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20年，是中國“全麵小康”發展目標的兌(dui) 現之年。

　　在改革開放之初，被人們(men) 尊稱為(wei) “總設計師”(也有研究者表述為(wei) “總批準師”)的鄧小平，高瞻遠矚地提出了中國於(yu) 約70年時間中實現現代化偉(wei) 大民族複興(xing) “三步走”的戰略構想。其後的發展實踐和舉(ju) 世矚目的成就，雄辯地證明了鄧小平這一構想及其引出的頂層設計規劃的高水準。在“三步走”的前兩(liang) 步(即國內(nei) 經濟總量在1980-2000年間“翻兩(liang) 番”)提前實現的基礎上，黨(dang) 中央又在橫跨半個(ge) 世紀(50年)時間段的“第三步”上，明確提出了2020年實現全麵小康的節點目標，其中既包括2020年中國人均GDP比2010年翻番的總量人均化目標任務，也包括“十三五”開局時農(nong) 村的7千萬(wan) 貧困人口要通過“精準扶貧”在2020年脫貧等結構性社會(hui) 政策“托底”目標任務。

　　伴隨“三步走”和於(yu) 千年之交後推進“全麵小康”的進程，中國這一世界上最大人口規模經濟體(ti) 中的廣大社會(hui) 成員，走上了收入水平逐步提高的“致富”之路。鄧小平堅定地認為(wei) ，“貧窮不是社會(hui) 主義(yi) ”，所以必須以改革開放解放生產(chan) 力，使人民群眾(zhong) 富裕起來，同時他又清醒地認識到，致富的過程不可能是所有人齊頭並進，必須開明、務實地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社會(hui) 主義(yi) 的本質是共同富裕，部分地區、部分人的“先富”是為(wei) 了更好地帶動所有地區、所有人跟進的“共富”過程。鄧小平在“先富、共富”框架思路這一重大問題上明確、簡潔的表述，包含著豐(feng) 富而深刻的理論內(nei) 涵。本文將基於(yu) 鄧小平的“先富共富”思想框架，結合2020年“全麵小康”幾無懸念的實現和進一步推進“共富”的前瞻，試作理論聯係實際的一些條理化分析認識。

　　允許“部分先富”，走向“共同富裕”，是鄧小平高明、正確的現代化發展戰略思路

　　馬克思主義(yi) 經典作家所做出的曆史唯物主義(yi) 理論創新，深刻揭示了社會(hui) 生產(chan) 力決(jue) 定生產(chan) 關(guan) 係、生產(chan) 關(guan) 係反作用於(yu) 生產(chan) 力的發展規律，指出資本主義(yi) 生產(chan) 方式下生產(chan) 力的繼續發展，將從(cong) 本原層麵決(jue) 定性地引出走向社會(hui) 主義(yi) 生產(chan) 關(guan) 係的社會(hui) 變革。依此思想指引，在實踐中建立了社會(hui) 主義(yi) 生產(chan) 關(guan) 係框架的經濟體(ti) 如中國，必然應該順乎邏輯地運用社會(hui) 主義(yi) 的生產(chan) 關(guan) 係而大力和卓有成效地解放生產(chan) 力，也必定應當順乎邏輯地在解放生產(chan) 力、發展生產(chan) 力的進程中推動、鼓勵人民群眾(zhong) 、社會(hui) 成員進入收入逐步提高的致富過程。但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的幾十年間，執政黨(dang) 對這一馬克思主義(yi) 原理所包含的基本邏輯關(guan) 係的認識和把握，卻走過了曲折的探索過程。終於(yu) ，在結束了“文革”重大錯誤撥亂(luan) 反正後，最高決(jue) 策層在中國開始貫徹以經濟建設為(wei) 中心的黨(dang) 的基本路線、實行改革開放，基於(yu) 馬克思曆史唯物論的基本原理和已有實踐中的經驗教訓，鄧小平明確地認定：“貧窮不是社會(hui) 主義(yi) ”，要通過“生產(chan) 關(guan) 係的自我革命”即改革，使生產(chan) 力得到極大解放，人民群眾(zhong) 走上富裕之路，由此來真正體(ti) 現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的優(you) 越性。而如何實現這一願景呢?鄧小平又明確提出了“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然後實現共同富裕”的思路。這一思路的重要指導意義(yi) ，已充分體(ti) 現和積極落實在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令全球矚目的超常規發展成就中，中國社會(hui) 民眾(zhong) 收入提升所形成的中產(chan) 階層群體(ti) 的絕對規模，一般認為(wei) 現已達到4億(yi) 人以上，居全球第一。但同時，對於(yu) 鄧小平“先富共富”的思路，近些年社會(hui) 上、網絡上卻頗有一些負麵議論，表現出明顯的誤解，似乎認為(wei) 鄧小平隻知道讓一部人先富，卻沒有重視共富。

