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市規劃的一個(ge) 重要特征就是從(cong) 屬於(yu) 國家治理體(ti) 係，是保障國家治理能力的關(guan) 鍵。

　　城市規劃在城市發展中起著戰略引領和剛性控製的重要作用，2016年2月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guan) 於(yu) 進一步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的若幹意見》要求“強化城市規劃工作”。不忘本來，麵向未來，可以為(wei) 當下城市規劃實踐提供借鑒和啟發。本文著眼於(yu) 中華文明進程中城市規劃演進的大曆史，揭示中國城市規劃作為(wei) 國家治理體(ti) 係組成部分，關(guan) 係國家長治久安;著眼於(yu) 都市社會(hui) 、未來城市、提高城市治理能力的大趨勢，提出有關(guan) 未來中國城市規劃健康發展的若幹建議。

　　城市規劃與(yu) 中華文明

　　中華文明進程是人類史上最宏大最持久的實踐，從(cong) 中華文明進程宏闊背景上考察城市規劃演進的大曆史可以發現，中國城市規劃的一個(ge) 重要特征就是從(cong) 屬於(yu) 國家治理體(ti) 係，是保障國家治理能力的關(guan) 鍵。

　　城市規劃與(yu) 治國。眾(zhong) 所周知，在人類文明史上中國社會(hui) 發展最特殊的現象，一是中國幅員廣袤，縱橫上千萬(wan) 平方公裏，聖哲立言常以國與(yu) 天下對舉(ju) ;二是中國開化甚早，曆久猶存，上下五千年;三是人口眾(zhong) 多，長期占到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是多民族統一國家。古代中國究竟采用什麽(me) 思想、方法與(yu) 技術，開拓、摶結此天下，鞏固、發展此天下?在這樣一個(ge) 宏闊的命題中，中國城市規劃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yi) 。從(cong) 中國城市規劃史的角度看：

　　第一，城市是地域的中心，區域交流之樞紐。中國幅員遼闊，農(nong) 耕、草原、海洋、綠洲等不同的生態-地理環境哺育了不同的類型的城市，如北京、大同、宣府(張家口)等屬於(yu) 農(nong) 耕與(yu) 草原生態過渡地帶的城市;那些珍珠般散落在沙漠中的綠洲，構成歐亞(ya) 大陸一個(ge) 個(ge) 貿易和信息的中轉站。漢代《史記·貨殖列傳(chuan) 》記載了城市與(yu) 交通、地域經濟的關(guan) 係，北魏《水經注》記載了城邑體(ti) 係與(yu) 水係的關(guan) 聯，清代《讀史方輿紀要》記載了城市與(yu) 地緣政治的關(guan) 係。中國城市及其體(ti) 係或網絡的形成為(wei) 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摶成提供了基本的空間骨架，並在廣域國土空間控製與(yu) 社會(hui) 治理中發揮了關(guan) 節與(yu) 樞紐作用。

　　第二，城市規劃是統治者建立空間秩序進而藉以實現統治國家的技術工具，服從(cong) 於(yu) “治國”這個(ge) 大目標，規劃活動必須滿足國家對大規模的空間與(yu) 社會(hui) 的組織與(yu) 管理需要，這是中國古代城市規劃最基本的也是最核心的功能。正如徐蘋芳所指出的，“中國古代城市從(cong) 一開始便緊密地與(yu) 當時的政治相結合，奠定了中國古代城市是政治性城市的特質。因此，中國古代城市的建設和規劃始終是以統治者的意誌為(wei) 主導的”。[1]中國古代城市規劃與(yu) 以醫治“城市病”為(wei) 指向的現代西方城鄉(xiang) 規劃明顯不同，西方現代城市規劃出現於(yu) 19世紀後期，主要是為(wei) 了應對在工業(ye) 革命過程中，迅速發展的西歐城市麵臨(lin) 的混亂(luan) 和汙染嚴(yan) 重等方麵的“城市病”。

　　第三，都城地區是國家與(yu) 城市網絡的心髒區。都城是國家政治文化的象征，在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形成與(yu) 發展的曆史進程中，首都作為(wei) 全國政治中心和文化禮儀(yi) 中心，一直發揮著文化認同、民族凝聚、國家象征的重要作用。秦鹹陽-漢長安、隋大興(xing) -唐長安、元大都-明清北京等，都成為(wei) 每一個(ge) 時代文明水平最為(wei) 綜合的體(ti) 現，也是最高的表現形式。[2]都城規劃包括兩(liang) 個(ge) 基本的尺度：一是國家/區域尺度上都城選址與(yu) 都城地區的經營，這是宏觀的經濟地理條件決(jue) 定的;二是地方尺度上結合具體(ti) 條件的規劃設計，天-地-人-城的整體(ti) 創造。都城規劃及其演進脈絡是中國城市規劃史的縮影，北京是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首都之肇始，是中國古代都城的“最後結晶”，被梁思成譽為(wei) “都市計劃的無比傑作”。[3]

