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精準扶貧方略在全國範圍內(nei) 推行，鄉(xiang) 村麵貌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脫貧攻堅取得決(jue) 定性成就。新時代召喚作家聚焦於(yu) 這一偉(wei) 大的曆史進程，一係列反映精準扶貧的作品脫穎而出，豐(feng) 富了鄉(xiang) 土文學的內(nei) 涵和表達。

　　當下變革結合曆史傳(chuan) 統

　　書(shu) 寫(xie) 大時代，需要具備足夠的思想穿透力，如何穿透繁雜的現實，在零碎的細節中把握時代的總體(ti) 性特征、理解時代的精神內(nei) 涵，對作家而言有相當的難度。善於(yu) 將精準扶貧給當下農(nong) 村、農(nong) 民和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帶來的變化置於(yu) 豐(feng) 厚的曆史土壤中進行表達，是新時代扶貧文學的一個(ge) 特征。賀享雍的十卷本《鄉(xiang) 村誌》本著“為(wei) 時代立傳(chuan) ，為(wei) 鄉(xiang) 村寫(xie) 誌，替農(nong) 民發言”的宗旨，以賀家灣為(wei) 中心，探討半個(ge) 多世紀以來農(nong) 民與(yu) 土地的關(guan) 係，最後一卷《天大地大》尤其將重點放在精準扶貧上。當精準扶貧被置於(yu) 闊大的曆史背景下，賀家灣也成為(wei) 當代中國鄉(xiang) 村變遷的一個(ge) 縮影。趙德發的《經山海》每一章開頭都有一個(ge) 小引“曆史上的今天”，將當下置於(yu) 更加悠遠的曆史時空，把鄉(xiang) 村扶貧工作中的每一點變化都納入正在進行的曆史進程，在寬闊的曆史視野中映照出新時代的生機與(yu) 力量。李明春的《山盟》則從(cong) 20世紀的革命傳(chuan) 統中追尋時代脈搏，村頭岩壁上的石刻“共產(chan) 黨(dang) 是給窮人找飯吃的政黨(dang) !”是當年紅軍(jun) 刻下的誓言，它提醒人們(men) ，當下的扶貧工作和革命傳(chuan) 統一脈相承。小說中早年參加紅軍(jun) 的爺爺、長期投身民政工作的父親(qin) 和現在作為(wei) 駐村幹部的孫子一家三代從(cong) 事農(nong) 村建設的家族史，正是這一革命傳(chuan) 統的真實寫(xie) 照。這些創作將精準扶貧工作置於(yu) 較為(wei) 宏大的曆史背景中，有利於(yu) 在更深廣的意義(yi) 上理解新時代鄉(xiang) 村的特征，建構鄉(xiang) 村審美經驗。

　　外部幫扶激發內(nei) 生動力

　　駐村幹部大都是從(cong) 城市到農(nong) 村開展扶貧工作的，“外來者”視角就成為(wei) 當下扶貧文學的主導性敘事模式。但是，外來者如何才能真正進入鄉(xiang) 村內(nei) 部，關(guan) 涉到文學呈現出怎樣的鄉(xiang) 村經驗，如果僅(jin) 僅(jin) 停留在無關(guan) 痛癢的外來者視角或者機械的kaiyun电子平台層麵，就會(hui) 影響寫(xie) 作的有效性。不少扶貧文學堅定人民性立場，采取平視視角，致力於(yu) 表現扶貧幹部的成長、幫扶對象物質生活和精神麵貌的改善，成為(wei) 新時代扶貧文學的一個(ge) 特征。譬如《經山海》《天大地大》《酒是個(ge) 鬼》等小說在外來者視角中加入成長小說的元素，將基層駐村幹部的成長與(yu) 鄉(xiang) 村麵貌和村民命運的改變結合在一起，反映出扶貧工作既是幫扶他人的過程，也是自我成長的機遇，體(ti) 現出為(wei) 人民服務的時代內(nei) 涵。同時，扶貧文學並未停留在對國家幫扶政策的解讀上，而是試圖表明，政策的外在力量與(yu) 農(nong) 民內(nei) 生力量的結合才是實現脫貧的必由之路。老藤將《戰國紅》的敘事重點放在激發農(nong) 民的主體(ti) 性上，曾經的文藝青年、網紅和村裏其他年輕人逐步成長為(wei) 鄉(xiang) 村建設者;陳毅達的《海邊春秋》裏，開發海島的主體(ti) 是本地成長起來的年輕人，正是他們(men) 在與(yu) 外來資本的博弈中，實現了家鄉(xiang) 發展。這些扶貧幹部和鄉(xiang) 村中堅力量交相輝映，共同建構起新時代社會(hui) 主義(yi) 新人形象。