　　客觀地了解、分析鄧小平的這一思路，我認為(wei) 需要如實地擺明如下認識框架和進一步廓清其中關(guan) 鍵性的基本邏輯和戰略思維要點。

　　第一，在總體(ti) 思路框架中，鄧小平追求的戰略目標在其歸宿上，是確切無疑地與(yu) “三步走”實現“偉(wei) 大民族複興(xing) ”一體(ti) 化的 “共同富裕”。他所指出的“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隻是整個(ge) 發展中前半段所“允許”的過程現象。鄧小平對“共富”的追求及其認定，是始終如一、堅定不移的，而且把這一點提到了最高的位置：這屬於(yu) 他說過多次要搞清的“社會(hui) 主義(yi) 的本質”。他在不同場合反複表示過這種意見：如果我們(men) 的改革與(yu) 發展不能最終走向共同富裕，那就失敗了;中國如果出現了嚴(yan) 重的兩(liang) 極分化，會(hui) 發生“要鬧革命的問題”。“什麽(me) 是社會(hui) 主義(yi) ，如何發展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這一“鄧小平理論”所處理的核心問題，對應著的，其實就是以允許“部分先富”而必須走向“共同富裕”的“先富共富”戰略設計框架。

　　第二，在實現戰略性目標的路徑上和演變過程特征方麵，鄧小平清楚地意識到，“貧窮不是社會(hui) 主義(yi) ”，但為(wei) 擺脫貧窮，不可能在有十幾億(yi) 人口、區域差異懸殊的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二元經濟體(ti) ——中國，齊頭並進地一起脫貧而同時走向富裕。作為(wei) 務實、高明的改革戰略家，他牢牢地抓住發展這個(ge) “硬道理”，並說明在發展中必須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這正是十分鮮明地體(ti) 現了“撥亂(luan) 反正”後的“實事求是”，也完全符合經濟學分析認識中所形成的“倒U曲線”(亦稱“庫茲(zi) 涅茨曲線”)等的學理分析。這是鄧小平在複雜情況下作出核心問題、關(guan) 鍵要領上正確決(jue) 策的具體(ti) 表現之一。試想若無這一簡潔、明確的指導意見，1980年代後中國的發展局麵中，將會(hui) 增加多少懷疑、動搖、阻礙的因素?

　　第三，在由“先富”而走向“共富”的政府作為(wei) 和時段把握方麵，鄧小平生前有十分明確的認識與(yu) 意見。他的看法實際是：“先富共富”的倒U曲線我們(men) 並不能坐待它自然而然形成，領導決(jue) 策和政府能動作用的發揮至關(guan) 重要。在曆史性的“南方談話”之中，鄧小平十分鮮明地強調：先富裕起來的沿海地區，必須回過頭來支持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這事關(guan) 大局。而且他還十分具體(ti) 地把這一個(ge) 大動作的時點，擺到世紀之交的2000年前後(後來，恰是在這一時點到來前，1999年夏，黨(dang) 中央召開專(zhuan) 門會(hui) 議確立“西部大開發”戰略，成為(wei) 其後一係列區域發展戰略和對欠發達地區加強政策傾(qing) 斜支持的先聲)。鄧小平南巡在深圳時，他表示讚成該市每年按固定比例從(cong) 財政劃出一部分資金作為(wei) 貧困地區開發“造血”型項目基金的做法。現今公開出版物上，可查得鄧小平有生之年最後一次對國家大事談長篇意見，是《鄧小平年譜》中記載的1993年9月16日他與(yu) 弟弟鄧墾的談話。其中他特別強調：“十二億(yi) 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後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我們(men) 講要防止兩(liang) 極分化，實際上兩(liang) 極分化自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jue) 這些問題。……少部分人獲得那麽(me) 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hui) 出問題”。他態度再鮮明不過地說：“這個(ge) 問題要解決(jue) ”!