　　“一個(ge) 國家的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是與(yu) 這個(ge) 國家的曆史傳(chuan) 承和文化傳(chuan) 統密切相關(guan) 的。解決(jue) 中國的問題隻能在中國大地上探尋適合自己的道路和辦法。”[4]不忘本來，研究中國城市規劃的基本規律、指導原則和具體(ti) 方法，不僅(jin) 可以供今後從(cong) 事城市規劃實踐借鑒，而且可以為(wei) 國家的治理體(ti) 係與(yu) 治理能力現代化服務。

　　中華文明中的城市規劃。通常，中國城市規劃史分為(wei) 古代(1840年鴉片戰爭(zheng) 以前)與(yu) 近現代(自1840年至今)兩(liang) 大部分，其中，近現代又分為(wei) 近代(1840～1949年)、現代(自1949年至今)。如果將中國城市及其規劃與(yu) 中華文明史結合起來，則可以在文明史進程中深刻認識不同時代的城市規劃的特色、表現及其影響。參照中華文明分期，以多民族統一國家形成發展進程中城市的作用及其規劃要求為(wei) 標準，現將中國城市規劃的形成與(yu) 發展劃分為(wei) 古國、王國、帝國前期、帝國中期、帝國後期、近現代六個(ge) 時期(見表1)。

　　整個(ge) 中國城市規劃史曆時約10000年，大致以公元前2500年為(wei) 界，分為(wei) 前後兩(liang) 大段，前段古國時期約5500年，這是早期城市與(yu) 城市規劃起源;後段為(wei) 王國時期以來約4500年，這是中國城市規劃發展階段，其中王國時期約1700年，此後是約2800年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發展時期，包括帝國時期990年、帝國中期587年、帝國後期933年，以及已經曆了180年的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近現代。盡管每個(ge) 時期的時間跨度不一，從(cong) 500多年到5000多年，但是都有一個(ge) 共同的特征，即每個(ge) 階段社會(hui) 發展都經曆了從(cong) 大亂(luan) 到大治(從(cong) 動亂(luan) 或戰亂(luan) 到統一或大治)的過程，空間上國家發展亦由弱而強，由小而大，經過一次又一次由亂(luan) 而治的循環演進，中國不斷走向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相應地，城市規劃知識積累與(yu) 進步也呈現出運動、變化、轉變和發展的時代特征。[5]

　　大變革與(yu) 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綜觀中國城市規劃史，自古國時期中國城市規劃起源以降，五個(ge) 曆史時期包含了五次社會(hui) 大變革，每次大變革的時長都有幾百年，其中龍山時代、春秋戰國皆500年，接著三國兩(liang) 晉南北朝、五代宋遼西夏金蒙古皆300年，最近的一次，如果從(cong) 鴉片戰爭(zheng) 算起還不足200年。每次大變革的前後，都是中國曆史上的輝煌時期。在清末以來的大變革中，中國人民經曆了戰亂(luan) 頻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難，盡管如此，自強不息的中華民族卻從(cong) 未放棄對美好夢想的向往和追求，特別是近百年來經曆了從(cong) 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wei) 大飛躍，正在實現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中國夢。

　　中華文明演進強烈的時代節奏感，在中國城市及其規劃上有著顯著的反映。一部完整的中國城市規劃史，不僅(jin) 是中華文明演進、興(xing) 起和複興(xing) 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成為(wei) 世界上最為(wei) 壯觀、一脈相承的文明的集中體(ti) 現。實現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首先要複興(xing) 中國城市規劃，一方麵，參照中國傳(chuan) 統城市和近代城市規劃發展的輝煌成就，傳(chuan) 承一定時代在世界範圍內(nei) 堪稱高水平的規劃和建設成就;另一方麵，結合當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實際，麵向未來城市社會(hui) 發展，創造新時代的輝煌，賦予中國城市鮮明的政治性與(yu) 規劃性傳(chuan) 統以新的時代的活力。