　　一手材料孕育個(ge) 性表達

　　火熱的現實和身臨(lin) 其境的生活體(ti) 驗提供了大量嶄新的文學素材，扶貧文學中不少故事都直接源於(yu) 作者的扶貧日記或訪談等第一手資料，這是時代與(yu) 生活的饋贈。在充分把握時代精神的前提下堅持個(ge) 性化表達是新時代扶貧文學的一個(ge) 特征。韓永明的《酒是個(ge) 鬼》聚焦精神扶貧，不僅(jin) 讓扶貧對象老謝通過“扶誌”重獲做人尊嚴(yan) ，也讓扶貧隊員老王在忘我的工作中獲得他人的認可和自我成長。在此，國家話語與(yu) 個(ge) 性表達得到統一，既聚焦鄉(xiang) 村扶貧須挖掘內(nei) 生動力這一重要話題，又延續了韓永明一向關(guan) 注轉型期普通人精神狀況的寫(xie) 作特點。曉蘇在《撒謊記》中以不無反諷的筆法續寫(xie) 他的油菜坡故事，陳應鬆在《火燒雲(yun) 》不無殘酷但也不乏溫情的故事中豐(feng) 富著他的神農(nong) 架係列，這些作品既具強烈的時代特征，又有作家鮮明的個(ge) 人烙印。

　　藝術形式上的創新與(yu) 探索也豐(feng) 富了鄉(xiang) 土文學的美學特質。扶貧工作有嚴(yan) 格的組織程序和工作流程，有明確的工作任務和考核目標，如果沒有獨特的藝術眼光和感悟力，很難講出好故事。老藤的《遣蛇》一改就事論事的寫(xie) 法，仿照偵(zhen) 探小說和推理小說的形式徐徐展開，不僅(jin) 讓小說更好看，隨著真相被解開，也將“呼蛇容易遣蛇難”這句諺語延伸開來，讓每一個(ge) 人反觀自己內(nei) 心的那條“蛇”，引發讀者思考。章泥的《迎風山上的告別》以殘障兒(er) 童的視角講述了一個(ge) 有溫度的脫貧攻堅故事，李司平的《豬嗷嗷叫》則以輕鬆幽默的形式書(shu) 寫(xie) 鄉(xiang) 村扶貧過程中的一場“鬧劇”，在藝術形式上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新探索。

　　同時，減貧工作具有艱巨性、複雜性和長期性，應當注意的是，簡單化的樂(le) 觀想象也會(hui) 遠離鄉(xiang) 村現實，像《迎風山上的告別》中深山裏的每個(ge) 殘障孩子都因為(wei) 過人的文藝天賦脫貧，《豬嗷嗷叫》的結尾用一句“村裏的野豬養(yang) 殖場弄起來了!村裏的人都順利脫貧了!”宣告勝利，或許都有些失之理想化。當作家以在場的姿態進入鄉(xiang) 村的精準扶貧現場時，如何跳出繁複龐雜的表象，衝(chong) 破僵化的思維定勢，在更闊大的時空裏建構新時代鄉(xiang) 村敘事的坐標，是每一個(ge) 寫(xie) 作者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鄉(xiang) 村前所未有的發展，已經深深嵌入中國現代化的整體(ti) 社會(hui) 圖景，對新世紀鄉(xiang) 村的文學想象也遠遠超出20世紀鄉(xiang) 土文學的啟蒙模式、浪漫田園模式和社會(hui) 主義(yi) 農(nong) 村題材模式。正如賀享雍的《天大地大》開頭喬(qiao) 燕的遭遇所隱喻的那樣，喬(qiao) 燕作為(wei) 駐村第一書(shu) 記進入賀家灣的第一天，不斷將眼前的景象和想象中的鄉(xiang) 村對比，發現她進入的是一個(ge) 完全出乎意料的情境，麵對的是完全陌生的農(nong) 民。如何盡快讀懂鄉(xiang) 村，是喬(qiao) 燕開展工作第一緊要的事，如何理解和書(shu) 寫(xie) 當下鄉(xiang) 村的新變化，則是每一個(ge) 寫(xie) 作者需要麵對的新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