　　我認為(wei) 以上三方麵，集中反映了我們(men) 應當了解、澄清的鄧小平關(guan) 於(yu) “先富共富”的基本思路、核心觀點。本來如此清晰，怎麽(me) 會(hui) 伴有不時出現的網上還會(hui) 相當熱鬧的那些誤解亂(luan) 象?不能不說，這恐怕與(yu) 我國進入“中等收入社會(hui) ”後收入分配矛盾的凸顯和社會(hui) 心態的變化、網絡時代和“精神快餐”時代人們(men) 訴求表達的情緒化特點等等，都有關(guan) 係。但通觀現實，雖然有種種不如人意之處和不容忽視的矛盾糾結，但請注意：我國這些年來作為(wei) 重大事項著力推進的社會(hui) 保障體(ti) 係建設、公共財政對低收入階層和對社會(hui) 弱勢群體(ti) 的扶助(如三令五申、反複強調“立軍(jun) 令狀”完成的數千萬(wan) 套房屋的棚戶區改造與(yu) 保障房建設)，中央和省對欠發達地區的轉移支付，近些年明朗化而亟應有效貫徹的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決(jue) 定》中逐步提高我國直接稅(如房地產(chan) 稅)比重的要求，“十三五”時期黨(dang) 中央反複強調的“社會(hui) 政策托底”、以精準扶貧措施實現農(nong) 村貧困人口脫貧，實施個(ge) 人所得稅動態優(you) 化的改革……等等，這都是在做鄧小平所給予最高度重視的“促進共富”、“解決(jue) 問題”的事情。空談誤國，實幹興(xing) 邦，我們(men) 在此“共富”方向上，還應理性討論凝聚共識，貢獻更多建設性的積極作為(wei) 。

　　14億(yi) 人口將“全麵小康”意味著什麽(me)

　　在2019年經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大慶之後，2020年，我們(men) 將迎來“全麵小康社會(hui) ”建設目標的實現。作為(wei) 擁有全球最大人口規模——14億(yi) 人的中國，如期達到“全麵小康”已無懸念：總量上中國的GDP(折為(wei) 人均)在2010—20年十年間會(hui) 再翻一番，同時在“社會(hui) 政策托底”層麵，最為(wei) 代表性的關(guan) 鍵事項即“十三五”開局時農(nong) 村區域還存在的7千萬(wan) 貧困人口，於(yu) “精準扶貧”的貫徹落實之中，將宣告脫貧。

　　14億(yi) 人口的“全麵小康”，意味著什麽(me) ?

　　第一，這意味著中國“偉(wei) 大民族複興(xing) ”現代化戰略，在“三步走”的第三步中，如願達到了一個(ge) 重要的中間節點。鄧小平改革開放之初高瞻遠矚放眼七十年規劃的“三步走”戰略目標，在其“經濟總量翻兩(liang) 番”的前兩(liang) 步提前實現之後，黨(dang) 中央決(jue) 策層又為(wei) 第三步這個(ge) 橫跨半個(ge) 世紀的戰略步驟，明確規劃了2020年達到“全麵小康”的節點目標——它前承2000年的初步小康，後接黨(dang) 的十九大進一步勾畫的“新的兩(liang) 步走”，即2035年要基本建成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2049-50年要建成現代化強國。中華民族要實現“中國夢”的現代化“新長征”，將由全麵小康的實現，更進一步地體(ti) 現出追求“共同富裕”之路上的進展與(yu) 成就，樹立起中國現代化征途上一座新的繼往開來的裏程碑。

