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12月18日至21日舉(ju) 行，今年的會(hui) 議正值“十二五規劃”收官，又逢“十三五規劃”開局，從(cong) 時間點看，堪稱中國經濟新的五年周期最重要的一次經濟會(hui) 議，因此備受矚目。

　　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凸顯了依據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這一經濟發展的大邏輯，將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作為(wei) 新的突破口，提出了2016年的五大經濟任務：去產(chan) 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板。在很大程度上，五大任務既是強調實操性的政策目標，又是能夠顯現政策落實進度的具體(ti) 政策手段。值得注意的是，與(yu) 往年經濟會(hui) 議提出的目標任務相比，五大任務更加微觀、具體(ti) ，與(yu) 百姓切身利益的關(guan) 聯度也更高。這表明，政策實操性受到空前重視。五大任務的提出，不僅(jin) 為(wei) 明年乃至今後一段時期的經濟增長作了具體(ti) 的前瞻性部署，同時凝聚了判斷當前經濟形勢、未來突破經濟增長和社會(hui) 發展障礙的考量。由此，也為(wei) 我們(men) 提供了解讀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主旨的清晰視角。

　　引領新常態是經濟工作邏輯起點

　　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這一經濟發展的大邏輯，在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中再次得到強調。這一大邏輯，是基於(yu) 中國經濟內(nei) 外部環境作出的重大判斷。過去一段時間，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至2013年的經濟周期內(nei) ，在供給側(ce) 和需求側(ce) 兩(liang) 端，全球主要經濟體(ti) 在政策麵都更偏重需求側(ce) 的供給。比如，以寬鬆的貨幣政策滿足流動性需求，以刺激消費擴大產(chan) 業(ye) 鏈終端需求等。從(cong) 本質上看，注重需求側(ce) 是典型的凱恩斯主義(yi) 思路。經濟史證明，注重需求側(ce) 確能在一定期限內(nei) 起到讓經濟盡快穩定下來或保持高速發展的作用，但這種作用並不穩定。美國在本·伯南克主政美聯儲(chu) 期間，出於(yu) 應對金融危機的需要，在長達7年裏實施零利率政策，幫助美國穩定了金融秩序，恢複了市場信心。從(cong) 天上往下撒錢式的應對，也讓本·伯南克獲得了“直升機本”的綽號。但在歐洲和日本，采取同樣策略卻效果迥異。歐元雖然貶值30%，但債(zhai) 務問題至今仍從(cong) 希臘等高負債(zhai) 國家陣發性威脅著歐元區穩定，製約著歐盟的經濟增長。日元貶值約60%，雖然短期內(nei) 帶動了市場繁榮，但因邊際效應銳減，日本經濟出現了重陷泥潭的跡象。

　　類似不穩定現象在中國也存在。雖然中國不在危機的中心區域，也沒像美、歐、日那樣實施徹底的需求側(ce) 刺激政策，但在應對危機的策略使用上，與(yu) 美、歐、日有不少聯動，特別是在貨幣政策上。金融危機期間，中國也采取了寬鬆貨幣政策，同時各種項目大幹快上。一段時間裏，有項目就能獲批，甚至審批部門主動要求地方申請項目。需求側(ce) 得到全麵刺激，中國經濟在金融危機期間得以高速增長，但扭曲經濟周期、扭曲生產(chan) 要素帶來的副作用近年逐漸顯現。投資增長速度下降，工業(ye) 品價(jia) 格連年低迷，企業(ye) 效益和財政收入下滑，房地產(chan) 去庫存過高、環境資源透支嚴(yan) 重等風險，已成為(wei) 製約經濟增長和百姓生活質量的主要因素。

　　認識和適應，不能隻看GDP從(cong) 兩(liang) 位數降到一位數，還必須深刻了解導致這種變化的內(nei) 外原因；引領新常態，變被動為(wei) 主動，就必須以問題為(wei) 導向，以內(nei) 外環境發生的變化為(wei) 參考，作出針對性部署。正是出於(yu) 這種考量，主要體(ti) 現在供給側(ce) 的問題，成為(wei) 經濟政策的新著力點。解決(jue) 了供給側(ce) 的問題，就能突破阻礙經濟增長和社會(hui) 發展的關(guan) 口，為(wei) 落實經濟和社會(hui) 發展戰略贏得更廣闊的空間，為(wei) 今後應對美元升值等外部變化贏得更大主動權。從(cong) 強調適應新常態到更重視引領新常態，構成了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部署經濟工作的邏輯起點。

　　五大任務是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具體(ti) 化

　　從(cong) 引領新常態出發，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提出了去產(chan) 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這五大任務為(wei)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提供了具體(ti) 注解。

