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疫病一直與(yu) 人類文明如影相隨。我國古人很早就形成了對疫情的規律性認識。《黃帝內(nei) 經·素問·本病論》稱：“大風早舉(ju) ，時雨不降，濕令不化，民病溫疫”。《周禮·天官塚(zhong) 宰》載：“四時皆有癘疾”。疫情橫行之際，百姓深受其苦。然而，無論疫情如何肆虐，中華民族始終沒有低頭和退縮，而是奮起抗爭(zheng) ，抵禦住了一次又一次嚴(yan) 重的災疫侵襲，在疫情過後迅速複耕田地，繁衍人口，繁榮商貿，振興(xing) 經濟。在幾千年的發展進程中，中華民族以愈挫愈勇的堅韌、博大深邃的智慧，戰勝了無數艱難險阻，這與(yu) 曆代不斷完善的抗疫舉(ju) 措與(yu) 製度建設密不可分。

　　曆代法典均明確疫情為(wei) 大事，將抗疫表現納入職官考課

　　疫情關(guan) 乎百姓安危，影響國家稅賦收入，因此，曆代在立法時都將疫情奏報列為(wei) 國之大事，要求地方官據實上報，各地驛站不得拒絕和延誤。唐令規定，呈報疫情的官文書(shu) 須遵循“小事五日程，中事十日程，大事二十日程”的期限，延誤者處罰。《唐律疏議·職製律》規定：“諸驛使稽程者，一日杖八十，二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大明律·吏律·公式》“事應奏不奏”條規定：“若軍(jun) 務、錢糧、選法、製度、刑名、死罪、災異及事應奏而不奏者，杖八十。”法律同時要求地方官詳細勘驗疫情致損情況，杜絕瞞報漏報，以確保朝廷準確掌握受災情況。《大明律·戶律·田宅》“檢踏災傷(shang) 田糧”條規定地方官對一應災傷(shang) 田糧，應親(qin) 詣田所用心勘察，如故意隱瞞，通同作弊，須負相應刑責。

　　為(wei) 督勵各級官員全力抗疫，朝廷不僅(jin) 派遣監察禦史等欽差巡視、指導，而且將地方官的抗疫表現列入考課。對於(yu) 因私廢公、借機虐民、慵懶畏避的惡吏，一律依法嚴(yan) 懲;對於(yu) 奉公守法、廉能昭著、舍身救民的賢吏，則及時褒揚，以示獎優(you) 汰劣，賞罰分明。法律特別注重對上官的考課，隻有上官勇於(yu) 任事，居下位者才不敢疏忽。明景泰五年(1454年)，右都禦史李實巡撫湖廣期間擅作威福，對人民饑疫救治不力，上疏自責，被朝廷撤換。這一嚴(yan) 治上官的舉(ju) 措，使地方震動，紀綱為(wei) 之一振。

　　曆代法典還載有專(zhuan) 條，打擊謠言，穩定人心。《大明律》《大清律例》均設有“禁止巫師邪術”條和“造妖書(shu) 妖言”條，明確了對製造及傳(chuan) 播妖術、謠言等行為(wei) 的刑事製裁，尤其規定，利用“讖緯、妖書(shu) 、妖言”惑亂(luan) 人心者，處以死刑。

　　官府和民間協力抗疫，共克時艱

　　除了法典規定，皇帝在疫情暴發時，也嚴(yan) 令各級官吏施行仁政，安撫民生。明天順元年(1457年)，英宗頒布《寬恤事宜》，專(zhuan) 門強調賑恤百姓和收葬遺屍：“水旱災傷(shang) 去處，如遇饑民缺食，有司加意撫恤賑濟，逃民招撫複業(ye) ，免其糧差三年，及各處地方有因饑疫身死，無人收葬者，所在軍(jun) 民有司，即與(yu) 掩埋，毋使暴露。”在法律的嚴(yan) 格要求和朝廷的三令五申下，地方官一般都能積極抗疫，實施開倉(cang) 濟民、差醫治療、建立義(yi) 塚(zhong) 、收養(yang) 遺孤等一係列措施。為(wei) 幫助百姓恢複生產(chan) 生活，地方官在大疫之後，多立足本地實際，向朝廷奏請免除或緩征稅賦。

