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式的意識形態在我們(men) 這一代人身上非常強烈，這是一個(ge) 沉重的包袱。下一代是不是好一些呢？不見得。它有一個(ge) 很大的問題，是思維方式的慣性還在繼續。我們(men) 的教科書(shu) 、各種論證材料，對這種蘇聯式的意識形態沒有經過徹底的清理，所以它還是有力量的。

　　“三期疊加”的挑戰

　　中國經濟現在確實麵臨(lin) 著很複雜的狀態，一方麵，經過30多年改革，中國的經濟、中國的國際地位有很大的提升，麵臨(lin) 著一個(ge) 重要的戰略期、機遇期；另一方麵，我們(men) 又麵臨(lin) 著很嚴(yan) 峻的挑戰。十八屆五中全會(hui) 對這種狀況做了總結，就是“我國發展仍處於(yu) 可以大有作為(wei) 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也麵臨(lin) 著諸多矛盾疊加、風險隱患增多的嚴(yan) 峻挑戰”。這一概括非常全麵、準確和深刻。

　　我們(men) 所麵臨(lin) 的矛盾、隱患和挑戰可以用“三期疊加”來說明。第一期叫做“經濟增長換檔期”，經濟增長減速這是第一個(ge) 矛盾和挑戰。過去很多經濟問題、社會(hui) 問題都是靠數量擴張來擺平的，一減速這些問題就出來了。

　　第二個(ge) 期叫“結構調整陣痛期”。“九五”計劃時就提出需要改善調整產(chan) 業(ye) 結構，但是20年過去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任務還遠遠沒有完成。現在越來越迫切需要調整結構，實現結構優(you) 化，但這件事是要付出很大代價(jia) 和成本的。

　　第三個(ge) 期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我們(men) 一直用增加需求來拉動增長，特別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後，在2008年底到2009年，用強刺激的政策擴需求保增長。增長率保住了，但是負作用很大。最突出的表現是我們(men) 資產(chan) 負債(zhai) 表裏麵的負債(zhai) 率迅速提高，已經越過警戒線。日本1986年的刺激政策引發資產(chan) 泡沫，泡沫破裂的後遺症至今還存在影響。日本的前車之鑒啟示我們(men) ，刺激政策所積累起來的負麵結果必須消化掉。

　　這些問題疊加在一起，就是我們(men) 現在麵臨(lin) 的各種矛盾，各種隱患，各種挑戰。

　　根據“供給側(ce) 因素”提出對策

　　對於(yu) 增速下降有兩(liang) 種對策選擇。宏觀經濟分析不外乎從(cong) 兩(liang) 個(ge) 側(ce) 麵，即從(cong) 需求分析或者從(cong) 供給分析。第一種對策，可概括為(wei) 從(cong) “需求側(ce) 因素”進行分析。之前最流行的“三駕馬車”分析方法，就是從(cong) 需求側(ce) 的三個(ge) 主要因素：消費、投資、出口的狀況去探求經濟增速下行的根源和尋求對策。這種分析認為(wei) 增長速度下降是因為(wei) 消費、投資、出口這“三駕馬車”萎靡不振，拉不動中國經濟的大車，解決(jue) 之道就是想辦法重振這“三駕馬車”。這種分析法顯然源於(yu) 凱恩斯主義(yi) 的短期分析框架。凱恩斯主義(yi) 認為(wei) 需求決(jue) 定供給，出現經濟衰退的原因就是需求不足。總需求則是由消費、投資、進出口、財政赤字所構成。由此得出的對策，就是靠運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提振需求和保持增長。這種分析方法和從(cong) 中引出的結論在理論上和實際運用中都是存在問題的。且不說經濟學界對於(yu) 凱恩斯主義(yi) 的宏觀經濟理論是否正確存在激烈的爭(zheng) 論，即使認為(wei) 凱恩斯主義(yi) 的宏觀經濟理論完全正確，它所針對的也僅(jin) 僅(jin) 是經濟學所說的短期經濟問題，用凱恩斯主義(yi) 的分析框架去分析長期問題是不合適的。從(cong) 長期來說，凱恩斯主義(yi) 的處方不能用。