　　當前，產(chan) 能過剩的情況比較嚴(yan) 重，有研究者認為(wei) ，經過上一輪經濟周期的刺激性發展，產(chan) 能過剩現象幾乎在所有行業(ye) 存在。而產(chan) 能過剩的一個(ge) 主要標誌，就是庫存化嚴(yan) 重。在百姓的觀感裏，房地產(chan) 業(ye) 的庫存化現象尤為(wei) 突出，特別是在投資屬性難以顯現的三四線城市。產(chan) 能過剩和庫存嚴(yan) 重，表麵上意味著供給充足，實際卻是無效供給充足，而有效供給依然不足。這一現象在各個(ge) 行業(ye) 都不乏實例。比如，盡管房地產(chan) 業(ye) 在上一輪經濟周期中得以迅猛發展，但在市場上供需渠道卻不暢通，一麵是各城市大興(xing) 土木高樓林立，另一麵是有購房需求者望房興(xing) 歎。又如，中國是日常生活品第一生產(chan) 大國，但消費者寧願在境外購買(mai) 化妝品、奶粉、電飯鍋、馬桶，卻不願在境內(nei) 消費，境內(nei) 龐大的生產(chan) 能力無法對應市場需求。無效供給能力強而有效供給能力差的結果，隻是讓GDP數據變得亮麗(li) ，並維持了貌似穩定的就業(ye) 率，但導致企業(ye) 活力受到抑製，經濟增長空間受到壓縮。

　　無效供給還帶來生產(chan) 要素的進一步錯配。為(wei) 了維持沒有意義(yi) 的生產(chan) 以獲得財政補貼，有的企業(ye) 寧願擴大債(zhai) 務，用新貸款償(chang) 還舊貸款利息，以新債(zhai) 還舊債(zhai) ，導致企業(ye) 風險加大。有的企業(ye) ，不是將銀行貸款投於(yu) 實體(ti) 項目改造升級，而是投於(yu) 資本市場以博取短期資本利潤，延宕了出清庫存、甩脫包袱的周期。而有的地方政府，要麽(me) 出於(yu) 政績或社會(hui) 穩定考量，默許或支持企業(ye) 維持無效生產(chan) 、無效供給的做法，要麽(me) 出於(yu) 財政稅收的需要，不但不考慮為(wei) 企業(ye) 減負，甚至想方設法增加企業(ye) 負擔，提前征稅、以費代稅現象屢見不鮮。企業(ye) 成本減不下來，社會(hui) 資本不敢進入，限製了有效供給。

　　由此看來，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提出的五大任務，都是針對供給側(ce) 問題作出的部署。會(hui) 議提出的“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chan) 率”具有很強的針對性。減少無效供給，要求將僵屍企業(ye) 從(cong) 市場中驅逐出去，無論這些企業(ye) 涉及什麽(me) 利益鏈條，有什麽(me) 崇高名義(yi) ；擴大有效供給，不僅(jin) 要求土地、資本、勞動力等基本生產(chan) 要素從(cong) 無效或低效產(chan) 業(ye) 中解放出來，還要求引入與(yu) 市場對接更順暢的信息、創新等要素，實現重新整合。資源的重新組合不是易事，這也是會(hui) 議強調供給側(ce) 要進行“結構性改革”的原因。在這個(ge) 意義(yi) 上，五大任務等同於(yu)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五個(ge) 切入點。

　　四大改革是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牽引者

　　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在靜態環境中完成，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同樣如此。比如，為(wei) 擴大有效供給，需要將過多擠占市場資源的僵屍企業(ye) 逐出，但不少缺乏競爭(zheng) 力、隻能提供無效或低效供給的國有企業(ye) ，占據了過多資源。即使地方政府或主管部門要落實減少無效供給，對這類企業(ye) 往往也有心無力、束手無策。又如，能與(yu) 市場充分對接、有足夠創新能力的企業(ye) ，往往因負擔過重無法發育。因此，落實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並完成相關(guan) 目標，必須將其置於(yu) 更大的改革架構中，係統推進。

　　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提出，為(wei) 完成五大任務，必須全麵深化改革，加大重要領域和關(guan) 鍵環節改革力度，推出一批具有牽引作用的改革措施。會(hui) 議將重要領域和關(guan) 鍵環節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四大改革中。

　　其一，加快改組組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加快推進壟斷性行業(ye) 改革。推動國企改革，顯然是為(wei) 處置國企中的僵屍企業(ye) ，實現去產(chan) 能、去庫存做準備。在產(chan) 能嚴(yan) 重過剩的鋼鐵等“三高”產(chan) 業(ye) 中，有不少是國企。隻有推動國企國資深化改革，處置其中的僵屍企業(ye) ，將資源解放出來才有可能實現。

　　其二，加快財稅體(ti) 製改革，抓樁分央地事權和支出責任、完善地方稅體(ti) 係、減輕企業(ye) 負擔等關(guan) 鍵問題。這些問題之所以關(guan) 鍵，是因為(wei)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既要算清無效供給太多的賬，也要算清地方經濟發展、社會(hui) 穩定的賬，如此才能實現產(chan) 能和需求相對平衡、有效供給擴大這筆經濟大賬。

　　其三，金融改革要盡快形成融資功能完備、基礎製度紮實、市場監管有效、投資者合法權益得到充分保護的股票市場，加快推進銀行體(ti) 係改革。這實際是為(wei) 企業(ye) 直接融資夯實基礎，使企業(ye) 通過融資和減負兩(liang) 端的改革，獲得新的發展動力。