　　第二，這意味著中國為(wei) 全世界的減貧事業(ye) 和全人類的物質文明提升，做出了無與(yu) 倫(lun) 比的巨大貢獻。中國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也由於(yu) 曆史等方麵的原因，過去長期成為(wei) 貧困人口大國。新中國成立之後，於(yu) “一窮二白”基礎上致力於(yu) 國家工業(ye) 化和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一向把減貧作為(wei) 重大目標。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四十年中，隨著生產(chan) 力的解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終於(yu) 走到了“十三五”初期的七千萬(wan) 農(nong) 村貧困人口(具體(ti) 標準是個(ge) 人純收入低於(yu) 人民幣2011年不變價(jia) 的2300元水平)脫貧的曆史新境界。從(cong) 全球看，按照世界銀行標準，占世界極度貧困人口比重前三位的地區與(yu) 國家，原來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印度和中國，而近30餘(yu) 年來，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印度的貧困人口占世界貧困人口的比重有所上升，同期中國的比重則大幅下降，已從(cong) 1981年的43%下降到了10%以下。中國為(wei) 人類減貧事業(ye) 所做出的貢獻，為(wei) 全球矚目和肯定，並且有望較快地進一步減少國內(nei) 於(yu) 世行標準貧困線以下的人口數。前麵幾十年間，世界減貧貢獻之最，正是中國首屈一指。

　　第三，這意味著中國作為(wei) 當今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有望在新的起點上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未來十年左右時間段內(nei) 經受曆史性考驗成長為(wei) 高收入經濟體(ti) 。隨著全麵小康的臨(lin) 近，中國的年人均國民收入2019年已達到1萬(wan) 美元，這已居於(yu) 世行標準的中等收入經濟體(ti) 上半區的頂部。中國的中產(chan) 階層，在已達約4億(yi) 人的基礎上，還將顯著增加。但按照前麵大半個(ge) 世紀全球範圍內(nei) 的統計現象，有比喻式的“中等收入陷阱”之說，反映著一種曆史性考驗：達到中等收入的經濟體(ti) ，絕大多數不能如願繼續上升為(wei) 高收入經濟體(ti) 。然而中國按照近些年的發展態勢，盡管有告別“高速”增長階段的“新常態”到來，但仍有相當大的可能性在未來10年以“中高速”的5%以上(或左右)的平均水平，延續收入增長——這種“中高速”，其實仍是世界上較大經濟體(ti) 比較而言的“高速”。我們(men) 麵對中美摩擦升級和2020年初突發的新冠肺炎疫情等帶來的不確定性因素，但隻要把握好中國可選擇的繼續以改革開放解放生產(chan) 力的確定性，形成中國工業(ye) 化、城鎮化巨大發展空間所支持的發展後勁，再經過十年左右，有可能如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確立高收入國地位。

　　第四，這意味著我們(men) 可以對“中國為(wei) 什麽(me) 行”，做出進一步的和比較全麵的總結。新中國七十年風雨兼程，於(yu) 曲折探索中迎來了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高歌猛進，業(ye) 已形成“大踏步跟上時代”“蓄之既久，其發必速”的上升態勢，雖然還有種種矛盾製約與(yu) 未來難以避免的艱難險阻，但我們(men) 在中國現代化之路上的這一“全麵小康”新起點上，已可以有更豐(feng) 富的經驗和更充足的信心，繼續把方向對準、把激勵搞對、把相對優(you) 勢和巨大潛力充分發揮：因為(wei) 我們(men) 有堅定不移貫徹改革開放大政方針、經濟建設為(wei) 中心的基本路線和在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主線上打造現代化經濟體(ti) 係的道路自信，有堅持馬克思主義(yi) 基本原理而在發展中將其中國化來指導創新實踐的理論自信，有在改革深水區攻堅克難完成經濟社會(hui) 轉軌從(cong) 而顯著提高供給體(ti) 係質量與(yu) 效率的製度自信，以及弘揚中華民族幾千年傳(chuan) 統中的精華、並同時吸收人類文明一切積極成果的文化自信。中國奔向現代化和“共同富裕”願景的航船，將更昂揚地樹立巨帆“乘長風破萬(wan) 裏浪”。