　　中國城市規劃的時代特征

　　從(cong) 19世紀中葉開始，中國進入了大變革時代，時人稱之為(wei) “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6]隨著中國從(cong) 封閉走向開放，中國曆史越來越融入世界曆史進程，近現代社會(hui) 發展明顯受到世界影響，城市規劃呈現出新的特征，現代城市規劃學科形成。[7]與(yu) 此前中國社會(hui) 相比，未來中國城市規劃受到三個(ge) 基礎性界定，即都市社會(hui) 、未來城市、城市治理能力。

　　“都市社會(hui) ”來臨(lin) 。工業(ye) 革命以來，伴隨著資本主義(yi) 工業(ye) 化的全球性擴展，世界城鄉(xiang) 人口格局發生在根本性轉變。在1850年代至1930年代不到100年的時間內(nei) ，主要的歐美國家如英國、德國、美國、法國等先後經曆了城市人口超過鄉(xiang) 村人口的過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性的城鎮化現象日益明顯，2010年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超過了50%。2018年，全球城市化率為(wei) 55%;據聯合國人居署(UN-Habitat)預測，到2050年全球城市人口將達到62.5億(yi) ，占總人口(93億(yi) )的2/3強。

　　世界城鎮化不僅(jin) 帶來了城市數目增多、城市人口、用地規模擴大，同時也帶了前所未有的城市空間消費與(yu) 需求，對人類社會(hui) 發展帶來重要影響。1970年代，法國學者勒菲弗爾(Henri Lefebvre)在《都市革命》提出我們(men) 正在進入一個(ge) 新的社會(hui) ，那就是“都市社會(hui) ”(urban society)。[8]這個(ge) 社會(hui) 最顯著的特征是城市在社會(hui) 生產(chan) 與(yu) 生活中占據非常重要的地位，這個(ge) 社會(hui) 的形成和我們(men) 以往生活和生產(chan) 的發展變化有關(guan) 係，可以從(cong) 經濟、階級等視角來分析，但是這個(ge) 社會(hui) 更需要我們(men) 以一種新的視角來看待，這個(ge) 視角就是空間視野。[9]

　　1840年鴉片戰爭(zheng) 以來，中國被動加入西方霸權主導的世界體(ti) 係，戰亂(luan) 頻仍，經濟社會(hui) 發展緩慢。19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hui) 發展走上快車道，大規模快速城鎮化隨之啟動。1980～2018年，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由19.39%提高到59.58%，城市特別是大城市、特大城市在社會(hui) 經濟發展中的地位也不斷提升，已成為(wei) 國家治理和現代化建設的首要環節，提升綜合國力、參與(yu) 全球競爭(zheng) 的重要場所，以及體(ti) 製改革和轉型發展的重要引擎。2006年國務院發布《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城鎮化與(yu) 城市發展”是十個(ge) 重點領域及優(you) 先主題之一。2014年《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認為(wei) ，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是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強大引擎，是加快產(chan) 業(ye) 結構轉型升級的重要抓手，是解決(jue) 農(nong) 業(ye) 農(nong) 村農(nong) 民問題的重要途徑，是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的有力支撐，是促進社會(hui) 全麵進步的必然要求。

　　據《國家人口發展規劃(2016～2030年)》預測，2030年全國總人口達到14.5億(yi) 人左右，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70%;顧朝林等對中國城鎮化過程多情景模擬顯示，到2050年，中國城鎮化水平將達到75%左右，中國城鎮化進入穩定和飽和狀態。[10]總體(ti) 看來，1980～2050年的70年間，中國將完成城鎮化的起飛、快速成長和成熟過程，當前正處於(yu) 城鎮化進程的分水嶺上。有效應對城鎮化後半程複雜的城市社會(hui) 問題，這是未來中國城市規劃的基本任務。[11]

　　走向“未來城市”。城市是人類文明的結晶，凝聚了人類科技、文化、政治、經濟等要素，是人類物質與(yu) 精神成就的最高體(ti) 現。城市是吸引創新活力的“磁鐵”，是容納發展機遇的“容器”。工業(ye) 革命以來，隨著現代科技成果在空間上的不斷延展，人類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呈現出遍及地球的“星球城市化”態勢。美國、歐洲、日本、韓國等發達國家和地區正在著手進行未來城市有關(guan) 實踐探索。美國自1993年開始國家信息基礎設施(NII)建設，2009年IBM集團在愛荷華州迪比克(Dubuque)市開始打造全美第一座“全數字化城市”，2015年美國交通部主辦的“智慧城市挑戰”(Smart City Challenge)成為(wei) 不同地方貢獻管理智慧和實踐經驗的“競技平台”;歐盟在2007年提出了“智慧城市”建設目標並付諸實施，2010年啟動以智慧城市平台(EPIC)建設為(wei) 代表的七大試點項目;[12]日本的“U-Japan”和“i-Japan”計劃、韓國的“U-Korea”和“U-City”計劃等，也都成為(wei) 所在國應對未來挑戰的綜合技術策略，涉及交通、能源、基礎設施、社會(hui) 治理、醫療、教育、旅遊等多個(ge) 領域。[13]