　　我們(men) 過去一直用需求拉動增長，特別是2009年的強刺激，反複的強刺激結果出現了兩(liang) 個(ge) 問題，第一個(ge) 問題是經濟學上公認的投資報酬遞減。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在維持了相當長時期以後，在2008年由於(yu) 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衝(chong) 擊而使增速一度下降。隨後在2009年4萬(wan) 億(yi) 投資和10萬(wan) 億(yi) 貸款的強刺激下止跌回升，重回8%以上的增長速度，甚至從(cong) 2009年第四季到2010年第1季度連續3個(ge) 季度達到10%以上增長率，然後就開始掉頭向下。近幾年來，幾乎每年政府都會(hui) 出台一些保增長的刺激措施，但GDP增長率仍然一路下行。從(cong) 2011年到2014年的4年中，GDP增長率分別是9.2%、7.8%、7.7%、7.4%。今年上半年降到7.0%，第三季度進一步降到6.9%。今年第三季度刺激措施的強度並不比2009年低，但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效果卻幾近於(yu) 無。強刺激的另外一個(ge) 問題就是債(zhai) 務積累。一般認為(wei) ，總的杠杆率到200%以上就要引起注意。據有的機構研究，我國去年總的杠杆率已達到283%，這是很高的負債(zhai) 率，有可能出現係統性風險。係統性的風險一定要規避，如果爆發的話不是短期內(nei) 就能恢複的。可見，一方麵，由於(yu) 投資報酬遞減規律的作用，刺激政策促增長的效果每況愈下，另一方麵，過量的投資會(hui) 導致杠杆率不斷提高、債(zhai) 務積累，這都使我們(men) 不能把增加投資作為(wei) 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而且，從(cong) 它已經造成的後果來看，采用這種辦法的風險太大了。

　　另外一種方法叫“供給側(ce) 因素”的分析。許多經濟學家都認為(wei) ，應該從(cong) 供給側(ce) 的分析尋找對策。供給側(ce) 分析認為(wei) 經濟衰退不是需求薄弱，而是因為(wei) 驅動力量或動力不足。這個(ge) 分析框架就是所謂新古典經濟學的框架，認為(wei) 推動供給的基本上是三個(ge) 因素，第一個(ge) 是勞動力，第二個(ge) 是投資，第三個(ge) 是索洛餘(yu) 值，即技術進步。在二十世紀中期以前，人們(men) 普遍認為(wei) ，總產(chan) 出隻由勞動力和資本這兩(liang) 個(ge) 因素決(jue) 定；如果沒有新的勞動力加入，增長的動力隻有新增資本(投資)一項。然而投資的單項增長，必然造成投資報酬遞減的結果。於(yu) 是，為(wei) 了保持一定的增長率，投資率必須不斷提高。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索洛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對這個(ge) 分析方法提出了挑戰，他用美國二十世紀前49年的數據，做了一個(ge) 回歸分析，發現增長率並未下降，投資率並未提高。索洛認為(wei) ，推動經濟增長還有一個(ge) 因素，就是他的公式中的A，這是勞動和投資都不能解釋的一個(ge) 餘(yu) 數，經濟理論上叫做索洛餘(yu) 值(SolowResidual)，也就是技術進步。這一理論模型對中國過去的高速增長和目前的增速下降都有很強的解釋力。

　　對索洛餘(yu) 值的內(nei) 容，Solow、Kuznets和Schultz有不同的界定。索洛餘(yu) 值的“技術”概念很寬泛，是指所有的生產(chan) 方法的改進。一些發展經濟學的學者認為(wei) ，這是建立在科學基礎上技術運用。在實際的經濟分析中，則是一個(ge) 常常用到的統計上的概念，叫TFP，就是效率提高。盡管用語不盡相同，大多數經濟學家都肯定地認為(wei) 現代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量在於(yu) 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用我們(men) 現在在實際工作中，政治文件中用的話來說，就是1995年以來提出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或者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結論是：我們(men) 隻能依靠經濟增長的驅動力從(cong) 增加投資轉向增加索洛餘(yu) 值A(提高TFP)，即經濟發展方式轉型。

　　關(guan) 鍵在於(yu) 建立新的體(ti) 製、機製

　　吳敬璉認為(wei) ，我們(men) 提出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已經20年了。在1995年製定“九五”計劃時，提出要實現兩(liang) 個(ge) 根本轉變：第一個(ge) 根本轉變就是在經濟增長方式上從(cong) 粗放型轉到集約型，它的核心是提高效率；第二個(ge) 是經濟體(ti) 製從(cong) 計劃經濟轉變為(wei) 市場經濟，這是我們(men) 總結了蘇聯的教訓所提出來的。

