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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階段的中國經濟，不論是短期內(nei) 應對疫情衝(chong) 擊穩增長，還是未來一個(ge) 時期保持中速增長，著眼點、立足點都應轉到結構性潛能。我們(men) 還有結構性潛能可用，還沒有到山窮水盡、不得不主要依賴刺激政策的地步。

　　●都市圈發展通過疏解核心城市的結構性矛盾、擴展城市化空間，小分散、大集中，實現大城市超大城市的轉型升級。都市圈的發展，重點是“圈”的發展，通過“圈”與(yu) 核心城區的結構調整和再平衡，提升城市發展的空間、質量、效率和可持續性。

　　這次疫情引起的經濟下行與(yu) 以往由於(yu) 經濟內(nei) 部出問題導致的下行明顯不同，短期經濟政策要對症下藥，集中於(yu) “恢複”“救助”“避險”。“恢複”的當務之急是，讓產(chan) 業(ye) 鏈轉起來，否則有些地方複工後不能複產(chan) 。“救助”是幫助那些處境艱難，甚至日子過不下去的企業(ye) 和個(ge) 人，重點是中小企業(ye) 和低收入人群。“避險”就是防控經濟中已有結構性矛盾可能引起的風險，防止老矛盾引出新問題。以往遇到經濟下行，習(xi) 慣的做法是政府拿錢搞基建，以提振需求，但這種傳(chuan) 統刺激辦法對上麵提到的“恢複”“救助”針對性不強，而且通過增加負債(zhai) 搞基建項目，還會(hui) 加大地方政府已有的債(zhai) 務風險，並非“避險”。

　　新基建前程遠大，但要遵循市場規律和產(chan) 業(ye) 規律

　　近期熱議的“新基建”，與(yu) 中央原有的提法已大幅擴容。要防止把新基建當個(ge) 筐，什麽(me) 都往裏裝。

　　新基建的內(nei) 容，有關(guan) 媒體(ti) 列了七項。城市軌道交通、特高壓其實是搞了多年的老基建了。城市軌道交通，即通常說的地鐵，改革開放前就有了。至於(yu) 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ye) 互聯網、物聯網等，都屬於(yu) 信息產(chan) 業(ye) 或其中某個(ge) 細分領域多少具有平台特性的部分，貼一個(ge) “基礎設施”的標簽未嚐不可，正是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可稱其為(wei) 數字基建。

　　重要的是，一定要明確作為(wei) 新基建主體(ti) 的數字基建與(yu) “鐵公機”類的老基建在技術屬性、投資方式和運行機製上的明顯區別。首先，數字基建基本上(如果不是全部的話)不是公共產(chan) 品，是企業(ye) 經營的商品(或經濟學所說的私人產(chan) 品)，而老基建大部分屬於(yu) 公共產(chan) 品或準公共產(chan) 品。其次，相應地，主要由企業(ye) 投資而非政府投資建設。企業(ye) 投資就會(hui) 有硬的預算約束，要講究投資回報。再次，也是非常重要但很少被提及的一條，就是新基建大都是成長中的新技術，技術路線和市場前景不確定性強，投資風險更大。一旦選擇失誤，大量投資就可能打水漂，所以較多采取風險投資方式。政府最好不要直接插手，交給企業(ye) 和市場選擇才是明智之舉(ju) 。

　　把這些問題說清楚了，政府在此過程中應該做什麽(me) 也就清楚了。新基建前程遠大，真心要把新基建搞好，首先要給其營造一個(ge) 正常的發展環境，主要是企業(ye) 自主決(jue) 策，市場起決(jue) 定性作用;政府不直接幹預，不添亂(luan) ，多包容，重點促進和維護公平競爭(zheng) ，提高監管水平，提供有效信息服務，提升相關(guan) 人力資本。

　　以數字基建為(wei) 主的新基建，本質上屬於(yu) 新技術驅動的新產(chan) 業(ye) ，發展快一點還是慢一點，要遵循市場規律和產(chan) 業(ye) 規律，不大適合作為(wei) 短期刺激政策工具;要防止一哄而起，“運動式增長”，留下一堆無效投資和爛尾工程;也不需要受到某種產(chan) 業(ye) 政策的照顧，拿補貼、吃偏飯，搞出新的不公平競爭(zheng) ;少一些概念炒作，多一些專(zhuan) 業(ye) 深度研究，即使資本市場需要概念，也應遵守客觀、專(zhuan) 業(ye) 、審慎原則，否則投資者是會(hui) 受到傷(shang) 害的。這方麵以往的教訓太多了，如能有所汲取，將有助於(yu) 把新基建這件好事辦好，在高質量發展時代有所進步。