　　第五，這也意味著我們(men) 將更清楚地認知中國現代化之路上“行百裏者半九十”、承前啟後奮力拚搏進取的要領。中國人經過百多年前赴後繼、可歌可泣的努力，終於(yu) 邁入了“從(cong) 未如此接近偉(wei) 大民族複興(xing) 願景”的“強起來”新時代，但是，以全麵小康為(wei) 新起點，如何化解仍不容忽視的收入差距過大、收入分配和財產(chan) 配置不公的矛盾而增進社會(hui) 和諧?如何完成增長方式的轉變以實現高質量發展?如何完成體(ti) 製機製的轉變來建成具有高標準法治化營商環境和充分實現社會(hui) 公平正義(yi) 的生機勃勃、成熟完善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奮鬥正未有窮期，仍然任重道遠。我們(men) 唯有“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開放再擴展、工作再抓實”，勇於(yu) 涉險灘“衝(chong) 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在改革的深水區“啃硬骨頭”，在“曆史三峽”的瓶頸期“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義(yi) 無反顧萬(wan) 眾(zhong) 一心，經受住未來關(guan) 鍵性的十年和三十年的曆史性考驗，才能進而使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中國夢”，在現代化的偉(wei) 大民族複興(xing) 中夢想成真。

　　走通“先富共富”之路的基本原則

　　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固然產(chan) 生了可能帶動其他人、其他地區也謀求致富的示範效應、輻射效應，但也必然帶來一定階段內(nei) 隨收入差距擴大、社會(hui) 矛盾累積而來的較低收入社會(hui) 成員的不安與(yu) 不滿。對於(yu) 這種矛盾糾結如果處理不當，必然製約經濟社會(hui) 健康發展，甚至出現由於(yu) 收入分配領域的經濟問題引致社會(hui) 化、政治化問題的不良結果。鄧小平在關(guan) 於(yu) “先富共富”的論述中，已敏銳地、前瞻性地強調所指出了防範與(yu) 克服“必然發生”的兩(liang) 極分化問題，“先富共富”框架中內(nei) 含著、關(guan) 聯著我們(men) 應正確掌握的在國民收入分配領域內(nei) 的若幹基本原則。

　　1、以合理的收入分配激勵創業(ye) 創新

　　創業(ye) 創新所引發的經濟發展活力，就是從(cong) 根本上決(jue) 定社會(hui) 發展與(yu) 支撐生產(chan) 關(guan) 係走向進步和升級的社會(hui) 生產(chan) 力。“發展是硬道理”，要求收入分配一定要首先從(cong) 有利於(yu) 發展生產(chan) 力視角處理好鼓舞、激勵“做大蛋糕”、“創新發展”的機製功能問題。這一原則，是從(cong) “生產(chan) 決(jue) 定分配”的曆史唯物論原理出發處理根本發展動力問題。總體(ti) 而言，人民群眾(zhong) 的收入充其量隻能是在經濟增長的基礎上實現同步增長，勞動者的報酬充其量隻能是在勞動生產(chan) 率提高的基礎上實現同步提高。否則，再美好的分配願景也將成為(wei) 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2、承認各要素的貢獻、把按勞分配與(yu) 按其它要素分配相結合

　　在社會(hui) 主義(yi) 初級階段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運行中，固然需要處理好“按勞分配”的機製構建，同時還必須結合地、協調地處理好按照資本、土地、技術成果等要素貢獻因素作出分配的機製構建，這樣才能有利於(yu) 解放生產(chan) 力和可持續發展。這一原則主要處理的是在初次分配環節“分好蛋糕”以求不斷地激勵“做大蛋糕”的問題。初次分配層麵上，需更多側(ce) 重市場競爭(zheng) 中的規則公平、過程公平。

