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以人為(wei) 核心的城市化，無論是對我國的短期增長，還是對我國的長期發展，都是一個(ge) 需要高度重視、值得關(guan) 注的領域。

　　以人為(wei) 核心的城市化，這裏的“人”，包括大量進城務工的農(nong) 民工。現在很多城市放寬了落戶限製，包括實行積分落戶等，但執行中還存在隻要白領、不要藍領，隻要大學生、不要農(nong) 民工等問題。所以，以人為(wei) 核心的城市化，主要是讓農(nong) 民工落戶，就是農(nong) 民工市民化。

　　一、農(nong) 民工市民化，怎麽(me) 看

　　經濟增長，包括但不限於(yu) 擁有以下四個(ge) 相互關(guan) 聯的條件：一是有幹活的人，勞動力資源比較豐(feng) 富;二是有吸收勞動就業(ye) 的產(chan) 業(ye) ，能保障勞動力就業(ye) ;三是有消費這些產(chan) 業(ye) 的市場，消費力與(yu) 生產(chan) 力大體(ti) 均衡;四是有支撐消費力的群體(ti) ，消費旺盛的中等收入群體(ti) 比重高。農(nong) 民工市民化，可以釋放上述四個(ge) 增長條件。

　　第一，有利於(yu) 再獲人口紅利。

　　自2012年起，我國勞動年齡人口連續8年減少，累計減少了2763萬(wan) 人。從(cong) 數字來看，中國的人口紅利似乎消失了。但對人口紅利要多角度分析。隻有勞動力，但不工作、不創造財富，是不會(hui) 帶來增長的。中國的勞動參與(yu) 率是世界上最高的，這方麵的人口紅利依然存在。而隻有參與(yu) 率，但勞動時間太少也不行。從(cong) 勞動者個(ge) 體(ti) 來看，中國的平均勞動時間長，沒有多大潛力了。但勞動時間不僅(jin) 要看個(ge) 體(ti) ，也要看總體(ti) ，也就是全體(ti) 勞動者一生的勞動時間，這方麵中國還有很大的潛力，主要就在農(nong) 民工。

　　由於(yu) 農(nong) 民工不能落戶，很多人40多歲就回老家去了。因此，和城市勞動者相比，農(nong) 民工一生相當於(yu) 少工作了20年，雖然回到農(nong) 村也可以幹活，但主要從(cong) 事的是相對效率低、收入低的農(nong) 業(ye) 。如果全國2.9億(yi) 農(nong) 民工，每人在非農(nong) 產(chan) 業(ye) 多幹20年，60歲退休，相當於(yu) 增加1.5億(yi) 勞動力，這是多大的人口紅利!

　　第二，有利於(yu) 保障產(chan) 業(ye) 鏈的安全性。

　　我國是世界第一的製造業(ye) 大國，產(chan) 業(ye) 最齊全，產(chan) 業(ye) 配套能力最強，這主要也是靠農(nong) 民工。目前農(nong) 民工從(cong) 事製造業(ye) 的約8000萬(wan) ，占整個(ge) 製造業(ye) 從(cong) 業(ye) 人員的80%。

　　美國發起貿易摩擦後，包括這次疫情後，大家對我國產(chan) 業(ye) 鏈的安全性討論較多。高科技產(chan) 業(ye) 的產(chan) 業(ye) 鏈安全，主要取決(jue) 於(yu) 科技。而傳(chuan) 統產(chan) 業(ye) 的產(chan) 業(ye) 鏈安全，有很多因素，其中之一是農(nong) 民工能不能市民化。

　　每年春節前後的1個(ge) 月，都是全球供應鏈中最具衝(chong) 擊性的年度大事件，因為(wei) 中國的農(nong) 民工都回家過年了。這次疫情恰好發生在春節前後，國內(nei) 疫情初步控製住後，開始複工複產(chan) 。但複工複產(chan) 麵臨(lin) 很多難點，其中之一是農(nong) 民工到崗率低。員工不到崗，可以複產(chan) ，但難以達產(chan) 。而複工率和達產(chan) 率，很大程度上取決(jue) 於(yu) 農(nong) 民工回城的規模和速度。如果農(nong) 民工都在就業(ye) 地的城市落戶了，就不存在這個(ge) 困難了。

　　最近幾年，我國傳(chuan) 統產(chan) 業(ye) 的企業(ye) 有些轉移了，原因之一是我國製造業(ye) 的工資成本上升太快，這與(yu) 農(nong) 民工不能市民化也有很大關(guan) 係。因為(wei) 勞動力總量減少了，不提高工資就會(hui) 轉崗到其他城市。而如果農(nong) 民工在城市落戶了，跳槽的頻繁就會(hui) 相對降低，就不會(hui) 輕易從(cong) 一個(ge) 城市轉到另一個(ge) 城市。

