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是一麵鏡子，鑒古知今，學史明智。正如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所指出的，曆史是最好的老師，它忠實記錄下每一個(ge) 國家走過的足跡，也給每一個(ge) 國家未來的發展提供啟示。以數千年大曆史觀之，對外開放一直是中華民族的主流和趨勢。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協和萬(wan) 邦”的寬廣胸懷，自信而又大度地開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譜寫(xie) 了“萬(wan) 裏駝鈴萬(wan) 裏波”的浩浩絲(si) 路長歌，創造了“萬(wan) 國衣冠會(hui) 長安”的盛唐氣象。中華民族以開放的姿態繼續走向未來，有著深遠的曆史淵源、深厚的文化根基。

　　中國曆史上對外開放的演變

　　中國曆史上的對外開放經曆了漫長的演變過程，也經曆了不同的曆史階段。

　　秦漢是中國曆史上對外開放的奠基時期，大一統王朝的建立使國家在對外開放中的角色日益凸顯，並逐漸成為(wei) 主導力量。統一後的秦王朝在對外交流上有了長足進步。徐福東(dong) 渡盡管不是主觀上的對外交流，但這種大規模的人員和物資遠洋航行在中國曆史上尚屬首次，客觀上使秦的文明遠播異域，也為(wei) 此後與(yu) 東(dong) 亞(ya) 的交流開辟了道路。秦與(yu) 朝鮮、越南之間有絲(si) 綢、漆器、鐵器等貿易往來，與(yu) 西域也有民間交往。漢代是對外開放的大發展時期。公元前138年，漢武帝遣張騫出使西域，帶來了關(guan) 於(yu) 西域較為(wei) 全麵、細致的報告，被稱之為(wei) “始開西域之跡”。張騫通西域，是中原王朝首次以官方名義(yi) 與(yu) 西域的接觸，其所開辟的道路為(wei) 東(dong) 西方經濟文化交流奠定了堅實基礎。沿著這條道路越蔥嶺向西或西南，可抵達中亞(ya) 、地中海東(dong) 岸和南亞(ya) 。這條道路被後世稱為(wei) “絲(si) 綢之路”。兩(liang) 漢之際因戰亂(luan) 和匈奴勢力的擴張，中原與(yu) 西域隔絕60餘(yu) 年。東(dong) 漢明帝派班超出使西域，在東(dong) 漢政府尤其是班超艱苦卓絕的努力下，西域諸國與(yu) 漢重新建立了聯係，絲(si) 綢之路再次打通。班超派屬下甘英出使大秦(羅馬)，至地中海東(dong) 岸而返，進一步加強了東(dong) 漢政府對中亞(ya) 、西亞(ya) 以及羅馬帝國的了解。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曆史上對外開放的發展時期，各政權在對外開放上積極主動，民間交往則更趨活躍。朝鮮半島的高句麗(li) 、百濟、新羅與(yu) 魏晉南北朝的使節往來不斷，中國史書(shu) 中對這三國的豐(feng) 富記載，是雙方交往的見證。日本的邪馬台、大和國與(yu) 曹魏、東(dong) 晉、南朝都有頻繁往來。與(yu) 西域的關(guan) 係持續保持，與(yu) 南亞(ya) 、西亞(ya) 各國如大宛、粟特、貴霜、波斯均有往來。繼東(dong) 漢之後，東(dong) 吳、西晉、北魏與(yu) 大秦往來未斷。天竺各國與(yu) 中國的來往也很多。東(dong) 晉僧人法顯由陸路赴天竺，經獅子國，取海路而還，足以證明當時陸上與(yu) 海上交通的通暢。鮮卑人建立的北魏也不閉關(guan) 自守，《洛陽伽藍記》記載北魏都城洛陽“自蔥嶺以西，至於(yu) 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款附”，反映了當時的盛況。

