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設“服務型”政府

　　改革開放以前的經濟社會(hui) 製度的最重要特點，是“全能大政府”包攬了從(cong) 經濟到政治一切事務的決(jue) 策權。從(cong) 經濟方麵說，國有經濟一統天下，壟斷了所有類別的經濟信息和經濟資源，企業(ye) 隻是政府手裏的“撥一撥，動一動”的算盤珠子，個(ge) 人更是從(cong) 搖籃到墳墓一切聽從(cong) 政府安排。

　　這樣的經濟體(ti) 製最終把中國經濟推到了崩潰的邊緣。危機帶來了轉機。它促成了我國的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經過20多年的艱苦努力，我國的經濟製度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種轉變的過程雖然紛繁複雜，但就其本質來說其實也很簡單，這就是政府放棄壟斷，把經濟決(jue) 策權歸還給經濟活動的當事人，由他們(men) 根據自己掌握的信息和各自的利益判斷，分散地進行決(jue) 策。20多年來中國在經濟領域取得的舉(ju) 世公認的成就，從(cong) 根本上說來就是個(ge) 人的聰明才智和創造偉(wei) 力獲得解放的結果。

　　盡管目前我國經濟體(ti) 製在一些重大的方麵還有待於(yu) 進一步的改革，畢竟市場經濟的輪廓已經呈現在我們(men) 的麵前，而政治體(ti) 製方麵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就要遜色得多。鄧小平在16年前就提出過政治改革不能長期落後於(yu) 經濟改革，不過即使在那以後，它的推進仍然十分緩慢。上個(ge) 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啟動政治改革，但迄今為(wei) 止離市場經濟所要求的“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還有相當大的距離。這次SARS危機就使政治社會(hui) 體(ti) 製方麵存在的缺陷暴露無遺。

　　傳(chuan) 統的政治和社會(hui) 管理體(ti) 製的主要弊端，在於(yu) “全能大政府”體(ti) 製顛倒了政府和人民之間的主仆關(guan) 係。130年前馬克思在討論巴黎公社的經驗時，曾經反複申論，最重要的事情是全力防止“社會(hui) 的公仆成為(wei) 社會(hui) 的主人”。在“全能大政府”的體(ti) 製下，雖然一些黨(dang) 政機關(guan) 和官員也把“為(wei) 人民服務”、“做人民公仆”的口號寫(xie) 在牆上，掛在嘴邊，可是他們(men) 實際上處在“社會(hui) 的主人”和“群眾(zhong) ”的“首長”的地位上，可以以“國家目標”的名義(yi) 把自己的意誌強加於(yu) 社會(hui) ，在一切問題上、包括關(guan) 係人民重大切身利益的問題上替自己治下的“百姓”做主。

　　在我們(men) 這樣一個(ge) 有長期專(zhuan) 製主義(yi) 傳(chuan) 統的國家，這種完全顛倒了的關(guan) 係甚至能夠得到被統治者的認可，例如地方官員被稱為(wei) 百姓的“父母官”，為(wei) 政清廉的官員，被讚譽為(wei) “民之父母”，都成為(wei) 見慣不怪的事情。至於(yu) 一些不法官員則利用自己的權勢對百姓頤指氣使，不但不受選民和納稅人的監督，甚至連請願和“上訪”也被看成“違法”“犯上”行為(wei) 從(cong) 而被禁止,事主甚至遭到迫害。

　　正是因為(wei) 存在著這樣一些與(yu) 現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的陳規陋習(xi) ，才會(hui) 使一些負責官員在SARS傳(chuan) 播這個(ge) 關(guan) 係大眾(zhong) 生命安全的問題上采取極不負責的態度，封鎖消息、隱瞞疫情、散布虛假信息，居然還自認為(wei) 理所當然，合乎政府辦事的規程。

　　要把這種被顛倒了的主仆關(guan) 係重新顛倒過來，重要的不在於(yu) 宣言，而在於(yu) 建設對基本人權和對政府權力約束都有明確設定的秩序;這就是說，要按照中共十六大的決(jue) 定，推進改革：提升政治文明，發展民主政治，建設法治社會(hui) 。掌握著國家權力的黨(dang) 政官員必須是可問責的。人民群眾(zhong) 對公務人員監督權和罷免權的行使，要通過可操作的法定程序切實得到保證。