　　在抗疫過程中，各地的士紳鄉(xiang) 賢也盡力給予協助。清乾隆帝曾諭群臣：“從(cong) 來救荒無奇策，富戶能出資賑糶，足以助官賑之所不及，於(yu) 閭閻殊有裨益。”士紳鄉(xiang) 賢在購置治疫藥材、施粥接濟百姓、收埋屍骨等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不僅(jin) 極大地提高了疫情的防治效率，而且彌補了地方官府抗疫力量的短缺和救治能力的不足。正因為(wei) 官府抗疫與(yu) 民間自救密切配合，才最大限度減少了百姓的生命財產(chan) 損失，受疫情影響的社會(hui) 秩序也得以盡快恢複。

　　加強疫情預防的製度建設，總結經驗，防患未然

　　經過長時間的抗爭(zheng) 和對疫情的深入了解，曆代除了在疫情暴發時組織力量，積極應對，也注意通過醫藥管理、醫書(shu) 刊印、倉(cang) 儲(chu) 設置、司法審判等製度建設，加強疫情預防，形成一整套防治結合、多措並舉(ju) 的疫情治理方式。

　　秦漢以後，中央陸續建立太醫署、太醫局、太醫院、尚藥局等醫療衛生與(yu) 醫藥管理機構，遇地方疾疫流行，遣醫官分而治之。西晉出現了專(zhuan) 門性的醫療及醫藥管理法規《醫藥疾病令》，至唐代，形成更為(wei) 明確具體(ti) 的《醫疾令》，無論醫官、醫士的培養(yang) 、選拔、考試、差派、考核、升賞，還是醫藥的采購、存儲(chu) 等，均有詳細規定。明代頒布惠民藥局之令，在各府州縣遍設惠民藥局，撥付公帑購置藥材，每逢疫情暴發，凡軍(jun) 民之貧而病者，皆由醫官治療並發給藥物;還在各地開辦醫學，培養(yang) 醫生。清代承襲明製，普遍建立地方藥局，選擇良醫，盡心救治病患，全力保全民命。

　　為(wei) 了普及醫藥知識，提升醫療水平，國家統一審核、收集和刊印醫藥書(shu) 籍。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仁宗下詔設立校正醫書(shu) 局，委任專(zhuan) 官，集合名醫，對曆代流傳(chuan) 下來的醫藥書(shu) 籍進行集中整理，《傷(shang) 寒論》《金匱要略》《千金要方》等醫書(shu) 都得到認真校勘並頒行全國。明嘉靖時，世宗為(wei) 幫助百姓抵禦疫病侵襲，還親(qin) 自製定、檢驗《濟疫小飲子方》，下令禮部刊印。

　　明清各府州縣遵照朝廷政令廣設預備倉(cang) 、常平倉(cang) ，儲(chu) 藏糧米，遇年荒賑貸百姓，逢災疫救濟民生。清代還於(yu) 鄉(xiang) 村、市鎮廣設社倉(cang) 、義(yi) 倉(cang) ，使倉(cang) 儲(chu) 備荒防疫體(ti) 係進一步完善。皇帝非常重視發揮倉(cang) 儲(chu) 在抗災防疫中的作用，明太祖曾下諭：“天下預備倉(cang) 廩正為(wei) 荒歉而設，即遣人與(yu) 縣官、耆民，照戶給之，務使饑民切霑其利。”康熙帝也說：“救荒之道，以速為(wei) 貴。倘賑濟稍緩，遲誤時日，則流離死喪(sang) 者必多。雖有賑貸，亦無濟矣。朕每聞水旱災傷(shang) ，即遣官動支正項錢糧賑濟，以此故也。”

　　鑒於(yu) 罪囚久係獄中，在酷暑時節容易感染疫病，明清還實行熱審之製，避免獄中疫情肆虐。每年孟夏，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等官審錄罪囚，徒、流以下，減等發落。萬(wan) 曆二十五年(1597年)，神宗下詔：“寄監人犯暑月易生疾疫，每夏四月，比照熱審事例清查釋放。”邱濬在《大學衍義(yi) 補》中說：“孟夏之月天氣始炎，將馴至於(yu) 大暑也，恐罪人之係於(yu) 囹圄者氣相鬱蒸，或致疾疫，故於(yu) 是時也，於(yu) 刑之薄者即結斷之，不使久係;罪之小者即遣決(jue) 之，不使收係;係之輕者即縱出之，不使複係。”

　　幾千年來，中華民族以豐(feng) 富的智慧、堅強的意誌，一次次戰勝了疫情。今天，相信我們(men) 能夠再一次經受住錘煉和考驗，取得這場艱苦卓絕的抗疫鬥爭(zheng) 的最終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