，要求當家作主和自我管理的意識也越來越強。在這樣的社會(hui) 背景下，再沿用“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已經很難搞好社會(hui) 建設，必須用“治理”的理念和方式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黨(dang) 的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決(jue) 定》，明確地把“推進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寫(xie) 進全麵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這是我們(men) 黨(dang) 第一次提出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一種全新的政治理念，是馬克思主義(yi) 國家理論的重要創新，表明我們(men) 黨(dang) 對社會(hui) 政治發展規律有了新的認識，在治國理政方麵邁出了新的步伐。

　　中國社會(hui) 治理麵臨(lin) 著特殊而複雜的國情

　　注重“治理”而非“管理”，是現代化國家的普遍要求。然而，由於(yu) 中國的國情不同，又正處於(yu) 社會(hui) 轉型時期，因而麵臨(lin) 著迥異於(yu) 西方的複雜問題，其治理的難度是舉(ju) 世罕見的。

　　曆史文化不同。中國經曆了世界上最漫長的封建社會(hui) ，形成了世界上最成熟的社會(hui) 管理體(ti) 係。與(yu) 之相適應的意識形態更是影響深遠。自從(cong) 董仲舒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之後，以儒學思想為(wei) 主，兼收並蓄其他學派中有利於(yu) 封建統治的思想，一直成為(wei) 此後兩(liang) 千餘(yu) 年封建社會(hui) 的主流意識形態。這種經過不斷改造後的儒學，給廣大人民加上了沉重的鐐銬，成為(wei) 統治階級剝削人民的理論根據，致使廣大民眾(zhong) 沒有自信，隻相信權威的觀念根深蒂固。雖然新中國成立已有六十多年，改革開放已進行了三十多年，但封建思想的殘餘(yu) 仍有較大的市場。比如，在黨(dang) 和國家的政治生活中，不少的黨(dang) 員幹部還存在著特權思想，官僚主義(yi) 還較為(wei) 盛行。一些黨(dang) 員幹部官本位意識嚴(yan) 重，高高在上，不關(guan) 心群眾(zhong) 疾苦，嚴(yan) 重脫離群眾(zhong) ，淡化了黨(dang) 和人民群眾(zhong) 的密切關(guan) 係；有的黨(dang) 員幹部存在權力過分集中、家長製、“一言堂”的現象，造成決(jue) 策失誤，影響群眾(zhong) 積極性的調動發揮。有的黨(dang) 員幹部大搞權錢交易，買(mai) 官賣官，任人唯親(qin) ，搞裙帶關(guan) 係，拉幫結派；有的黨(dang) 員幹部認同權大於(yu) 法、以人治代替法治，擾亂(luan) 了社會(hui) 政治生活秩序，如此等等。歐洲雖然經曆了黑暗的中世紀，但文藝複興(xing) 運動把知識活動看成是熱情洋溢的社會(hui) 活動，同時充分地肯定了人的價(jia) 值，重視人性，從(cong) 而有力地促進了人們(men) 的思想解放。因此，西方實行社會(hui) 治理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礎。中國特殊的曆史文化背景，決(jue) 定了解決(jue) 中國的問題隻能依靠中國智慧。

　　思維方式不同。中西方人雖共同生存於(yu) 同一星球，但其思維方式卻有著明顯的差異。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麵：其一，中國傳(chuan) 統思維注重宏觀把握，其優(you) 點是比較容易認識事物發展的全貌，其缺點是思維模糊，難以揭示現象背後的本質；西方傳(chuan) 統思維則注重微觀解剖和個(ge) 體(ti) 研究，其優(you) 點是縱向深入，其缺點是整體(ti) 感不強。其二，中國傳(chuan) 統思維重視直覺思維，先直覺到某一真理，然後再進行形象寓意式闡述；西方傳(chuan) 統思維重視邏輯推理，這種思維具有實證性和精確性，有利於(yu) 培育科學精神。其三，中國傳(chuan) 統思維注重求同思維，強調天、地、人為(wei) 萬(wan) 物一體(ti) 、和諧共生。這種天人合一的宇宙觀表現於(yu) 政治領域乃是春秋大一統思想，在倫(lun) 理上表現為(wei) 顧全大局和整體(ti) ，必要時不惜犧牲個(ge) 人或局部利益以維護整體(ti) 利益；而西方傳(chuan) 統思維注重求異思維，西方人追求個(ge) 體(ti) 生存的意義(yi) ，在麵對群體(ti) 和整體(ti) 時，認為(wei) 那是一種壓抑自我的力量，因而個(ge) 人主義(yi) 盛行。