　　二、提升社群自組織能力

　　應該填補“社群缺位”。發育良好的市民社會(hui) 和社群組織不但可以從(cong) 多方麵彌補政府的不足，而且能夠起到與(yu) 政府工作良性互動的作用，使社會(hui) 成員對於(yu) 國家更加具有向心力和認同感。

　　現代社會(hui) 利益多元，社會(hui) 活動五彩繽紛，公共事務不能僅(jin) 僅(jin) 靠黨(dang) 政機關(guan) 和行政官員來處理，而要發展市民社會(hui) ，廣泛實行各種社群的自治。然而，傳(chuan) 統的“大政府、小社會(hui) ”體(ti) 製的一個(ge) 重要特點，卻是國家權力的充分擴張和市民社會(hui) 活動空間的盡量壓縮，因此在1956年實現社會(hui) 主義(yi) 改造，特別是1958年實現“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化以後，除了獨立性岌岌可危的家庭，其他的社群組織都已不複存在，整個(ge) 社會(hui) 的三百六十行，不論屬於(yu) 什麽(me) 行業(ye) 或領域，都被整合到一個(ge) 以官職為(wei) 本位的統一單調的行政科層體(ti) 係中去。這是一種缺乏生機與(yu) 活力的“纖維化”體(ti) 係，或者叫做“沒有社會(hui) 的國家(state without society)”。如果政府領導作出決(jue) 策和下達命令，這種組織體(ti) 係可以運用國家的權威，動員一切能夠調動的資源去實現特定的國家目標。

　　但是，這樣的體(ti) 係有一個(ge) 致命的弱點，就是社群缺乏自組織能力，遇事隻能依賴於(yu) 政府的命令，任何非國家規定的項目或未經官員允準的活動都隻能停頓下來，或者舉(ju) 步維艱。因而，在這樣的體(ti) 製下，不可能出現豐(feng) 富多彩的社會(hui) 生活和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麵，當然也不可能有經濟文化的全麵繁榮。

　　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家庭的功能開始複蘇，民營企業(ye) 等非政府組織作用也日漸提高。但是，其他方麵的社群組織，例如社會(hui) 基層的自治機構、行業(ye) 性的同業(ye) 公會(hui) 、以及具有專(zhuan) 門目標的基金會(hui) 等非政府組織(NGOs)仍然十分弱小，這表明民間社會(hui) 的發育程度很低。有的學者把這種社會(hui) 組織的缺陷叫做“社群缺位”。

　　在這次SARS危機中，這種自組織能力薄弱、市民社會(hui) 發育不良的缺陷使中國除了政府單打獨鬥，幾乎沒有社群組織有力量提供普及知識、募集資金、為(wei) 患者和醫療人員家屬提供服務等活動。

　　而且，由於(yu) 科學研究、醫療設施等社會(hui) 機體(ti) 都歸並到了實行“官本位”的行政科層體(ti) 係中去，對於(yu) 病源和診治方法的正誤不是按照嚴(yan) 格的學術規範和科研程序作出判斷，而是由官員說了算，“誰的官大誰就是真理”，造成了重大的損失。有人說，中國的科學家在SARS麵前整體(ti) 打了敗仗。其實在我看來，造成失敗的並不是中國的科學家，而是行政化、官本位的科研體(ti) 製。在政府采取撤換責任人員和如實披露信息等果斷措施以後，由於(yu) 從(cong) 全國各地來京打工的民工缺乏社群的歸屬，北京有上百萬(wan) 外來人員奪路而逃，四散回鄉(xiang) ，造成了疫情向防治力量極其薄弱的農(nong) 村地區擴散的極大危險。這一事件，也凸顯了大城市中外地居民缺乏自己的社群歸屬所產(chan) 生的嚴(yan) 重社會(hui) 問題。

　　現在應該是開始填補這種“社群缺位”的時候了。發育良好的市民社會(hui) 和社群組織不但可以從(cong) 多方麵彌補政府的不足，而且能夠起到與(yu) 政府工作良性互動的作用。原文刊發於(yu) 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