　　隋唐是中國曆史上對外開放的高潮時期，中國與(yu) 域外交流的頻繁成為(wei) 這一時期對外開放的顯著特征。隋代奉行積極的對外開放政策，隋煬帝派裴矩駐張掖經營西域，自此“西域諸蕃，往來相繼”，“故諸國之事，罔不遍知”。隋代通過海路與(yu) 東(dong) 亞(ya) 、東(dong) 南亞(ya) 、西亞(ya) 、歐洲的交通也通暢，海上絲(si) 綢之路上的政治、經濟、文化交往繁盛。唐代繼續奉行對外開放政策。強盛的國力與(yu) 發達的交通使唐與(yu) 當時世界上70多個(ge) 國家建立了通使友好關(guan) 係。如統一後的新羅王朝與(yu) 唐朝貿易十分活躍，唐朝許多地方設有新羅館、新羅坊、新羅村供新羅人居住。日本與(yu) 唐朝的交往空前繁榮，日本的遣唐使人數眾(zhong) 多，絡繹不絕。唐朝與(yu) 東(dong) 南亞(ya) 、南亞(ya) 的林邑、真臘以及今印尼蘇門答臘均有海路往來。鑒真東(dong) 渡日本與(yu) 玄奘、義(yi) 淨西行印度和南洋，證明東(dong) 西方陸海交通的便利。

　　宋元是中國曆史上對外開放的發展繁榮時期，這一時期對外開放的重心逐漸從(cong) 陸路轉向海洋。五代與(yu) 兩(liang) 宋時期的戰爭(zheng) 對峙，使西北陸路交通阻斷，通往西域、中亞(ya) 的交通時斷時續。政治經濟中心的南移，造船業(ye) 的技術進步與(yu) 指南針的使用，大大促進了東(dong) 南海上貿易的繁榮，杭州、廣州、泉州、明州都是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五代兩(liang) 宋與(yu) 朝鮮半島的王氏高麗(li) 政權，與(yu) 日本的鐮倉(cang) 幕府，與(yu) 東(dong) 南亞(ya) 、南亞(ya) 的越南、印尼以及印度的經濟文化交流十分頻繁，與(yu) 阿拉伯、非洲的交流也有進一步發展。南宋趙汝適的《諸蕃誌》、周去非《嶺外代答》中的《外國門》，記載了當時東(dong) 南亞(ya) 、南亞(ya) 以至波斯、大秦、非洲、南美洲的一些情況，涉及50多個(ge) 國家和地區。兩(liang) 宋政府鼓勵對外開放，在多地設置驛站，保護外國商人與(yu) 商船。元代的大一統打通了陸上絲(si) 綢之路和海上絲(si) 綢之路，元統治者的政策有利於(yu) 對外開放的開展。如元世祖忽必烈鼓勵對外交往，對各國來者尤為(wei) 禮遇，下詔令“其往來互市，各從(cong) 所欲”。元朝是中國曆史上對外開放口岸最多的政權之一。

　　明清是中國曆史上對外開放的持續發展與(yu) 轉折時期，對外開放的領域和規模一度空前擴大，但政策卻趨向保守。明的統一與(yu) 社會(hui) 經濟繁榮奠定了對外交流的基礎。明成祖朱棣鼓勵發展對外關(guan) 係，派遣鄭和七下西洋，曆時29年，跨越東(dong) 南亞(ya) 、南亞(ya) 、阿拉伯半島，遠至非洲東(dong) 海岸。鄭和下西洋促進了中國與(yu) 亞(ya) 非各國的聯係，是15世紀初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象征。遺憾的是，這樣的局麵沒有長久延續，周邊國家的變化與(yu) 世界格局的轉換，封建專(zhuan) 製體(ti) 製的固化、腐化與(yu) 僵化，使對外開放漸漸步履蹣跚。由於(yu) 倭寇侵擾，朱元璋撤廢市舶司，禁止商船貿易和人民通藩下海。清朝建立後，沿襲了明朝的海禁政策，康熙年間再次頒布“禁海令”後，對海外貿易的限製越來越嚴(yan) ，對外開放的門戶越來越小。乾隆年間清政府以英商不遵守中國法律為(wei) 由，下令沿海隻準廣州一口與(yu) 外國通商，同時還頒布了一係列嚴(yan) 格限製外商來華貿易的法令，清朝進入了較為(wei) 嚴(yan) 厲的閉關(guan) 時期，直至1840年鴉片戰爭(zheng) 爆發，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了古老中國的大門，教訓十分深刻。