　　農(nong) 民工不能市民化，頻繁跳槽，結果很多農(nong) 民工一生難以形成一個(ge) 固定職業(ye) 。農(nong) 民工是製造業(ye) 的主力軍(jun) ，農(nong) 民工不能落戶，不能穩定地發展成為(wei) “大國工匠”，就會(hui) 帶來高級技工嚴(yan) 重短缺，製約製造業(ye) 的高質量發展。

　　第三，有利於(yu) 形成龐大市場。

　　我國的經濟發展主要是建立在內(nei) 需基礎上的。我國擁有14億(yi) 人口支撐的龐大市場，但近幾年社會(hui) 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放緩，有一個(ge) 因素，就是近3億(yi) 農(nong) 民工的消費一直難以激發出來。農(nong) 民工外出打拚20年，攢下的錢，多用於(yu) 在老家蓋了房子，沒有多少餘(yu) 錢用於(yu) 其他消費。

　　如果農(nong) 民工得以市民化，會(hui) 迅速壯大國內(nei) 消費市場。如果我們(men) 的住房製度，不僅(jin) 麵向城市的戶籍人口，也麵向進城的農(nong) 民工，多建設些農(nong) 民工買(mai) 得起、租得起的住房，城市住房就有很大潛力。這樣，相關(guan) 產(chan) 品的消費和產(chan) 量就會(hui) 拉動起來，很多傳(chuan) 統產(chan) 業(ye) 就不會(hui) 過剩，經濟增長也就拉動起來了。

　　第四，有利於(yu) 壯大中等收入群體(ti) 。

　　經過40年的快速發展，我國真正富起來成為(wei) 中等收入群體(ti) 的人口不過4億(yi) 人。2.9億(yi) 農(nong) 民工，很少能進入中等收入群體(ti) 。這是他們(men) 從(cong) 事的行業(ye) 決(jue) 定的，農(nong) 民工在居民服務、批發零售、交通運輸、住宿餐飲等服務業(ye) 的有1.48億(yi) ，從(cong) 事製造業(ye) 的8000萬(wan) 、建築業(ye) 的5000萬(wan) ，這些行業(ye) 的平均收入都不高。很多農(nong) 民工，工作20年就走了，少工作20年，減少了農(nong) 民工一生的總收入，也就很難進入中等收入群體(ti) 。農(nong) 民工在外打拚掙的錢用在老家蓋了房子，但這些房子不能進入市場，不能升值、不可變現。所以，農(nong) 村居民財產(chan) 性收入很少，總體(ti) 上隻相當於(yu) 城鎮居民的8.5%。缺少財產(chan) 性收入，光靠打工收入，難以富起來。

　　總之，如果農(nong) 民工能夠在城市自由落戶，他們(men) 就會(hui) 相對固定自己的終生職業(ye) ，有利於(yu) 增加收入;可以多幹20年，可以增加一生的收入;可以把多餘(yu) 的收入用於(yu) 購買(mai) 可增值的財產(chan) ，增加財產(chan) 性收入，從(cong) 而有利於(yu) 他們(men) 進入中等收入群體(ti) 。中等收入群體(ti) 擴大了，不僅(jin) 有利於(yu) 擴大市場，解決(jue) 中國消費增長問題，促進經濟增長，而且有利於(yu) 形成“橄欖型”的社會(hui) 結構，有利於(yu) 社會(hui) 的穩定。

　　二、農(nong) 民工市民化，怎麽(me) 幹

　　農(nong) 民工市民化是一項涉及麵很廣的重大改革，黨(dang) 中央已經做出了總體(ti) 部署。這裏就落實這項改革，提幾點想法。

　　第一，城鎮化改為(wei) 城市化。

　　城市化與(yu) 城鎮化，一字之差，政策涵義(yi) 不同。20年前提出城鎮化時，有當時的時代背景，現在這些背景已經變了。20年來的實踐證明，小城鎮難以作為(wei) 農(nong) 業(ye) 人口轉移就業(ye) 的主體(ti) 空間形態，有些地區的小城鎮可以發展起來，但在全國不具有普遍意義(yi) 。

　　建議適時將城鎮化改為(wei) 城市化，這符合中央財經委第五次會(hui) 議提出的“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為(wei) 承載發展要素的主要空間形式”的重要判斷，符合絕大多數農(nong) 民工事實上已經在城市及城市群工作生活的實際情況。

　　第二，改革身份證製度。

　　通過身份證製度改革，可以推動實現農(nong) 民工的市民化。建議在即將開展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中，與(yu) 換發新的身份證結合起來，使每一個(ge) 普查到的人口都與(yu) 其身份證吻合。

　　最近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guan) 於(yu) 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ti) 製機製的意見》要求，“放開放寬除個(ge) 別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戶限製，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製度”。這既是對戶口製度的改革，也是對身份證製度的改革。原來的身份證，是按戶籍所在地登記的。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製度，意味著身份證可以按常住地的住址登記，不必再按戶口所在地的住址登記。