　　3、在“倒U曲線”前半段適當允許、容忍收入差距擴大的同時，就要主動地施加調節遏製“兩(liang) 極分化”

　　倒U曲線所圖示的在收入差距擴大到頂後又會(hui) 轉為(wei) 縮小的過程，不應認為(wei) 是、也不可能是一個(ge) 純自然過程。發達經濟體(ti) 所形成的社會(hui) 福利政策及稅收、社保製度等經驗，都體(ti) 現了製度機製設計的可塑性空間與(yu) 主動作為(wei) 空間。在明確追求共同富裕的社會(hui) 主義(yi) 中國，這種可塑性更值得被積極借鑒和進一步強調、強化。這一原則，是主要針對於(yu) 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領域，針對皮凱蒂研究所揭示的資本長期強勢問題來形成矯正效應，來進一步“分好蛋糕”，以服務於(yu) 可持續地“做大蛋糕”和諧發展的目標訴求。於(yu) 再分配、三次分配領域，需要更多側(ce) 重對市場競爭(zheng) 所形成結果的適當均平化調整，及與(yu) 之對接的下一輪各相關(guan) 主體(ti) “起點的公平”。

　　4、以“陽光化、鼓幹勁、促和諧、扶弱者”為(wei) 要領，運用係統工程思維構建分配製度體(ti) 係

　　解決(jue) 收入分配問題是一個(ge) 龐大的係統工程，與(yu) 經濟結構、經濟發展方式、經濟體(ti) 製緊密相連，需要以係統工程的思維看待和改進分配製度體(ti) 係，注重整體(ti) 設計，綜合集成，標本兼治。分配製度體(ti) 係的不同層次、不同環節，可以有分配功能的不同側(ce) 重，但這一原則總體(ti) 而言是追求以所有分配功能的係統化協調、互補來形成“做大蛋糕”與(yu) “分好蛋糕”兩(liang) 者間的良性循環。發展成果“蛋糕”的做大與(yu) 分好，通盤都需要規則、過程的“陽光化”，因為(wei) “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是公平正義(yi) 的必要保障;從(cong) 基本順序而言，應首先考慮鼓勵、激發創業(ye) 創新主體(ti) 的幹勁把蛋糕做大，因為(wei) 這是“生產(chan) 決(jue) 定分配”所揭示的前提條件;到了分蛋糕的環節，則要更多注意以權衡促和諧，既反對平均主義(yi) ，又防止兩(liang) 極分化;種種主客觀原因造成的分配結果環節上的“弱勢群體(ti) ”，則需要再分配機製(二、三次分配)特別地予以關(guan) 懷和扶助。

　　5、以改革即有效製度供給為(wei) 龍頭帶動分配製度、政策體(ti) 係動態優(you) 化

　　發展必然表現為(wei) 具有階段性特征，製度安排與(yu) 政策設計需要適應客觀發生的階段轉變，做出動態優(you) 化。此原則主要處理的是做蛋糕與(yu) 切蛋糕互動循環發展過程中的長效機製框架建設與(yu) 階段性動態優(you) 化的改革攻堅克難問題。在當下正處於(yu) 改革深水區的中國，這一原則必然需要處理“衝(chong) 破利益固化藩籬”而“啃硬骨頭”的優(you) 化直接稅和完善社會(hui) 保障、政府間轉移支付製度等一係列問題。

　　走向“共同富裕”，必須下決(jue) 心攻堅克難啃下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硬骨頭”

　　以中國步履維艱的直接稅製度建設為(wei) 例。借鑒美國等市場經濟體(ti) 構建現代稅製的經驗，並結合中國“富起來”時代已發生的收入分配差距擴大、亟需形成規範化再分配調節機製以促進“共同富裕”的現實，黨(dang) 的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關(guan) 於(yu) 全麵深化改革的“頂層規劃”性質的文件中，明確要求“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這是中國打造現代稅製而服務於(yu) 走向現代社會(hui) 的客觀要求。但直接稅的特色是要觸動既得利益，