　　中國未來城市研究與(yu) 實踐方興(xing) 未艾。“十三五”規劃明確提出“建設智慧城市”，2017年黨(dang) 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建設“數字中國、智慧社會(hui) ”，《2018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發展智能產(chan) 業(ye) ，拓展智能生活，建設智慧社會(hui) ”。北京、深圳、成都、杭州、武漢等城市立足自身稟賦優(you) 勢，開展各具特色的城市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和大數據共享實踐;[14]阿裏、華為(wei) 、百度、京東(dong) 等互聯網企業(ye) 參與(yu) “城市大腦”建設項目，推動智慧城市數據共享、平台建設與(yu) 日常運營。[15]

　　未來城市是生產(chan) 生活生態空間相宜、自然經濟社會(hui) 人文相融的複合人居係統，是物質空間、虛擬空間和社會(hui) 空間的融合，未來城市規劃設計需要順應、包容、引導智能網聯汽車、5G、能源等技術進步，塑造更加高效、低碳、環境友好的生產(chan) 生活方式，推動城市形態向著更加宜居、生態的方向演進。廣義(yi) 的城市規劃，要麵向中國與(yu) 世界的科技、文化、政治、經濟演化圖景進行綜合研判，對中國未來城市的空間形態與(yu) 規劃、建設、管理、運維等關(guan) 鍵問題進行持續的研究，為(wei) 自覺適應和調控未來城市的行動提供戰略方向和行動路線圖，引領城市與(yu) 人類發展走向可持續的未來。

　　提高城市治理能力。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下的城鎮化與(yu) 城市發展直接關(guan) 係國家治理。2019年10月31日，黨(dang) 的第十九屆四中全會(hui) 通過《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幹重大問題的決(jue) 定》，從(cong) 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建設與(yu) 國家治理的角度，就治理體(ti) 係中的中心城市發展、城鄉(xiang) 融合、空間規劃等提出指導意見。第一，發揮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在“優(you) 化政府組織結構”中的關(guan) 鍵作用。“優(you) 化行政區劃設置，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綜合承載和資源優(you) 化配置能力，實行扁平化管理，形成高效率組織體(ti) 係。”第二，發揮城鄉(xiang) 融合與(yu) 區域協調在“加快完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方麵的作用。“實施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完善農(nong) 業(ye) 農(nong) 村優(you) 先發展和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製度政策，健全城鄉(xiang) 融合發展體(ti) 製機製。構建區域協調發展新機製，形成主體(ti) 功能明顯、優(you) 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第三，加快國土空間規劃、土地用途管控、主體(ti) 功能區等製度建設。“加快建立健全國土空間規劃和用途統籌協調管控製度，統籌劃定落實生態保護紅線、永久基本農(nong) 田、城鎮開發邊界等空間管控邊界以及各類海域保護線，完善主體(ti) 功能區製度。”

　　城市規劃建設與(yu) 城市治理能力問題息息相關(guan) 。2017年2月23～24日，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北京考察時要求，“立足提高治理能力抓好城市規劃建設”。2018年11月6日，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上海考察時強調，“城市治理是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nei) 容”。將城市規劃與(yu) 提高城市治理能力聯係起來，作為(wei) 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nei) 容，實際上提出了麵向城市治理的城市規劃這個(ge) 時代命題。在提高城市治理能力、推進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時代背景上，重新審視城市規劃，可以對城市規劃的作用及其未來發展獲得新的認知。

　　未來中國城市規劃健康發展的建議

　　著眼於(yu) 都市社會(hui) 、未來城市、城市治理能力三大趨勢或要求，城市規劃工作要因勢利導，與(yu) 時俱進，在深化和細化國家規劃機製和體(ti) 係的過程中，明確工作思路和重點，改進規劃觀念技術與(yu) 方法，自覺開展城市規劃的中國話語、中國學術、中國知識體(ti) 係建設。

