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生態文明建設事關(guan) 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和‘兩(liang) 個(ge) 一百年’奮鬥目標的實現，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chan) 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chan) 力。”對如何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本文將從(cong) 人類文明轉型規律的角度，重點分析怎樣用市場機製推動生態文明建設。

　　稀缺性要素演變：

　　人類文明轉型的一般規律

　　迄今為(wei) 止，人類文明已曆經農(nong) 耕文明與(yu) 工業(ye) 文明兩(liang) 個(ge) 階段，目前正向生態文明轉型。也有學者說在農(nong) 耕文明之前還有一個(ge) “原始文明階段”，不過此點有爭(zheng) 議，且與(yu) 本文關(guan) 係不大，這裏先存而不論。我們(men) 要討論的是，人類文明為(wei) 什麽(me) 會(hui) 轉型，或者說推動農(nong) 耕文明轉向工業(ye) 文明、工業(ye) 文明轉向生態文明的原因到底是什麽(me) ?

　　對以上問題，西方學者在分析社會(hui) 轉型時有一個(ge) 研究視角可供借鑒。基本觀點是，一個(ge) 社會(hui) 哪個(ge) 階級擁有最稀缺資源，這個(ge) 階級就會(hui) 成為(wei) 社會(hui) 的主導階級，社會(hui) 性質也由此決(jue) 定。奴隸社會(hui) 生產(chan) 力極其低下，最稀缺的要素是勞動力，擁有奴隸的奴隸主階級就成了奴隸社會(hui) 的主導階級。後來隨著人口增長，勞動力不再稀缺而土地變得稀缺，地主階級便成為(wei) 封建社會(hui) 的主導階級;再後來發現了新大陸，土地不再稀缺而資本變得稀缺，於(yu) 是資本家階級又成了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的主導階級。

　　用“要素稀缺性”解釋社會(hui) 轉型隻是一個(ge) 視角，事實上，從(cong) 生產(chan) 力與(yu) 生產(chan) 關(guan) 係相適應的角度解釋社會(hui) 轉型會(hui) 更科學。不過即便如此，我認為(wei) 用“要素稀缺性”解釋文明轉型倒是可取。如封建社會(hui) 產(chan) 生農(nong) 耕文明，就是因為(wei) 糧食供給短缺。當年馬爾薩斯主張控製人口，理由是糧食增長比人口增長慢。由於(yu) 糧食供給短缺，封建社會(hui) 的文化風俗以及各類祭祀活動皆與(yu) 糧食生產(chan) 相關(guan) ，這樣就產(chan) 生了農(nong) 耕文明。

　　現在回頭看，馬爾薩斯隻說對了一半。封建社會(hui) 前期乃至中期，人口確實比糧食增長快;但到了封建社會(hui) 後期由於(yu) 工具改進與(yu) 耕作技術進步，溫飽基本解決(jue) ，人們(men) 需求層次提升，使得“奢侈品”更稀缺，這樣便催生了工業(ye) 文明。如穿的方麵有了尼龍、滌綸;吃的方麵有了甜菜糖、罐頭、汽水、巧克力;住的方麵有了電梯、鋼筋混凝土建築和摩天大樓;行的方麵有了汽車、火車、輪船、飛機等。

　　工業(ye) 社會(hui) 的到來，一方麵極大地豐(feng) 富了物質供應，但同時也損害了生態環境。相對物質供應來說，好的環境反而變得稀缺了。今天人們(men) 更需要潔淨的空氣、健康的食品與(yu) 優(you) 美的環境，於(yu) 是工業(ye) 文明又開始向生態文明轉型。事實的確如此。幾十年前，人們(men) 還把“煙囪林立”作為(wei) 文明的標誌。然而今非昔比，國內(nei) 媒體(ti) 時有報道，有地方招商由於(yu) 項目汙染而遭到居民抵製，說明生態環境已成為(wei) 稀缺品。

　　是的，隨著我國工業(ye) 化進入中後期，損害環境的代價(jia) 已越來越高。不是說企業(ye) 的汙染程度比過去更嚴(yan) 重，而是從(cong) 機會(hui) 成本角度看，由於(yu) 人們(men) 需求發生了變化：過去盼溫飽，現在盼環保;過去求生存，現在求生態，良好的生態環境已變得日益重要。正是基於(yu) 此，所以中央強調要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實行最嚴(yan) 格的生態環境保護製度，並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事業(ye) “五位一體(ti) ”總體(ti) 布局。

　　社會(hui) 成本內(nei) 化：

　　控製汙染的兩(liang) 種方案

　　前麵分析過了工業(ye) 文明向生態文明轉型的原因，接下來要研究的是，應該怎樣推動工業(ye) 文明轉型?為(wei) 此必須先弄清楚兩(liang) 個(ge) 問題：一是企業(ye) 為(wei) 何會(hui) 損害生態環境?二是用什麽(me) 辦法控製企業(ye) 損害生態環境?為(wei) 便於(yu) 分析，下麵讓我用企業(ye) 碳排放的例子來討論。