　　中國曆史上對外開放的啟示

　　從(cong) 中國曆史上對外開放的實踐中可以發現，對外開放絕不是簡單地打開國門，也不是簡單地對外交流。對外開放的格局和水平與(yu) 整個(ge) 國家、民族乃至整個(ge) 世界格局的發展狀況息息相關(guan) 。

　　強盛的大一統國家是對外開放的基本前提。中國曆史上對外開放繁榮發展的時期，往往是大一統王朝的鞏固時期。西漢王朝經過60多年的休養(yang) 生息，積累了雄厚的經濟實力，至漢武帝時國力強盛，大一統局麵形成。正是在這個(ge) 基礎上，雄才大略的漢武帝開通西域，打通了東(dong) 西方交通道路。同時，與(yu) 東(dong) 亞(ya) 、東(dong) 南亞(ya) 、南亞(ya) 的陸上、海上交通聯係也更加緊密。東(dong) 漢的統一，結束了兩(liang) 漢之際的紛亂(luan) 局麵。也是在統一的政治局麵下，漢明帝派班超出使西域，不僅(jin) 恢複了過去的陸上絲(si) 綢之路，還開辟了一條新的通往西域的道路——“大海道”，即敦煌至哈密至吐魯番的一條近道。隋唐的大一統，結束了魏晉南北朝數百年的分裂割據狀況，統一局勢下的陸上、海上交通道路發達，經濟文化高度發展，對外開放呈現出強勁勢頭。唐朝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長安是國際性大都市，這都與(yu) 唐朝大一統的強盛國力有著不可分割的關(guan) 係。曆史證明，社會(hui) 經濟文化的發展並不是對外開放的充分條件，國家的獨立自主才是對外開放取得成效的前提。明代中葉以後，在外部勢力緊逼下，統治者在對外開放上不僅(jin) 采取保守遏製的政策，也拒絕政治上的自我革新，最終在列強的槍炮下喪(sang) 失了國家獨立自主的地位。曆史也一再證明，獨立自主和對外開放是相統一的，沒有國家的獨立自主，真正意義(yi) 上互惠互利的對外開放就無從(cong) 談起。

　　有效的國家治理是對外開放的基本保障。中國曆史上，曆代王朝對國家的有效治理為(wei) 對外開放提供了基本保障。漢武帝開通西域後，設置了武威、酒泉、張掖、敦煌四郡，為(wei) 絲(si) 綢之路東(dong) 段的暢通提供了保障。漢宣帝時在烏(wu) 壘城(今新疆輪台)設西域都護府，確立了對西域的治理，為(wei) 絲(si) 綢之路的西段暢通提供了保障。東(dong) 漢班超經營西域30年，恢複西域都護府，使東(dong) 漢通往西域的大門再次打開。唐代擊敗西突厥後，在西域設立安西都護府和北庭都護府作為(wei) 最高管理機構，分別管轄天山以南、蔥嶺以西、楚河以南的中亞(ya) 地區和天山以北及巴爾喀什湖以東(dong) 、以南的廣大地區。西域政治上的統一和有效管理，有力保障了絲(si) 綢之路的暢通。明代西北地區雖不暢通，但東(dong) 北地區管理加強，明成祖設立奴爾幹都司，管轄西起鄂嫩河，東(dong) 至庫頁島，北到外興(xing) 安嶺，南瀕日本海的廣大地區，對於(yu) 東(dong) 北亞(ya) 絲(si) 綢之路的開辟和保護有著重要作用。

