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國近代史者都知道，與(yu) 古代史相比，近代的資料極其豐(feng) 富，即使很小的題目也幾乎不可能做到史料的窮盡。這就更要求治史者盡量廣泛地占有與(yu) 研究對象相關(guan) 的史料，然後可減少立論的偏差。

　　20世紀中國新史學的一個(ge) 主流取向就是史料的擴充，雖然也曾導致忽視常見史料的傾(qing) 向，但在注意糾偏的基礎上，針對史學界讀原始材料不夠認真的風氣，今日史料擴充仍值得進一步提倡。例如，檔案特別是基層檔案的運用在近代史研究中就極為(wei) 不足，造成我們(men) 史學言說中鄉(xiang) 、鎮、縣層次的論述迄今非常薄弱。

　　盡管如此，就整體(ti) 傾(qing) 向而言，對檔案材料的重視已基本成為(wei) 學界的共識，論著中是否使用相關(guan) 檔案資料往往是“評審者”一個(ge) 重要的評判依據，一些學人甚至可以說具有某種程度的“檔案崇拜”情結，幾乎到了無檔案便不足以成史的程度。

　　在充分確認檔案重要性的前提下，還應認識到檔案中也可以包括並且實際包括著一定程度的虛構成分。檔案本身的產(chan) 生及其得以保存下來，並不像許多檔案“崇拜”者設想的那樣“客觀”;且不說檔案創製者和保存者所處時代主流意識形態賦予檔案的“主觀性”，就是各種偶然因素無意中的影響，也常常可以大幅度降低檔案材料的“客觀性”。

　　若進一步深入考察，檔案材料也和其他不論第一手還是第二手材料相似，都是某種“故事”的陳述。孟子曾提出一種“論其世”以“知其人”的解讀古人言說方法(《孟子·萬(wan) 章下》)，從(cong) 這一視角看，陳述出的“故事”本身之真偽(wei) (即是否符合或在多大程度上接近所陳述的“本事”)是一問題，產(chan) 生“故事”這一文本的語境，同一“故事”的多種陳述，以及任何類型的“故事講述者”怎樣講述故事等，都可以告訴我們(men) 許多史事真偽(wei) 之外的內(nei) 容。

　　例如，民國前期報紙對當時各類具體(ti) 事情的報道，其“真實”程度或接近“真實”的程度參差不齊。但任何事件的“真相”本蘊涵在其時空脈絡之中，從(cong) “故事講述者”怎樣講述故事這一視角看，即使道聽途說亦不妨其時有所得;更重要的是，這些從(cong) 當時傳(chuan) 聞得來本非“事實真相”的二手敘述，恰可告訴我們(men) 那時有關(guan) “某事”的傳(chuan) 言如何，為(wei) 我們(men) 提供當時當地當事人認知中的“某事”大致怎樣，與(yu) 第一手“實錄”性文獻相比，別有其史料價(jia) 值，其重要性並不稍減。

　　且“論世知人”一法本是雙向而非單向的，“論世”與(yu) “知人”兩(liang) 者帶有互補意味：不僅(jin) “知人”需要“論世”，且“知人”本身也有助於(yu) “論世”。故在進一步擴充史料時，除更加注重檔案之外的各種報章雜誌外，還應盡量使用日記、書(shu) 信、回憶錄等更可能帶有個(ge) 人“主觀性”的史料。有一點應該是無疑的，即對每一個(ge) 體(ti) 的了解應能增強我們(men) 對這些人所處時代的整體(ti) 了解。

　　說到日記，過去相對看重各類重要人物的記述，實則社會(hui) 中下層那些“無名之輩”或雖為(wei) 上層而在我們(men) 曆史記憶中已被淡化者的個(ge) 人記述，更應予以特別的關(guan) 注。在近代西潮衝(chong) 擊之前，日記在中國本是一種帶“創作”意味的思想和學術表述形式，不少人的日記其實是作為(wei) “著述”在撰寫(xie) 的。

　　因此，多數傳(chuan) 統讀書(shu) 人的日記往往是有意寫(xie) 給人看的，其記載的內(nei) 容和表述的觀念，都不免有故意為(wei) 之的痕跡;越是“人生得意”之人，這類味道越重。但中下層士人的日記常經曆著一個(ge) 從(cong) “為(wei) 人”過渡到“為(wei) 己”的進程，蓋士人在少年時代多具有鵬程萬(wan) 裏的夢想，那時的日記多半接近“著述”，正不免“為(wei) 賦新詩強說愁”;若到中年還未得誌，少時的夢想漸次幻滅，日記給人看的可能性則日減，直抒胸臆的成分則日增。故對史學研究而言，這類日記的價(jia) 值有時反而非一般專(zhuan) 寫(xie) 給他人看的名人日記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