　　眾(zhong) 所周知，碳排放是造成目前環境汙染的一個(ge) 重要原因。環境事關(guan) 公共利益，企業(ye) 為(wei) 何不主動限排呢?對此經濟學的解釋是企業(ye) 私人成本與(yu) 社會(hui) 成本分離導致的結果。換言之，企業(ye) 隻支付原材料、工資、管理費等內(nei) 部生產(chan) 成本，而將碳排放損害環境所發生的成本(治理環境的費用與(yu) 居民受到的損害)轉嫁給了社會(hui) (政府或居民)承擔。正因如此，企業(ye) 對碳排放漠不關(guan) 心甚至肆無忌憚。

　　據此分析，減少碳排放的關(guan) 鍵是要將社會(hui) 成本內(nei) 化為(wei) 企業(ye) 成本。問題是怎樣將社會(hui) 成本予以內(nei) 化呢?經濟學家曾提出過兩(liang) 種方案：上世紀初，英國經濟學家庇古提出了征稅補償(chang) 的辦法，即由政府先向碳排放的企業(ye) 征稅，然後再補償(chang) 給受損居民。可是經濟學家科斯1960年發表《論社會(hui) 成本問題》一文，明確表示不同意庇古方案，認為(wei) 政府征稅雖能將社會(hui) 成本內(nei) 化，但並非唯一方案，更不是最優(you) 方案。

　　科斯提出的方案是，按照交易成本高低來分攤社會(hui) 成本。在科斯看來，碳排放權的分配其實就是社會(hui) 成本的分攤，或者說是界定產(chan) 權。若將碳排放權(產(chan) 權)界定給企業(ye) ，則企業(ye) 無需承擔社會(hui) 成本;若將碳排放權界定給居民，企業(ye) 就得承擔全部社會(hui) 成本。至於(yu) 碳排放權在企業(ye) 與(yu) 居民間如何分配，政府隻需看界定給誰的交易成本更低。

　　所謂交易成本，是指信息搜集、談判溝通、組織協調等製度成本。在工業(ye) 化初期，環境汙染並不嚴(yan) 重，公眾(zhong) 環保意識也不強，將碳排放權界定給企業(ye) 一般不會(hui) 有人反對，交易成本會(hui) 相對低;但進入工業(ye) 化中後期，生態環境逐步惡化，公眾(zhong) 環保意識不斷增強，若仍將碳排放權界定給企業(ye) 則反對者增多，交易成本會(hui) 升高。由此看，為(wei) 了降低交易成本，碳排放權分配給企業(ye) 的比例應逐步降低，分配給居民的比例應逐步提高。

　　要特別指出的是，根據科斯方案，分配碳排放權隻是內(nei) 化社會(hui) 成本的第一步，同時還得開放碳排放權市場，讓碳排放權可以進行交易。可是現在有不少人擔心，開放碳排放權交易後，有的企業(ye) 買(mai) 不起排放指標怎麽(me) 辦?我的答案很簡單，買(mai) 不起排放指標的企業(ye) 當然隻能限排，因為(wei) 開展碳排放權交易本來就是為(wei) 了淘汰落後產(chan) 能。

　　是的，保護環境必須限製碳排放。由於(yu) 以前未開放碳排放權市場，企業(ye) 限排隻能靠行政命令，由政府下令直接限製某些高汙染企業(ye) 排放;而現在開放了碳排放權市場，便可通過市場機製限排。實踐證明，用市場機製限排要比政府限排更有效。現今經濟學家大多讚成科斯方案而不支持庇古方案，歸根到底，因為(wei) 庇古方案是一種政府限排方案。

　　社會(hui) 收益內(nei) 化：

　　綠水青山的盈利模式

　　如果說將社會(hui) 成本內(nei) 化目的是控製企業(ye) 碳排放，減少負外部性。那麽(me) 與(yu) 碳排放不同，企業(ye) 投資改善環境則具有正外部性，其社會(hui) 收益往往要大於(yu) 私人收益。這是說，要鼓勵投資者改善環境，就得將社會(hui) 收益內(nei) 化，建立社會(hui) 收益與(yu) 私人收益的平衡機製。否則投資者缺乏利益驅動，就很難有保護和改善環境的動力。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強調：“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現在一些人對這一論述有誤解，以為(wei) 一個(ge) 地區生態環境好了經濟也就自然發達了，這樣理解顯然是不對的。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還強調：“我們(men) 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這句話的意思很清楚，“綠水青山”與(yu) “金山銀山”有時也會(hui) 存在衝(chong) 突，而當兩(liang) 者發生衝(chong) 突時，就不能為(wei) 了經濟利益而犧牲生態環境。