　　地理環境不同。地理環境，通常指環繞在人類周圍的自然界，包括地形、地貌、氣候、土壤、生物、水文、自然資源等，它對人類社會(hui) 發展的影響十分顯著，在古代尤其巨大。馬克思就說過中國不同於(yu) 西方，是獨特的亞(ya) 細亞(ya) 模式。中國大陸的地理概況是山地、高原和丘陵約占陸地總麵積的66%，盆地和平原約占陸地麵積的34%。即平原少，山地多。地勢西高東(dong) 低，高山、高原以及大型內(nei) 陸盆地主要分布在西部，丘陵、平原以及較低的山地多見於(yu) 東(dong) 部。中國的大部分領土處於(yu) 北溫帶，氣候主要有三個(ge) 特點：季風氣候比較明顯，大陸性氣候強，氣候類型多種多樣。這樣的地理環境，對經濟的開發、民族的遷移、人口的增長、文化的傳(chuan) 播，以至社會(hui) 的治亂(luan) 和王朝的興(xing) 衰都起著或大或小的作用。比如，中華文化的源頭產(chan) 生於(yu) 黃河流域，由於(yu) 距離海洋較遠，因而就是一種典型的內(nei) 陸文化。

　　歐洲大陸基本呈現南寬北窄的梯形，半島和島嶼的麵積約占總麵積的1/3。陸地與(yu) 海灣犬牙交錯，加上歐洲麵積本不大，這就使歐洲各地到海洋距離都不遠。因此，西方文化是一種海洋性經濟與(yu) 內(nei) 陸經濟相互參融而催生的文化。

　　社會(hui) 製度不同。人類社會(hui) 發展至今，先後經曆了原始社會(hui) 、奴隸社會(hui) 、封建社會(hui) 、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和社會(hui) 主義(yi) 五種社會(hui) 形態。人類社會(hui) 終將走向社會(hui) 主義(yi) 或共產(chan) 主義(yi) ，這是由曆史發展的規律所決(jue) 定的。但是，由於(yu) 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不平衡性，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率先在一些落後國家如俄國、中國等建立起來，由此在世界上出現了兩(liang) 種社會(hui) 製度長期並存的奇觀。蘇東(dong) 劇變後，盡管國際共產(chan) 主義(yi) 運動暫時處於(yu) 低潮，但是中國作為(wei) 當今世界最大的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卻一枝獨秀，表現出旺盛的生命力。

　　中國的發展進步與(yu) 中國實行的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密不可分。在政治製度上，西方國家盛行多黨(dang) 製，而中國卻是由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一黨(dang) 執政，多黨(dang) 合作，實行人民民主專(zhuan) 政的根本製度。在經濟製度上，中國實行以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而與(yu) 資本主義(yi) 私有製有著本質的區別。在文化製度上，中國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yi) 指導思想的一元化，與(yu) 西方的多元文化也有著顯著的區別。由於(yu) 中國與(yu) 西方國家存在著巨大的製度差異，必然會(hui) 被西方國家視為(wei) 異類，必欲除之而後快。我們(men) 應堅定自己的製度自信，須知中國實行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是曆史的必然，是中國人民的主動選擇。同時，我們(men) 也要正視來自西方國家在經濟、科技等方麵居於(yu) 優(you) 勢的壓力。在經濟方麵，西方國家是現存國際經濟秩序的確立者和全球經濟規則的製定者，它們(men) 必然可以借助這些秩序和規則來實現其利益的最大化。中國是後來加入者，必然處於(yu) 不利的地位。此外，中國經濟相對落後，在國際分工中也處在極為(wei) 不利的地位。發達國家借助經濟全球化，開始有目的地進行產(chan) 業(ye) 結構轉移，將勞動密集型和部分資本密集型工業(ye) 轉移到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甚至還將汙染嚴(yan) 重的工業(ye) ，向發展中國家轉移。這些已使我國的民族工業(ye) 受到嚴(yan) 重威脅。在科技方麵，西方發達國家遙遙領先，特別是在對經濟和社會(hui) 發展的未來起決(jue) 定作用的高科技方麵，他們(men) 占有巨大優(you) 勢。盡管我國的科技研究與(yu) 開展也不斷取得進展，甚至在某些領域也走在世界前列，但整體(ti) 水平的差距在未來的較長時間內(nei) 仍將繼續存在。隻有正視這種差距的存在，才有發展的動力。我們(men) 一定要一心一意謀發展、聚精會(hui) 神搞建設。隻有這樣，我國才能盡快趕上西方發達國家，才能充分體(ti) 現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的優(you) 越性。