　　涉及的房地產(chan) 稅(實指狹義(yi) 的住房保有環節稅收)“加快立法並適時推進改革”這樣的任務，實際上已討論多年，也早已經曆了以“物業(ye) 稅”為(wei) 名的多地“模擬空轉”試點。上海、重慶兩(liang) 地以“房產(chan) 稅”為(wei) 名的差異化方案先行試水，卻遲遲未能按照“稅收法定”原則正式啟動其立法過程。這項將涉及千家萬(wan) 戶實際利益、決(jue) 非“帕累托改進(指隻有人受益而無人受損的改進)”的改革舉(ju) 措，如能按照中央指導意見終得以進入正式立法過程，那麽(me) 它將有望取得一種求得“最大公約數”的供人大審批通過的結果。立法通過之後，還將對我國省級及以下地方政府充分授權，根據各地實際情況，經各地人民代表大會(hui) 審議決(jue) 定而分步漸進實施。這樣的一種立法過程，將明顯有別於(yu) 前些年在社會(hui) 上、網絡上民間以“情緒宣泄”為(wei) 主的“議論紛紛”和“莫衷一是”，而是一個(ge) 顯然具有法治化“程序正義(yi) ”的規則保障、加入民主化“民意表達”機製作用的“走向共和”式的立法建設過程。如終能形成相關(guan) 法律，在各地區分具體(ti) 情況逐步擇機分步進入實施過程之中，還必然需要在執法實踐中總結經驗，仍以“全民參與(yu) ”的法定機製，對這一影響舉(ju) 足輕重的直接稅實行多輪動態優(you) 化。

　　千家萬(wan) 戶作為(wei) 房地產(chan) 稅納稅人的社會(hui) 成員，將來在依法每年交納房地產(chan) 稅給地方政府之後，必然會(hui) 更加關(guan) 心稅款“如何使用”的去向與(yu) 績效問題，因而必然會(hui) 要求政府更透明、更充分的提供“收稅、用稅”的一切相關(guan) 信息，進而使政府的職責行使、理財施政行為(wei) ，更好地得到民眾(zhong) 的知情、監督和提高其績效。

　　以上這些，不正是在中國走向現代化國家取向下，政治體(ti) 製改革所要追求的法治化、民主化製度機製的形成過程嗎?同理，未來勢必還要在中國做出多輪動態優(you) 化的個(ge) 人所得稅，以及在具備了官員財產(chan) 報告、公示製度實施條件之後很有可能積極考慮研究開征的遺產(chan) 和贈予稅，都是直接稅，都會(hui) 在“稅收法定”原則下，引出與(yu) 房地產(chan) 稅製度建設類似的“規範的公共選擇”過程。

　　“不怕慢，就怕站”。中國實現現代化願景過程中的製度建設，既有了某種“漸進改革的路徑依賴”，那麽(me) 就特別需要我們(men) 堅定地在改革大方向下，積極推進從(cong) “加強與(yu) 優(you) 化管理”角度切入、摩擦係數相對小的“非帕累托改進”舉(ju) 措，爭(zheng) 取在房地產(chan) 稅等類似改革任務的前行之中，先建框架，凝聚各階段上的“最大公約數”式的社會(hui) 共識，以一係列的“最小一攬子”配套方案，來實現財稅的進步、收入分配機製的優(you) 化改變和國家治理的現代化，“積小勝為(wei) 大勝”，直至經濟社會(hui) 現代化轉軌的最終完成和“共同富裕”願景成真。

　　主要參考文獻：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

　　《鄧小平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

　　賈康《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主線上的未來財稅》，商務印書(shu) 館2019年

　　賈康等，《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研究》，企業(ye) 管理出版社2018年

　　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中信出版集團2015年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