　　著眼點、立足點要從(cong) 刺激政策轉向結構性潛能

　　經濟遇到困難就想到用刺激政策，除此之外，還有沒有更合理且管用的辦法?觀察和解決(jue) 問題的思路要有一個(ge) 調整。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經曆了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長，過去十年進入增長階段轉換期，到去年為(wei) 止，增速還在6%以上;逐步轉入中速增長平台後，今後十年，仍有可能保持5%-6%或5%左右的增速。這樣的增速明顯高於(yu) 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ti) 。前段時間討論中國經濟增速，一種觀點主張通過大力度刺激政策“保六”。如果中國遠高於(yu) 發達經濟體(ti) 的增速靠的是刺激政策，那麽(me) 發達經濟體(ti) 這些年空前寬鬆的宏觀政策至少也應該將其增速提到6%以上。我曾經用一個(ge) 例子說明宏觀政策的作用，假定宏觀經濟如同一個(ge) 水深2米的泳池，水麵會(hui) 出現波動，宏觀政策可以使這種波動減小，但水深由2米變成1.5米或1米，或者反過來，由1米升到1.5米或2米，宏觀政策是無能為(wei) 力的，這要靠結構性潛能。

　　中國經濟遠高於(yu) 發達經濟體(ti) 的增速，主要靠的是結構性潛能。這種結構性潛能，就是經濟學上所說的後發優(you) 勢，通俗地說，是作為(wei) 一個(ge) 後發經濟體(ti) ，在技術進步、產(chan) 業(ye) 結構和消費結構升級、城市化進程等方麵的發展潛能。在中國高速增長期的相當長時期內(nei) ，高增長靠的是高投資，而高投資主要由基建、房地產(chan) 、出口等驅動。經濟由高速轉到中速，這些結構性潛能逐步減弱。轉入中速增長期後，需要有新的結構性潛能替代，這就是我們(men) 通常說的增長動能轉換。

　　發達經濟體(ti) 增長對宏觀刺激政策有更多依賴，因為(wei) 它們(men) 的結構性潛能已經很少了，增長主要靠更新性需求拉動，如房子破了，需要翻修;汽車老了，換個(ge) 新的，等等，靠邊際更新維持經濟增長。所以，現階段的中國經濟，不論是短期內(nei) 應對疫情衝(chong) 擊穩增長，還是未來一個(ge) 時期保持中速增長，著眼點、立足點都應轉到結構性潛能。我們(men) 還有結構性潛能可用，還沒有到山窮水盡、不得不主要依賴刺激政策的地步。任何時候都會(hui) 有宏觀經濟政策，但在促進增長意義(yi) 上，這類政策仍是短期和相對次要的，且應與(yu) 結構性潛能相配合。

　　今後五到十年，最大的結構性潛能就是都市圈和城市群加快發展

　　進入中速增長期後，結構性潛能的內(nei) 容將發生很大變化。從(cong) 空間角度看，今後五到十年，最大的結構性潛能就是都市圈和城市群加快發展。

　　近幾年城市化進程的突出特點是人口特別是年輕人口向一線城市、幾大經濟圈和內(nei) 地若幹中心城市集聚，既包括由農(nong) 村進城，更多的則是由其他城市轉向中心城市。農(nong) 村結構、城鄉(xiang) 結構和城市結構都在經曆著未曾有過的曆史性變遷。集聚效應加強、生產(chan) 率提升，是城市化進程的一幅畫麵，另一幅畫麵則是已有的大型超大型城市內(nei) 部結構性矛盾加劇，甚至到了不可持續的地步。

　　房價(jia) 高漲，一些城市房價(jia) 進入全球高房價(jia) 前列。由於(yu) 房價(jia) 是城市的基礎價(jia) 格，房價(jia) 升高必然帶高城市運營成本，各類產(chan) 業(ye) 競爭(zheng) 力相應受損。高房價(jia) 吸收了大量社會(hui) 購買(mai) 力，脫實向虛的資源流向長期難以扭轉。

　　中國的城市化率達到60%，還有大約20個(ge) 百分點的上升空間。如果上述結構性矛盾無法解決(jue) 或有所緩解，作為(wei) 集聚效率最高的大型超大型城市，對將要進城的農(nong) 村人口和其他城市人口，就騰不出多少空間了。事實上，近些年來這樣的空間正在被壓縮。

　　顯然，我們(men) 正麵臨(lin) 著持續推進城市化進程、提高全社會(hui) 資源配置效率與(yu) 既有城市結構性矛盾之間的衝(chong) 突。在這種衝(chong) 突的夾縫中，加快建設都市圈是一個(ge) 必然選項，準確地說，是一個(ge) 逼出來的、不得不采取的選項。

　　從(cong) 國際經驗看，發達經濟體(ti) 在與(yu) 中國目前相似階段，也出現了人口從(cong) 城市核心區向郊區流動的態勢，帶動了大都市圈的逐步形成。有些地區，若幹都市圈相互連接，進一步形成大經濟區或城市群。

　　所謂都市圈，在空間形態上，簡單地說，就是在一小時通勤圈，或已有核心城市周邊50至70公裏範圍內(nei) (當然，不同地理環境有較大彈性)，發展起一批小鎮或若幹小城，相互連接後形成新的城市網絡體(ti) 係。

　　從(cong) 增長動能角度看，小鎮小城需要新建改建大量居民住宅、公共基礎設施，小鎮小城之間用軌道交通等連接，產(chan) 業(ye) 聚集的小鎮小城也要有製造業(ye) 投資，這些都會(hui) 形成可觀的需求增長空間。