　　資源不同。就自然資源而言，中國除東(dong) 部沿海線及東(dong) 部平原以外，中部西部大部分是沙漠、盆地、高原，不適合耕作及居住。中國在礦產(chan) 資源上，有一定的優(you) 勢。世界上已經發現的金屬礦產(chan) 在中國基本上都有探明儲(chu) 量。但是，由於(yu) 我國人口眾(zhong) 多，現有13億(yi) 多人，人數幾乎是歐洲、非洲的總和，因此人均資源占有量仍相當有限。加之近代以來不斷遭受西方列強的掠奪，物質基礎十分薄弱。實現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的任務十分艱巨。

　　西方國家則不然。早期資本主義(yi) 依靠野蠻掠奪本國以及全世界的資源而完成了原始積累。進入帝國主義(yi) 階段以後，更是為(wei) 了掠奪資源而不惜到處發動侵略戰爭(zheng) 。中國是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這一性質就決(jue) 定了它不可能重走資本主義(yi) 發展的老路依靠掠奪來發展自己，它隻能主要依靠有限的資源來謀求實現自己的發展目標。

　　積極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hui) 治理模式

　　每個(ge) 國家的國情不同，其治理模式自然有所不同。正如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所強調的那樣：一個(ge) 國家選擇什麽(me) 樣的治理體(ti) 係，是由這個(ge) 國家的曆史傳(chuan) 承、文化傳(chuan) 統、經濟社會(hui) 發展水平決(jue) 定的，是由這個(ge) 國家的人民決(jue) 定的。我國今天的國家治理體(ti) 係，是在我國曆史傳(chuan) 承、文化傳(chuan) 統、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nei) 生性演化的結果。因此，在“推進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過程中，我們(men) 必須按照“四個(ge) 全麵”戰略布局，闖出自己的路，積極探索出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hui) 治理模式，必須從(cong) 以下幾個(ge) 方麵著手。

　　堅持和完善黨(dang) 的領導。沒有共產(chan) 黨(dang) 就沒有新中國，沒有共產(chan) 黨(dang) 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正是在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領導下，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經過不懈的努力，最終推翻了舊的製度，建立了新中國，從(cong) 此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在沒有先例的情況下，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大膽實行改革開放，經過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最終讓人民群眾(zhong) 富起來了。站起來的中國人有自豪感，富起來的中國人有自信心。在推進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過程中，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始終起著主導的作用。堅持和完善黨(dang) 的領導，是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hui) 治理模式的必然要求。

　　不可否認的是，目前我們(men) 黨(dang) 還存在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從(cong) 黨(dang) 員隊伍來看，盡管全國有八千多萬(wan) 黨(dang) 員，總數不少，但是黨(dang) 員素質參差不齊，一些黨(dang) 員幹部要麽(me) 黨(dang) 性觀念弱化，甚至腐化墮落滑向了人民的對立麵；要麽(me) 能力不足，難以適應社會(hui) 轉型期對黨(dang) 員治理能力提出的新要求。當務之急是一方麵強力反腐，另一方麵加強自身能力建設。可喜的是，黨(dang) 的十八大以後，以習(xi) 近平同誌為(wei) 核心的黨(dang) 中央大力“打虎拍蠅”，在強力反腐方麵已取得階段性成果。與(yu) 此同時，又向廣大黨(dang) 員幹部提出“三嚴(yan) 三實”要求，在轉變作風和提升能力方麵也取得了新的進展。所謂“三嚴(yan) 三實”，就是指“既嚴(yan) 以修身、嚴(yan) 以用權、嚴(yan) 以律己，又謀事要實、創業(ye) 要實、做人要實”。這是黨(dang) 的領導幹部的為(wei) 官之道和行為(wei) 準則，為(wei) 做好新形勢下的幹部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需要注意的是，盡管不少的黨(dang) 員幹部在踐行“三嚴(yan) 三實”方麵已取得了不小的進步，但是離廣大民眾(zhong) 的期望還有較大的差距，全黨(dang) 加強自身能力的建設還任重而道遠。

　　完善法律法規製度。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社會(hui) 治理體(ti) 係中法律不占主導地位，當時雖然製定了一些法律，如憲法、土地改革法、婚姻法、工會(hui) 法等，但作用有限。真正起作用的法律其實就隻有兩(liang) 部，憲法和婚姻法。大量的社會(hui) 矛盾不是通過法律、法院解決(jue) ，而是通過黨(dang) 和國家的政策，通過社會(hui) 組織自治規範，居民委員會(hui) 或村民委員會(hui) 的調解，或者通過單位解決(jue) 。改革開放以後，鄧小平在總結“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時深刻地認識到法律的重要性。他說：“我們(men) 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yu) 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guan) ，但是組織製度、工作製度方麵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麵的製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製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hui) 走向反麵。”“這個(ge) 教訓是極其深刻的。不是說個(ge) 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製度、組織製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製度問題，關(guan) 係到黨(dang) 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dang) 的高度重視。”①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我國先後製定了一係列的法律。經過三十多年的努力，迄今為(wei) 止已基本形成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的法律體(ti) 係。

