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際，恰值中國文化從(cong) 中古形態向近代形態轉軌的前夜，其時早期啟蒙思潮萌動，表明中國文化近代性的獲得並非全然外鑠，而是19世紀中葉以降，東(dong) 漸之西學與(yu) 中國17世紀前後自發的早期啟蒙文化相激蕩、相匯合的結果。

　　明清之際有一個(ge) 規模不大卻頗有深度的“新民本”思想者群體(ti)

　　有一種流行說法是，中國沒有民主傳(chuan) 統，民主主義(yi) 全然是近代從(cong) 西方傳(chuan) 入的舶來品。與(yu) 之相對應的反論是，民主思想中國先秦已有，《尚書(shu) 》的“民為(wei) 邦本”，《左傳(chuan) 》的“不死君難”，《孟子》的“民貴君輕”即是。這兩(liang) 種極端之論都失之偏頗。事實上，明末清初黃宗羲的政治哲學論著《明夷待訪錄》，以鮮明的態度宣布告別秦漢以下的君主專(zhuan) 製，又隱約暗示走向近代民主政治的趨勢。

　　《明夷待訪錄》或鮮明或朦朧地昭示的路向是，從(cong) 農(nong) 本型自然經濟邁向工商發達的商品經濟，政治上從(cong) “君治”通往“民治”，這些訴求顯然具有近代色彩。而黃宗羲著此書(shu) 之際，西方近代政治經濟學說尚未傳(chuan) 播到中國，耶穌會(hui) 士當時僅(jin) 向中國介紹西洋科技和宗教，黃氏擁有的學術資源基本上是中國本土的——因襲並變通先秦以降的民本思想，揚棄兩(liang) 漢魏晉隋唐宋元帶有道家色彩的無君論、非君論，直承中明以來黨(dang) 社議政之風及市民文化的精髄，綜合創作於(yu) 《明夷待訪錄》之中，顯現了中國本土文化自生的“近代性”趨勢。

　　追隨《明夷待訪錄》之後的有唐甄的《潛書(shu) 》。顧炎武、王夫之、傅山、張岱、呂留良等也有類似闡述。他們(men) 共同構成明清之際一個(ge) 規模不大卻頗有深度的“新民本”思想者群體(ti) 。

　　《明夷待訪錄》之類論著埋伏於(yu) 17世紀，影響力發皇於(yu) 19世紀末20世紀初

　　由於(yu) 明清之際曆史條件的限製，《明夷待訪錄》之類論著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長期遭到禁毀，黃氏之書(shu) 題名冠以“待訪”，類似的李贄書(shu) 稱《藏書(shu) 》《焚書(shu) 》，唐甄書(shu) 稱《潛書(shu) 》，都表明具有早期“近代性”的思想在近代前夜的中國深受壓抑，難以流播發揚。然而，它們(men) 埋伏於(yu) 17世紀，影響力則發皇於(yu) 19世紀末、20世紀初。

　　近代中國民主主義(yi) 運動既得自西方近代政治理念的啟迪，梁啟超謂“盧孟高文吾本師”，將提出“人民主權”論、“社會(hui) 契約”論的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作“三權分立”設計的另一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稱為(wei) 自己的導師。與(yu) 此同時，中國近代民主主義(yi) 者又承繼“晚明遺獻”的早期“近代性”思想，還是那位梁啟超說：“我們(men) 當學生時代，(《明夷待訪錄》)實為(wei) 刺激青年最有力之興(xing) 奮劑。我自己的政治運動，可以說是受這部書(shu) 的影響最早而最深。”

　　清末維新人士在向國人宣傳(chuan) “民權”之理想時，曾大力借助《明夷待訪錄》

　　近代啟蒙思想家宋恕刊刻《明夷待訪錄·原君》，在江浙形成借助《明夷待訪錄》傳(chuan) 揚維新主張的團體(ti) 。鄭觀應撰《原君》，直承《明夷待訪錄·原君》;劉師培編纂《中國民約精義(yi) 》，內(nei) 援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外證之盧梭《民約論》，《明夷待訪錄》為(wei) “中國《民約論》”之說大為(wei) 流行。孫中山也是《明夷待訪錄》的崇奉者，他組建的興(xing) 中會(hui) 1895年在日本橫濱刊印《明夷待訪錄》第一、二兩(liang) 篇“原君”與(yu) “原臣”。孫氏給自己的同誌和日本友人贈送條幅，寫(xie) 得較多的除《禮記·禮運篇》的“天下為(wei) 公”外，便是“原君”與(yu) “原臣”。清末有人稱，“民權之說入，而黃梨洲奉為(wei) 盧梭矣”。另外，李贄、顧炎武、王夫之、傅山、唐甄、呂留良等明末清初思想家也被中國近代政治改革者、思想啟蒙者視作精神先軀，近現代科學家則從(cong) 徐光啟、方以智、徐霞客那裏吸取營養(yang) 。

　　清末維新人士在向國人宣傳(chuan) “民權”之理想時，曾大力借助《明夷待訪錄》，其思想在中國近代政治和文化運動中所發揮的繼往開來、匯通中西的樞紐作用，昭示其確乎包含著某種近代性基因，不僅(jin) 為(wei) 轉型時代，也為(wei) 今人提供了寶貴的借鑒資源。

　　中國近代文化並非單單取法西方，其資源還來自於(yu) 中國的文化傳(chuan) 統，尤其是明清之際的早期啟蒙思想，而徐光啟、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學術四傑，則是提供本土資源的突出代表。黃宗羲們(men) 在日落的“明夷”之際書(shu) 寫(xie) 的早期啟蒙文字，等候未來的覺醒者訪問(“待訪”)。200多年後，終於(yu) 等候到知音的拜謁，而前來就教的，不是某一個(ge) “聖明之君”，而是近代中國亟求社會(hui) 變革與(yu) 進步的一代民主主義(yi) 者。

　　延伸閱讀

　　探求君主製的興(xing) 衰演變

　　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不是針對一朝一代、一家一姓的治國方略，更不是寫(xie) 給康熙這個(ge) 特定皇帝的“條陳”，而是通過對曆史的深刻反思，探求君主製的興(xing) 衰演變，利弊得失，並提出自己關(guan) 於(yu) 國體(ti) 、政體(ti) 改革的方案。在政體(ti) 的主客關(guan) 係上，他主張“天下為(wei) 主，君為(wei) 客”，這其實是孟子“民為(wei) 貴，社稷次之，君為(wei) 輕”的另一種說法。如果說黃宗羲有民主主義(yi) 思想，這部書(shu) 就應該就是最好的證明。

　　現在看到的《明夷待訪錄》，已經不是它的全部。清代學者全祖望在為(wei) 該書(shu) 所作“跋”中指出：“原本不止於(yu) 此，以多嫌諱弗盡出，今並已刻之板亦毀於(yu) 火。”僅(jin) 就目前所見而言，計有《原君》《原臣》《原法》《置相》等21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