　　深化和細化國家規劃機製和體(ti) 係。規劃體(ti) 係是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文明的組成部分。近年來，黨(dang) 中央、國務院先後作出了《關(guan) 於(yu) 統一規劃體(ti) 係更好發揮國家發展規劃戰略導向作用的意見》《關(guan) 於(yu) 建立國土空間規劃體(ti) 係並監督實施的若幹意見》，指明了規劃體(ti) 係改革的方向。但是，對於(yu) 城市規劃與(yu) 國家發展規劃、全國國土空間規劃的關(guan) 係，尚需在落實兩(liang) 個(ge) 文件中予以明確。[16]

　　2018年11月印發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guan) 於(yu) 統一規劃體(ti) 係更好發揮國家發展規劃戰略導向作用的意見》提出完善國家規劃體(ti) 係的目標。“建立以國家發展規劃為(wei) 統領，以空間規劃為(wei) 基礎，以專(zhuan) 項規劃、區域規劃為(wei) 支撐，由國家、省、市縣各級規劃共同組成，定位準確、邊界清晰、功能互補、統一銜接的國家規劃體(ti) 係。”城市是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重要載體(ti) ，但發展規劃與(yu) 城市規劃關(guan) 注的重點並不一樣，發展規劃關(guan) 注的重點是經濟社會(hui) 發展。

　　2019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布《關(guan) 於(yu) 建立國土空間規劃體(ti) 係並監督實施的若幹意見》，要求“建立國土空間規劃體(ti) 係並監督實施，將主體(ti) 功能區規劃、土地利用規劃、城鄉(xiang) 規劃等空間規劃融合為(wei) 統一的國土空間規劃”。“發揮國土空間規劃在國家規劃體(ti) 係中的基礎性作用，為(wei) 國家發展規劃落地實施提供空間保障。”城市是一種國土空間類型，屬於(yu) 國土空間的一部分，但是空間規劃與(yu) 城市規劃關(guan) 注的重點並不一樣，國土空間規劃關(guan) 注的重點是空間資源(特別是國土資源)利用管製。

　　城市規劃與(yu) 發展規劃、(國土)空間規劃都具有“規劃”屬性，且密切相關(guan) ，但是它們(men) 都有各自的關(guan) 注對象和重點，並不能簡單涵蓋與(yu) 替代。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在市發展改革委、市規劃自然資源委外，設置市城市管理委;上海市在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hui) 、市規劃資源局外，設置市住房城鄉(xiang) 建設管理委;廣州市在市發展改革委、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局外，設置市城市管理綜合執法局。所謂城市管理委、住房城鄉(xiang) 建設管理委、城市管理綜合執法局，都是關(guan) 注的重點是城市的社會(hui) 治理與(yu) 空間治理問題，與(yu) 治理語境下的城市規劃直接相關(guan) ，而不是從(cong) 屬於(yu) 發展規劃或空間規劃。

　　建立並完善規劃體(ti) 係及其機製，將是一個(ge) 較為(wei) 長期的實踐過程，需要結合生態文明建設、高質量發展、人民美好生活等時代要求，進一步深化和細化規劃機製和體(ti) 係問題。例如，2019年12月7日，吳良鏞在中國城市百人論壇《人居高質量發展與(yu) 城鄉(xiang) 治理現代化》的主旨報告中提出，“堅持以人民為(wei) 中心，以人居高質量發展為(wei) 抓手，將經濟社會(hui) 發展、資源環境保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等一係列重要工作擰成一股繩，為(wei) 廣大人民提供生產(chan) 、生活、生態合理組織的有序空間與(yu) 宜居環境，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建設高質量人居環境的過程中，必然要涉及經濟社會(hui) 發展、環境資源保護、國土空間格局、城鄉(xiang) 環境建設、地上地下空間利用等具體(ti) 工作。這些工作需要進行專(zhuan) 門的研究與(yu) 落實，製定規劃並監督實施。‘誰規劃，誰實施’，不能以一個(ge) 部門的工作完全替代其他部門的規劃工作。”[17]

　　改革完善城市規劃。鑒於(yu) 城市規劃建設對於(yu) 提高治理能力的重要引領作用，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十分重視城市規劃。2015年11月10日，他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hui) 議上明確提出：“要改革完善城市規劃，改革規劃管理體(ti) 製。”2015年12月14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hui) 議指出：“要改革完善城市規劃，準確把握城市規劃定位，加強對規劃實施情況的監督。”2019年8月27日，他在聽取北京市規劃和自然資源領域問題整改情況匯報時的講話指出：“規劃是龍頭，在城市建設中發揮著重要的引領作用，規劃科學是最大的效益，規劃失誤是最大的浪費，規劃折騰是最大的忌諱，規劃上不作為(wei) ，也是最大的失職;北京的城市總體(ti) 規劃實質上是首都城市規劃，不僅(jin) 關(guan) 係到北京的城市發展，更關(guan) 係到黨(dang) 和國家工作大局。”