　　顯然，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講“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是在強調生態環境的重要性，而不是指“綠水青山”天然就是“金山銀山”。一個(ge) 基本事實是，農(nong) 耕時代生態環境肯定比今天好，可那時候經濟卻遠不如今天發達。近些年我做鄉(xiang) 村調研，看到有些地方“綠水青山”確實已變成“金山銀山”，但有的地方雖然也山青水綠，卻至今尚未脫貧。由此看來，要把“綠水青山”變成收入，還得為(wei) “綠水青山”設計出盈利模式。

　　將“綠水青山”變成收入，關(guan) 鍵是要將生態環境的社會(hui) 收益內(nei) 化。以美麗(li) 鄉(xiang) 村建設為(wei) 例，中央提出，要“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xiang) 愁”。需要注意的是，將美麗(li) 山水和鄉(xiang) 愁變成農(nong) 民收入，麵臨(lin) 著兩(liang) 方麵的困難：一是生態環境屬公共品，由於(yu) 生態環境消費不排他，無法向遊客收費;二是生態環境消費即便能夠收費，也往往難以計價(jia) 。比如，鄉(xiang) 愁是遊客的一種主觀感受，遊客享受了多少鄉(xiang) 愁說不清，鄉(xiang) 愁值多少錢也說不清。

　　為(wei) “綠水青山”設計贏利模式，經濟學提出的辦法是尋找委托品，將那些不能計量或計價(jia) 的商品(服務)借助某種委托品進行交易。想問讀者：商家賣礦泉水是賣什麽(me) ?若你認為(wei) 隻是賣水就錯了。事實上，商家賣礦泉水不單是賣水，同時也是賣“方便”。由於(yu) “方便”不好計量，於(yu) 是商家將“方便”委托到了礦泉水上。一瓶礦泉水300毫升賣2元，600毫升賣3元，水多一倍而價(jia) 格未高一倍，是因為(wei) 水增加了而“方便”沒增加。

　　現實中類似的例子很多。我所知道的：湖南永州新塘村土壤環境好，當地農(nong) 民就把無汙染的土壤環境委托到蔬菜上，將蔬菜和“環境”一起賣到了粵港澳;吉首隘口村將當地特殊的氣候、土質委托到茶葉上，將茶葉和“氣候”銷到了全國;湘西馬王溪村發展觀光農(nong) 業(ye) ，將田園風光委托到了生態產(chan) 業(ye) 上，也賺得缽滿盆滿。

　　往深處想，生態環境的不同要素其實都可以找到相應委托品。上麵的例子中，農(nong) 民將特色山水委托到了特色農(nong) 產(chan) 品上;同理，鄉(xiang) 愁雖不好計量或計價(jia) ，但也可委托到古村、古樹、古井、古建築的門票上。可以推斷，隻有找到了委托品，社會(hui) 收益便可內(nei) 化，“綠水青山”就有了盈利模式。而生態環境一旦能帶來收入，人們(men) 就會(hui) 有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的積極性。

　　要特別指出的是，變“綠水青山”為(wei) “金山銀山”，尋找委托品是一方麵，另一方麵，政府也要積極作為(wei) 。首先，政府應加大對鄉(xiang) 村基礎設施的投資，要是路橋不通，即便山再青、水再綠，遊客進不去，“綠水青山”也不可能變成“金山銀山”;再有，政府應為(wei) 生態環境資源確權，推動生態環境資源變資產(chan) 。

　　三點重要結論

　　分析至此，我們(men) 可得出三點重要結論：

　　第一，不同社會(hui) 文明形態的形成，是由不同時期稀缺性要素所決(jue) 定的。隨著我國工業(ye) 化進入中後期，人們(men) 的需求發生了顯著變化，更加追求環保和生態。由於(yu) 生態環境已變得越來越稀缺，物以稀為(wei) 貴，於(yu) 是使損害生態環境的代價(jia) 越來越高，這樣就決(jue) 定了工業(ye) 文明必須向生態文明轉型。

　　第二，保護生態環境，關(guan) 鍵在內(nei) 化社會(hui) 成本，使企業(ye) 私人成本與(yu) 社會(hui) 成本大體(ti) 保持一致。對此,庇古提出的方案是對汙染排放企業(ye) 征稅;而科斯提出的方案是界定排放權，並通過市場進行排放權交易。很明顯，庇古方案強調的是由政府限排，科斯方案強調的是用市場機製限排。大量的理論研究成果和實踐經驗表明，用市場機製限排要比政府限排更有效。

　　第三，改善生態環境，重點在內(nei) 化社會(hui) 收益，建立起社會(hui) 收益與(yu) 私人收益的平衡機製。而將社會(hui) 收益內(nei) 化，辦法是為(wei) 不同的生態環境要素找到委托品，並設計出相應的盈利模式。同時，政府應加大對鄉(xiang) 村基礎設施投資，為(wei) 生態環境資源確權，推動生態環境資源變資產(ch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