　　其四，社保改革要完善個(ge) 人賬戶，堅持精算平衡，提高統籌層次。社保改革始終為(wei) 社會(hui) 關(guan) 注，是因為(wei) 企業(ye) 作為(wei) 社保基金的繳納方，社保繳費水平是否合理直接涉及企業(ye) 負擔的輕重，同時，在延退政策推出後，企業(ye) 雇傭(yong) 人員成本可能進一步增加。既要保證企業(ye) 活力，又要保證社保政策順利實施，將個(ge) 人賬戶剝離出來以減輕政府負擔和企業(ye) 的繳納壓力，以提高統籌層次盤活沉睡的社保基金，讓其在市場中實現保值增值，關(guan) 乎企業(ye) 對未來的預期和對資源的配置。

　　可以說，國企國資、財稅、金融和社保四大改革，起著優(you) 化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環境、牽引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方向的作用，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也起著為(wei) 四大改革增加新動能、倒逼四大改革的作用。四大改革與(yu)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一同為(wei) 五大任務立下了路標，將具體(ti) 、微觀的五大任務與(yu) 相對抽象、宏觀的深化改革目標納入同一個(ge) 平台和語境中，這為(wei) 繁重的改革和發展任務協調並進創造了條件。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孕育新財富機會(hui) 和平等前景

　　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提出的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思路和五大任務目標，不僅(jin) 旨在經濟增長，還包含了為(wei) 百姓提供新的財富機會(hui) ，促進民生平等的前景。

　　從(cong) 當前的產(chan) 業(ye) 結構來看，第一產(chan) 業(ye) 和第三產(chan) 業(ye) 得到鼓勵，減少無效供給主要針對第二產(chan) 業(ye) ，特別是“三高產(chan) 業(ye) ”。這意味著，綠色農(nong) 業(ye) 和服務業(ye) 將得到更多政策、資金等支持，從(cong) 而為(wei) 創業(ye) 者帶來新的財富機會(hui) 。

　　從(cong) 關(guan) 鍵領域的改革重點來看，改革的深入推進也將創造新的財富機會(hui) 。比如，特別強調了股票市場的直接融資功能，意味著多層次的市場體(ti) 係將加快建設，而且將汲取過去重建設輕監管的教訓，使投資者權益得到更好保護。比如，股市推進注冊(ce) 製，將使“殼資源”不再那麽(me) 珍貴，上市公司的業(ye) 績表現將更有價(jia) 值，這有助於(yu) 股市價(jia) 值投資。而推進新興(xing) 戰略板、加快新三板轉板、擴大外資投資額度等舉(ju) 措，也為(wei) 投資者提供了新的投資選擇。

　　在財富機會(hui) 之外，更引人關(guan) 注的是促進民生平等。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首次將房地產(chan) 問題列為(wei) 單獨任務，將“化解房地產(chan) 庫存”作為(wei) 五大任務之一。為(wei) 此，會(hui) 議提出，要按照加快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和深化住房製度改革的要求，加快農(nong) 民工市民化。要落實戶籍製度改革方案，允許農(nong) 業(ye) 轉移人口等非戶籍人口在就業(ye) 地落戶，形成在就業(ye) 地買(mai) 房或長期租房的預期和需求。房地產(chan) 市場的這些新政策，不僅(jin) 是出於(yu) 去庫存這一單一的經濟目標，也不僅(jin) 是為(wei) 了通過房地產(chan) 去庫存帶動下遊數十個(ge) 產(chan) 業(ye) 找到買(mai) 方，還兼有促進民生平等和社會(hui) 發展的目標。按照發改委未來5年讓一億(yi) 人口城鎮化的目標計算，不僅(jin) 未來20億(yi) B30億(yi) 平方米的住房可以去庫存，占流動人口總數一半的新市民，也將獲得過去集中在城市戶口上的基本公共服務，從(cong) 而大幅提高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程度。對於(yu) 買(mai) 不起城市住房的新市民，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也有安排：把公租房擴大到所有非戶籍人口。住房租賃市場的發展，既有助於(yu) 讓房價(jia) 保持相對穩定，也可使外來勞動力長期定居城市，享有部分基本公共服務。

　　此外，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還提出加快醫藥衛生體(ti) 製改革，解決(jue) 好群眾(zhong) 看病貴、看病難問題；社會(hui) 政策要托底，守住民生底線，保障群眾(zhong) 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公共服務；要瞄準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加大資金、政策、工作等投入力度，提高扶貧質量。這些表述雖然多數不是首次提出，但考慮到“十三五規劃”期間也是實現第一個(ge) 百年目標之時，可以預言，民生將受到更大的重視。

　　總體(ti) 來看，新常態、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五大任務和民生構成了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的四個(ge) 主題詞。它們(men) 相互關(guan) 聯，新常態提供宏調基本邏輯，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提供突破口，五大任務提供具體(ti) 目標，民生提供經濟發展的韌勁。四者越契合，明年乃至今後一個(ge) 時期的經濟前景越明朗。可以預見，這一前景在實現過程中將不乏內(nei) 外挑戰，保持政策定力，注重改革效能，是應對種種挑戰、衝(chong) 破種種關(guan) 口必須堅守的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