　　“九五”(1996-2000年)期間適逢在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hui) 《關(guan) 於(yu) 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若幹問題的決(jue) 定》的指引下興(xing) 起的改革大潮，經濟體(ti) 製轉型和經濟增長方式轉型都取得了積極的進展。遺憾的是，到了“十五”(2001-2005年)期間，轉型卻停頓了下來。“十五”計劃有好的方麵，就是城市化加速。城市化是推動現代化、工業(ye) 化一個(ge) 非常重要的力量。但是我們(men) 城市化過程所依據的體(ti) 製使得城市化增長的方式惡化了。

　　城市化有兩(liang) 種方式：大多數國家的城市化是從(cong) “市”發展而來的。市場主導的城市化有一個(ge) 自發的權衡利弊的過程，盡量得到城市化的好處，又盡量防止其弊端。而中國的城市化是從(cong) “城”來的。我國的城是有行政級別的，世界上很少像中國這樣，城市分成正部級城市、副部級城市、地級城市、縣級城市。城市的級別與(yu) 城市規模有關(guan) ，規模越大，級別越高。級別越高，掌握支配資源的能力更強。我國的土地製度也給主導城市化進程的政府增加了一個(ge) 巨量的資源來源。低價(jia) 征購的土地以市場價(jia) 出售，形成了巨量的土地批租收入，這就提供了政府主導城市化的財政基礎，而且城市規模越大，土地財政的收入就越多。這就更加刺激了這種攤大餅的城市發展方式。於(yu) 是形成了惡性循環。城市化本來是人的城市化，可是我國土地城市化的速度比人的城市化的速度快得多，這樣的攤大餅全國“蔚然成風”，於(yu) 是出現了“鬼城”，以及交通擁堵等等現狀。

　　為(wei) 什麽(me) 我們(men) 過去這20年中雖然三令五申，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沒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呢？根本的問題在於(yu) 改革推進不足，所以這些體(ti) 製性障礙就沒有能夠消除。回到我們(men) 現在討論的問題，如果以上分析是對的，就可以得出一個(ge) 結論：我們(men) 采取的方針就是不要靠刺激措施來保證經濟增長，而要在穩住大局，保證不出現係統性風險的前提下，把主要的力量放在推進改革上，通過推進改革消除這些障礙，來實現效率的提高、結構的改善、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這是一個(ge) 基本的方針，也是一個(ge) 正確的方針。

　　控製和化解風險，為(wei) 推進改革贏得時間

　　保證不出現係統性的風險，大體(ti) 有兩(liang) 方麵的措施，一個(ge) 叫做堵塞漏洞、化解風險。要妥善處理各級政府的債(zhai) 務。要停止風險的積累，不要再做回報過低甚至完成沒有回報的投資。要停止對“僵屍企業(ye) ”的輸血。動用國有資本償(chang) 還政府的或有債(zhai) 務。對資不抵債(zhai) 的企業(ye) 實施破產(chan) 或重整，釋放風險。停止“剛性兌(dui) 付”。有些企業(ye) 已經出現了危機，應該在債(zhai) 權人和債(zhai) 務人之間分擔風險，但是我們(men) 現在通常的辦法是由政府承擔。賠了都是由政府負責，當然最後都是由納稅人承擔。盤活由於(yu) 粗放式增長形成的死資產(chan) 存量。例如閑置的地產(chan) 項目、“曬太陽”的開發區等。總而言之有很多的辦法，把已有的風險釋放掉，要想辦法化大震為(wei) 小震，不要因張力積累最後來一個(ge) 大震。