　　眾(zhong) 所周知，當前我國城鎮化與(yu) 城市發展正處在一個(ge) 十分關(guan) 鍵的階段，快速城鎮化過程中積累了許多突出的矛盾與(yu) 問題。盡管這些問題不都是城市規劃造成的，但是多與(yu) 城市規劃有關(guan) ;盡管單純的規劃手段遠不能解決(jue) 這些問題，但是問題的解決(jue) 離不開科學合理的城市規劃。毋庸諱言，長期以來由於(yu) 規劃事權等種種原因，城市規劃工作存在一係列薄弱環節，如規劃服務於(yu) 地方層麵的經濟社會(hui) 發展與(yu) 城市擴張需求，缺乏國家層麵城市全麵發展及其規劃思考;對所規劃的單個(ge) 城市知之甚多，而對整個(ge) 國家或當前的城市體(ti) 係知之甚少;規劃隻針對規劃區，而非行政區劃全域;對建設地區關(guan) 注較多，對非建設地區關(guan) 注較少。[18]解決(jue) 這些問題，需要將其納入國家規劃體(ti) 係，在深化和細化國家規劃體(ti) 製和體(ti) 係的過程中進行整體(ti) 謀劃，改革完善城市規劃，進而有效應對都市社會(hui) 的社會(hui) 治理、未來城市中技術文化生態的交融問題，切實提高城市治理的係統性、綜合性、公平性、包容性。

　　建立城市規劃的中國話語、中國學術、中國知識體(ti) 係。城市規劃，顧名思義(yi) ，是對城市的規劃。曆史地看，作為(wei) 中國城市規劃對象的“城市”，事實上具有雙重功能：一是作為(wei) 個(ge) 體(ti) ，城市是安民之所，城市空間的形成有個(ge) 選址、布局與(yu) 營建的過程;二是作為(wei) 群體(ti) ，城市是空間治理的工具，城市需要在國土空間中進行布點、聯係並形成體(ti) 係。總體(ti) 上，中國古代城市規劃形成了從(cong) 國土規劃到城邑規劃的技術保障體(ti) 係和知識體(ti) 係。可以預見，在當前及未來一定時期內(nei) ，城市特別是中心城市在國家治理體(ti) 係中的突出地位，以及城市在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中的主體(ti) 地位，將在相當程度上決(jue) 定城市規劃在國家規劃體(ti) 係中的獨特作用。城市規劃，更嚴(yan) 格地說，麵向城市治理的城市規劃，將成為(wei) 社會(hui) 經濟發展、國土空間格局、人居環境建設的共同需求。(見圖1)

　　值得注意的是，對於(yu) 中國城市及其規劃的基礎理論、學術重點等，中外學術界仍然存在顯著認知差異乃至衝(chong) 突。例如，對於(yu) 中國城市，現代西方主流學者如韋伯、施堅雅、哈森普魯格等普遍認為(wei) ，中國並沒有“自治共同體(ti) ”意義(yi) 上的城市，中國傳(chuan) 統城市與(yu) 西方城市明顯不同。對於(yu) 城市空間研究，西方學者多從(cong) “空間正義(yi) ”角度探討空間的生產(chan) 問題;[19]對於(yu) 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下城市空間研究，中國學者不僅(jin) 關(guan) 注空間正義(yi) 角度的空間生產(chan) 問題，更關(guan) 注空間共享角度的空間占有、使用、消費角度問題。[20]

　　強烈的實踐性是城市規劃學不同於(yu) 其他學科的重要特征，中國城市規劃建基於(yu) 人類史上最宏大最持久的中華文明偉(wei) 大實踐，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未來中國城市規劃的健康發展，需要進一步從(cong) 人類文明的宏闊視野中，加強對中國城市規劃與(yu) 發展規律的認知，用中國城市實踐升華中國城市規劃理論，逐步建立中國城市規劃的中國話語、中國學術、中國知識體(ti) 係。總結並發揚符合中國地理、中國曆史、中華文明特性的規劃理論，不僅(jin) 是闡釋中國城市實踐的需要，而且可以在理論上為(wei) 未來中國城市規劃指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