　　產(chan) 業(ye) 結構將會(hui) 在空間調整重組。對成本敏感的製造業(ye) 和中低端服務業(ye) 企業(ye) 轉至都市圈的小鎮小城，在降低成本的同時，亦可繼續分享城市專(zhuan) 業(ye) 化分工體(ti) 係的好處。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服務業(ye) 和其他產(chan) 業(ye) 分布於(yu) 城市核心區。由於(yu) 產(chan) 業(ye) 發展已經進入分化重組、市場份額和利潤向頭部企業(ye) 集中的階段，都市圈的產(chan) 業(ye) 布局將有明顯地域專(zhuan) 業(ye) 化、集中化特色，且集聚主要頭部企業(ye) ，一哄而起、遍地開花的可能性不大。

　　人口就業(ye) 居住結構也將發生重要改變。城市核心區相當數量已退出一線工作崗位的老齡化人口可轉至小鎮小城，並形成養(yang) 老特色的新社區。由核心區轉到小鎮小城的部分產(chan) 業(ye) 帶走配套的就業(ye) 人口。與(yu) 此同時，都市圈的小鎮小城可吸收大量農(nong) 村進城和其他城市轉入的人口。

　　如果把都市圈發展僅(jin) 僅(jin) 理解為(wei) 擴大需求、調整產(chan) 業(ye) 和人口布局，那就低估了其應有的潛能和意義(yi) 。在技術進步、綠色發展的大背景下，這一輪都市圈發展應該也完全可以不重複發達國家的老路，而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和時代特色的綠色發展新路。從(cong) 城市規劃、能源、交通、建築到各類產(chan) 業(ye) 發展，都可以采用綠色發展的理念、技術、工藝、材料、設備、方法等，如無廢城市、海綿城市、分布式可再生能源、被動式建築、新型空調等。在資金籌措上，采取綠色融資辦法。還可積極探索生態資本服務價(jia) 值核算方法，使之可度量、可貨幣化、可交易，推動綠色發展由主要是政府提供的公共產(chan) 品轉向企業(ye) 個(ge) 人能夠日常進行的經濟行為(wei) 。

　　概括地說，都市圈發展通過疏解核心城市的結構性矛盾、擴展城市化空間，小分散、大集中，實現大城市超大城市的轉型升級。都市圈的發展，重點是“圈”的發展，通過“圈”與(yu) 核心城區的結構調整和再平衡，提升城市發展的空間、質量、效率和可持續性。具體(ti) 來說，有利於(yu) 產(chan) 業(ye) 結構調整，特別是製造業(ye) 在降成本的基礎上提高專(zhuan) 業(ye) 化水平;有利於(yu) 人口結構調整，大幅度改善居住環境和生活品質;有利於(yu) 職住平衡，減緩擁堵、汙染和通勤壓力;有利於(yu) 進城農(nong) 民工和其他外來人口改進居住條件，獲取應有的基本公共服務;有利於(yu) 擴大投資和消費需求，提高已有產(chan) 能利用率，形成重要的經濟增長新動能;有利於(yu) 帶動創新和綠色發展，促進生產(chan) 生活轉向高質量、可持續、有韌性的新發展方式。

　　以北京為(wei) 例，可在北京周邊50至70公裏範圍內(nei) ，或北京、天津、保定和正在建設中的雄安新區相連範圍內(nei) ，建設幾十個(ge) 或上百個(ge) 小鎮和若幹小城，通過高鐵和城際軌道相互連接，逐步形成一個(ge) 首都大都市圈。其中部分小鎮以養(yang) 老和居住為(wei) 特色。部分老齡人口可以轉到這些小鎮居住。與(yu) 發達國家相似，有些中等收入群體(ti) 可以在城市核心區和外圍小鎮有兩(liang) 套住房，工作時住在城裏，節假日到小鎮休閑。在小鎮就業(ye) 者、部分“拿個(ge) 電腦就能工作”的人士也可以小鎮居住為(wei) 主，如要到城市核心區開會(hui) 聚餐看演出，乘坐高鐵城鐵半個(ge) 小時就到了，來去應相當方便。有學者提出的大城市應為(wei) 進城農(nong) 民建設“安居房”的建議，有現實意義(yi) 和可行性。可在城市核心區和外圍小鎮小城，由政府出麵組織資源，分批建設較低成本、麵積適宜的安居住房，作為(wei) 一項基本公共服務產(chan) 品向進城農(nong) 民提供，有利於(yu) 他們(men) 安居樂(le) 業(ye) ，降低企業(ye) 用工成本，加強職業(ye) 培訓教育，提高人力資本，從(cong) 根本上消除貧困，擴大中等收入群體(ti) 。

　　如果這樣的首都大都市圈能夠發展起來，將對疏解非首都功能、優(you) 化提升產(chan) 業(ye) 結構和資源配置效率、增強經濟增長動能、改善居民生活質量和生態環境、持續推進和改進城市化進程等，都能起到積極作用，並為(wei) 全國都市圈建設起到重要示範作用。

　　(作者為(wei)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hui) 副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