　　另一方麵是輔之以適當的貨幣和財政政策，維持宏觀經濟的基本穩定。

　　在當前的形勢下，宏觀經濟政策仍然應當執行2014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確定的“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更有力度，貨幣政策要更加注重鬆緊適度”的方針。貨幣政策要堅持穩健的方針，是由於(yu) 當資產(chan) 負債(zhai) 表發生問題，杠杆負債(zhai) 率過高，就會(hui) 出現普遍的償(chang) 債(zhai) 困難，人們(men) 都會(hui) 捂緊“錢袋子”，保持足夠流動性在手裏，而不願借債(zhai) 來進行長期投資。如果主要用貨幣政策采取刺激需求，多發“票子”，擴大信用，人們(men) 拿到錢以後更願意投在股市而非流動性低、不易抽身的實業(ye) 上。如果過度使用貨幣政策，股市也容易出現泡沫膨脹並導致在泡沫最終爆破時導致嚴(yan) 重危機。在貨幣政策的執行上，還要注意把提供必要的流動性和去杠杆結合起來。所以兩(liang) 個(ge) 主要的宏觀經濟政策，即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主要是要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目前我國預算赤字離公認的警戒線還有一些距離，增加赤字還有一定的空間。怎樣增加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力度呢？所謂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說白了就是增加赤字。有兩(liang) 個(ge) 辦法，一個(ge) 是增加支出，一個(ge) 是減少收入。在我們(men) 當前的情況下，應該更多地采用普惠性的減稅。現在我們(men) 碰到一個(ge) 極大的問題，就是我們(men) 的企業(ye) 家對未來沒有信心，缺乏投資積極性。為(wei) 了要改善營商環境，政府降低稅收將有利於(yu) 提高企業(ye) 家的積極性。

　　改革的四大阻力

　　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做出全麵深化改革的決(jue) 定，十八屆四中全會(hui) 做出依法治國的決(jue) 定。對於(yu) 黨(dang) 的十八大的決(jue) 定大家都很興(xing) 奮，但是一定要考慮到，不是做出一個(ge) 好的決(jue) 定，躺在那裏就可以實現的。因為(wei) 障礙和阻力還非常強大。

　　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決(jue) 定存在著四大阻力：一是意識形態障礙。蘇聯式的意識形態在我們(men) 這一代人身上還是非常強烈的，這是一個(ge) 沉重的包袱。下一代是不是好一些呢？不見得。它有一個(ge) 很大的問題，是思維方式的慣性還在繼續。我們(men) 的教科書(shu) 、各種論證材料，對這種蘇聯式的意識形態沒有經過徹底的清理，所以它還是有力量的。有些人依然可以打著這個(ge) 旗幟來反對改革。二是既得利益阻力。因為(wei) 改革得不徹底，所以就有很多腐敗的機會(hui) ，利用舊體(ti) 製的遺產(chan) 發財致富，這個(ge) 力量在30年中積累得很強大了，不可小視。三是不利的經濟環境，我們(men) 過去已經得出這樣的經驗，推進改革要有一個(ge) 良好的環境。四是很高的技術難度。我們(men) 要建立一個(ge) 統一競爭(zheng) 、開放有序的市場體(ti) 係，這在技術上、專(zhuan) 業(ye) 上的要求非常高。

　　總而言之，改革的障礙和阻力還很大。中央的態度是，需要有以極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來克服阻力和障礙，切實推進改革，這就需要我們(men) 所有的人共同來參與(yu) 。

　　“十三五”強調創新和提高發展質量

　　“十三五”在總的方向要求加強創新和提高發展質量的力度，五中全會(hui) 《公報》指出，要堅持發展是第一要務，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為(wei) 中心。所謂發展質量就是說主要不是靠增加資本投入，而主要靠提高效率，加快形成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體(ti) 製、機製和發展方式。我們(men) 要加快建設能夠激勵創新創業(ye) 的體(ti) 製機製，我們(men) 要動員但是不能光靠動員，而要靠體(ti) 製機製。怎麽(me) 能夠建設這樣的體(ti) 製機製呢？歸根結底要靠改革。

　　《公報》特別強調了提高效率，又特別突出了創新。《公報》有一個(ge) 很重要的發展，就是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在這五項發展理念中，把創新提到首位。文件指出“必須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讓創新在全社會(hui) 蔚然成風”。要做到這一點，就是要加快建設能夠激勵創新和創業(ye) 的體(ti) 製機製。在簡政放權、金融改革、財政體(ti) 係完善、國有經濟改革、自貿區實驗、教育體(ti) 製的改革、法治的建設等方麵都需要我們(men) 群策群力、共同推進。

　　總之一句話，能否把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hui) 所要求的改革落到實處，是我們(men) 成敗的關(guan) 鍵，希望我們(men) 今後繼續共同努力，使得黨(dang) 中央的決(jue) 定能夠得到切實貫徹。■

　　(本文根據吳敬璉11月的演講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