　　嚴(yan) 密的製度設計是對外開放的重要條件。對外開放是一個(ge) 係統工程，不僅(jin) 需要國家的強盛、統一和有效治理，還需要一係列細致嚴(yan) 密的配套製度設計。秦漢以來中央政府就設有掌管對外的機構和官員，如秦漢的典客、大鴻臚，魏晉隋唐以後的鴻臚寺、禮賓院。為(wei) 適應對外貿易不斷發展的需要，宋代在廣州、杭州、明州、泉州等地專(zhuan) 門設置市舶司或市舶務，管理海上貿易。元朝繼續宋代的市舶製度，還製定了《市舶法則》二十二條，管理更加規範。明代延續市舶司製度，但海禁政策使這一製度時斷時續。對外開放的前提是互惠互利，政府除了政治上的管理外，還要為(wei) 對外開放提供各種便利條件，為(wei) 外來使者、商人、學者等提供必要的交通和生活保障，如劃定特定區域居住，提供食宿便利以及相應的政治待遇等。敦煌懸泉漢簡確證張騫開拓西域之後，中亞(ya) 國家的使者、商人進入漢朝管轄範圍後，就受到官方郵驛係統的熱情接待。對外開放不是無原則的開放，在涉及國家主權和安全問題上，曆代王朝都堅持自己的原則，而對原則的堅持又透過相應的製度設計表現出來。如漢在與(yu) 匈奴的貿易中，鐵器、兵器、錢幣、馬匹就受到相關(guan) 法律管控。唐代也是如此。宋元以後的市舶法則，就是政府製定的對外貿易規則。

　　和諧的外部環境是對外開放的重要基礎。漢武帝解決(jue) 了匈奴問題之後，西域較為(wei) 穩定，陸上絲(si) 綢之路得以開辟。王莽新朝對匈奴實行貶抑政策，漢匈關(guan) 係惡化，匈奴不斷侵擾北邊，中原與(yu) 西域隔絕長達60餘(yu) 年。直至東(dong) 漢班超出使西域，陸上絲(si) 綢之路才被重新打通。隋唐時期對外開放出現高潮，特別是與(yu) 日本、朝鮮等周邊國家官方高層次交流往來的頻繁，也與(yu) 這一時期周邊國家局勢的相對穩定有著直接關(guan) 係。日本大化二年孝德天皇進行“大化改新”，效法唐製，實行中央集權，日本走上穩定和發展之路，先後派遣十三批遣唐使，掀起了唐朝與(yu) 日本交流的高峰。朝鮮半島也在此時由新羅實現統一，統一後的新羅王朝與(yu) 唐的貿易和人員交流空前活躍。五代與(yu) 兩(liang) 宋時期，西北陸路交通因戰爭(zheng) 阻斷，陸上絲(si) 綢之路發展再次受阻，而此時東(dong) 南沿海及周邊國家局勢相對穩定，海上絲(si) 綢之路便迅速發展起來，與(yu) 日本、越南及印尼、印度等國的交流達到新水平。明代鄭和下西洋的壯舉(ju) 也與(yu) 當時較為(wei) 穩定的周邊環境有著密切關(guan) 係。可以說，對外開放的發展不僅(jin) 取決(jue) 於(yu) 國內(nei) 環境，也與(yu) 外部環境關(guan) 係緊密。

　　中國曆史上對外開放的意義(yi)

　　曆史證明，什麽(me) 時候堅持開放，中華文明就會(hui) 繁榮發展;什麽(me) 時候固步自封、閉關(guan) 鎖國，中華文明就會(hui) 停滯不前甚至倒退。對外開放在中華文明的形成與(yu) 發展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積極推動作用。

　　促進不同國家和民族間的物質文明交流。漢代張騫通西域後，“商胡販客，日款於(yu) 塞下”，“殊方異物，四麵而至”。中亞(ya) 、西亞(ya) 的諸多物產(chan) ，如葡萄、苜蓿、芝麻、胡桃、石榴、胡蘿卜等陸續傳(chuan) 入，豐(feng) 富了人們(men) 的物質生活;毛氈、毛布、汗血馬等引進到內(nei) 地，促進了紡織技術的改進和馬的品種改良。宋元明清以後，物品的輸入無論是品種還是規模都上了一個(ge) 新台階。特別是宋以後，對外貿易中的稅收在國家財政中的作用更加凸顯，不僅(jin) 具有政治意義(yi) ，更具有經濟意義(yi) ，宋高宗就說過“市舶之利，頗助國用”。中國曆史上的物質文明交流，既有大規模的引進，也有遠距離的傳(chuan) 播。中原的穿井術傳(chuan) 到了西域，推動了西域灌溉技術的進步。中國的絲(si) 織品享譽各國，從(cong) 秦漢至明清始終是對外貿易的大宗。中國的鐵器及冶煉技術廣傳(chuan) 周邊國家和民族，甚至遙遠的歐洲。