　　這樣，可以根據經常居住地劃分城市人口和鄉(xiang) 村人口。農(nong) 民工的經常居住地已經不是農(nong) 村而是城市，持有在城市住址登記身份證的人口，就是城市人口，就應該享有常住地城市的權利和待遇。農(nong) 民工登記的住址，可以是產(chan) 權房，也可以是租賃房，這是租售同權的重要體(ti) 現。

　　戶籍在農(nong) 村、身份證登記在城市的人口，可以保留其承包地的承包權，也可以鼓勵其一次性賣斷承包權，而不是賣經營權。這樣，買(mai) 斷承包權的種田大戶，可以不再每年繳納土地流轉費，可以大大減少種糧成本，調動他們(men) 的積極性，增加真正種地農(nong) 民的收入，也可以增強中國農(nong) 業(ye) 的競爭(zheng) 力。

　　通過上述改革，可以徹底解決(jue) 城市戶籍人口、常住人口、管理人口的三個(ge) 不同口徑，徹底解決(jue) 戶籍人口城市化率、常住人口城市化率的兩(liang) 個(ge) 不同口徑。

　　第三，加快住房製度改革。

　　要使農(nong) 民工在城市紮根，還要幫助他們(men) 解決(jue) 在城市的住有所居問題。目前農(nong) 民工在城市隻是有地方住，但條件較差、功能不全，多住在“城中村”、集體(ti) 宿舍、合租房甚至相鄰的省份。高房價(jia) 、高房租使他們(men) 在一二線城市根本買(mai) 不起甚至租不起功能比較齊備的住房。中央提出要讓全體(ti) 人民住有所居，理應包括近3億(yi) 農(nong) 民工，這是遲早要解決(jue) 的問題。

　　我國住房結構性矛盾中最大的問題是城鄉(xiang) 居住失衡，城市缺，農(nong) 村多。2010年，城鄉(xiang) 人口大體(ti) 相當，都是6.7億(yi) 人;2019年，城鎮人口增加到8.5億(yi) ，農(nong) 村人口減少到5.5億(yi) ，城鎮比農(nong) 村多了3億(yi) 人。這10年，城市和農(nong) 村都蓋了不少的房子。但據有關(guan) 方麵按用電量估算的住房總量，農(nong) 村住房的空置率大大高於(yu) 城市，城市規模越大、空置率越低。

　　應該按照黨(dang) 的十九大的要求，加快建立多主體(ti) 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並舉(ju) 的住房製度。住房製度，既要麵向老市民的改善性需求，更要麵向新市民的無房需求。要從(cong) 供需雙向發力，在需求側(ce) ，堅持“房住不炒”，嚴(yan) 格控製首付比例，控製多房戶購房。在供給側(ce) ，支持住房短缺城市增加低價(jia) 商品房、租賃房供給，通過擴大供給來抑製房價(jia) 上漲。

　　在疫情衝(chong) 擊下，應該啟動主要麵向農(nong) 民工的安居工程建設，支持人口流入多、住房短缺城市，特別是在一二線城市，以及跨區域購買(mai) 建設用地的辦法，建設或改造成租賃房、人才公寓、共有產(chan) 權房等。這對短期拉動經濟增長，效果是最大的。麵向農(nong) 民工的安居工程，有市場、有商業(ye) 模式、有土地、有勞動力，短期即可迅速拉動鋼材、水泥和農(nong) 民工就業(ye) ，促進大量資金轉為(wei) 為(wei) 工資，是短期拉動增長最有效的辦法，也是長期保護產(chan) 業(ye) 鏈安全必須要解決(jue) 的問題。

　　第四，加快用地結構調整。

　　高房價(jia) 對實體(ti) 經濟、對科技創新的傷(shang) 害極大。控製房價(jia) ，要控製居住用地價(jia) 格。控製居住用地價(jia) 格，要擴大城市居住用地比例。

　　在長期形成的先生產(chan) 、後生活的思維慣性下，我國對居住用地供給少，對工業(ye) 商業(ye) 等產(chan) 業(ye) 用地供給多。我國僅(jin) 有0.3%的土地用作城市住宅(2.88萬(wan) 平方公裏)，美國的同一比例是1.4%(13.5萬(wan) 平方公裏)，日本是3%(1.1萬(wan) 平方公裏)。

　　擴大居住用地，不是要占用耕地和生態用地，主要來源可以是現有農(nong) 村集體(ti) 經營性建設用地。如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建設用地麵積不小，但主要是農(nong) 村集體(ti) 經營性建設用地占地過多，如果拿出一部分來用於(yu) 建設住宅，就可以很大程度上解決(jue) 大量外地人的居住用地問題。

　　農(nong) 村集體(ti) 經營性建設用地改革試點，範圍應該擴大到所有住房短缺的一二線城市，並允許用於(yu) 租賃房、商品房、共有產(chan) 權房的建設。住宅用地的多主體(ti) 供給，可以拉低房價(jia) ，是解決(jue) 農(nong) 民工住有所居的關(guan) 鍵所在。

　　(本文根據楊偉(wei) 民在央視財經4月24日“中國經濟大講堂”上的講話文稿整理形成，經本人審定後全文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