　　當今中國正處於(yu) 社會(hui) 轉型期，社會(hui) 變化十分迅速，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的法律體(ti) 係需要不斷完善。比如，關(guan) 於(yu) 社會(hui) 治理，就需要有與(yu) 之相配套的法律作保障。黨(dang) 的十八屆四中全會(hui) 通過的決(jue) 定提出，要“發揮人民團體(ti) 和社會(hui) 組織在法治社會(hui) 建設中的積極作用”。作為(wei) 公眾(zhong) 參與(yu) 重要途徑的社會(hui) 組織，對中國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yi) ，其在促進經濟發展、繁榮社會(hui) 事業(ye) 、參與(yu) 公共管理、開展公益活動和擴大對外交往等方麵起到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包括環保組織、關(guan) 愛弱勢群體(ti) 的民間組織、勞工組織都贏得了社會(hui) 尊敬。為(wei) 實現加快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法治國家的目標，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社會(hui) 組織在中國法治化進程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要促使社會(hui) 組織的健康發展，必須製定、修改和完善相關(guan) 的法律法規，構建較為(wei) 完備的社會(hui) 組織法律體(ti) 係，以保證社會(hui) 組織具有合法性基礎。

　　借用古代智慧。中華文化曆經數千年而從(cong) 未斷絕，積累了豐(feng) 富的治國理政經驗。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國，需要對我國曆史和傳(chuan) 統文化有深入的了解，也需要對我國古代治國理政的經驗進行係統的梳理和辯證揚棄，為(wei) 推進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有益借鑒。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我國古代主張民為(wei) 邦本、政得其民，禮法合治、德主刑輔，為(wei) 政之要莫先於(yu) 得人、治國先治吏，為(wei) 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其中，儒家思想對於(yu) 中國國民性的形成、社會(hui) 治理形態的形成，曾經發揮過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到了今天，仍然有很強的社會(hui) 影響。②比如孟子主張“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滕文公上》）等，就是對中國古代基層治理經驗的總結，在今天仍具有借鑒意義(yi) 。

　　借用現代技術。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社會(hui) 治理的難度越來越大。比如，由於(yu) 人員的流動性增強，一些影響社會(hui) 和諧穩定的矛盾隱患不能及時發現和有效處理。另一方麵，我們(men) 的治理能力還有待提高。比如，受手段製約，對社情民意不能適時跟蹤掌握，輿情引導、矛盾化解、為(wei) 民服務、社會(hui) 管理等工作離群眾(zhong) 的期盼尚有差距；條塊之間、塊塊之間運行機製不暢和“信息孤島”等問題導致效能低下、相互掣肘，合作共治和服務群眾(zhong) 的能力與(yu) 水平需要進一步提高。

　　改革政府。首先，要把無限政府轉變為(wei) 有限政府，把原來政府無所不管的管理者定位轉變為(wei) 服務者，把不該由政府審批的事項盡量減少，將生產(chan) 經營的權力和投資決(jue) 策的權力回歸企業(ye) ，讓企業(ye) 真正成為(wei) 市場主體(ti) 。同時，充分發揮各種社會(hui) 組織的作用，把它們(men) 自己能辦的事，交給它們(men) 自己管理。其次，要把人治政府轉變為(wei) 法治政府。現代政治理念中，對於(yu) 現代政府服務水平有一個(ge) 重要的衡量標準，就是看政府能否有效處理好政府與(yu) 市場之間的關(guan) 係。這就要求必須給公共權力劃定一個(ge) 明確的界線，防止其胡亂(luan) 幹預市場。其三，要建立誠信政府。市場經濟是一種誠信經濟，隨著我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發展，麵對當前市場經濟運行中的突出問題和深層次矛盾，加強社會(hui) 誠信機製的建設越來越迫切。政府不僅(jin) 是誠信社會(hui) 的維護者，而且是誠信社會(hui) 的倡導者，還是社會(hui) 誠信的管理者。因此，誠信不僅(jin) 是政府的道義(yi) 責任，更是政府的政治責任和法律責任。

　　綜上所述，在社會(hui) 轉型時期，在中國這樣一個(ge) 特殊的大國，作為(wei) 執政黨(dang) 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麵臨(lin) 著前所未有的挑戰。不過我們(men) 相信，隨著我們(men) 黨(dang) 治理能力的不斷提升，我國的社會(hui) 治理必將取得良好的成效，必定會(hui) 探索出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hui) 治理模式。■

　　注釋

　　《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33頁。

　　張林江：《傳(chuan) 統中國的社會(hui) 治理智慧》，《中國黨(dang) 政幹部論壇》，2014年第12期。

　　責編∕楊昀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