　　促進不同國家和民族間的製度文明互鑒。曆代王朝的政治製度都不排斥其他民族與(yu) 國家的優(you) 秀人才。漢代中央政府就有匈奴人任職，唐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有外國人任職。日本人阿倍仲麻呂曆任光祿大夫、禦史中丞、秘書(shu) 監、安南都護等要職。印度裔天文學家瞿曇羅曾任唐朝太史。越南人薑公輔甚至做過唐朝宰相，阿拉伯人後裔蒲壽宬曾擔任過南宋泉州官員等。中國古代的政治製度也因其先進性被周邊國家所借鑒。唐代的製度文明對新羅和日本產(chan) 生了很大影響。新羅的中央和地方行政組織不僅(jin) 與(yu) 唐朝很相似，而且科舉(ju) 方式與(yu) 科目設置也仿照唐朝。日本“大化革新”中的經濟製度、職官製度、律令製度、教育製度都受到唐製的深刻影響。

　　促進不同國家和民族間的思想文化交流。中國曆史上與(yu) 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思想文化、藝術、宗教交流從(cong) 未中斷。從(cong) 漢代開始，儒家思想開始向周邊傳(chuan) 播，西北漢簡中《論語》《孝經》等殘片的發現，朝鮮平壤貞柏洞漢墓中《論語》的發現，證明漢代儒家思想沿著東(dong) 西兩(liang) 個(ge) 方向向外傳(chuan) 播。張騫通西域後，西域的箜篌、琵琶、胡笳等樂(le) 器與(yu) 舞蹈，黎靬人的幻術等傳(chuan) 入中原。東(dong) 漢初年，產(chan) 生於(yu) 古印度的佛教開始傳(chuan) 入中國，並與(yu) 中華文化相融合，對中國人的思想信仰、文化藝術產(chan) 生了重大影響。此後，佛教由中國傳(chuan) 到東(dong) 亞(ya) ，而印度本土佛教卻日漸衰落。隋唐是中國曆史上對外思想文化交流的一次高峰，世界各地的學者、僧侶(lv) 、藝術家紛紛來到中國求學或交流。宋元時期中外思想文化交流頻繁且深入，宋代的活字印刷術約在13世紀傳(chuan) 入高麗(li) ，高麗(li) 在此基礎上又發明了銅活字印刷。宋元與(yu) 西方的科技交流逐漸深入，中國的造紙術、火藥、指南針等經阿拉伯人傳(chuan) 到歐洲，對西方近世文明發展起到重大影響。伴隨著交往的增多，明清中外文化交流也更加係統頻繁。傳(chuan) 教士出於(yu) 布道需要，將更多的西方自然科學知識介紹到中國，利馬竇、龐迪我、湯若望、南懷仁等都是著名代表。中華文化通過傳(chuan) 教士的介紹和政府間的交流大量傳(chuan) 往西方，引起了18世紀西方啟蒙思想家的注意，許多人盛讚中華文化，如孟德斯鳩就對中國的“禮”稱讚有加，認為(wei) 中國人正是在禮教精神的熏陶下養(yang) 成了寬仁溫厚、尊老愛幼、勤奮儉(jian) 樸、勇敢耐勞、酷愛和平等高尚品格。

　　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後。當今世界，開放融通的潮流滾滾向前。世界已經成為(wei)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各國經濟社會(hui) 發展日益相互聯係、相互影響，推進互聯互通、加快融合發展成為(wei) 促進共同繁榮發展的必然選擇。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關(guan) 於(yu)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的理念，“一帶一路”的倡議，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建立，放寬市場準入、改善投資環境、加強知識產(chan) 權保護、主動擴大進口的措施，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等，正是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對外開放思想的實踐轉化。新時代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汲取曆史經驗，站在時代前沿，繼承與(yu) 弘揚中華民族數千年來對外開放的優(you) 秀品質，中國開放的大門不僅(jin) 不會(hui) 關(guan) 閉，而且隻會(hui) 越開越大，在不斷走向世界的過程中實現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