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作品與(yu) 瘟疫之間的關(guan) 係由來已久。無論是瘟疫在全球範圍內(nei) 大流行之際還是當它銷聲匿跡之時，它都與(yu) 文學的發展以及文學作品的創作息息相關(guan) 。雖然它們(men) 之間的這一層關(guan) 聯在瘟疫偃旗息鼓時常常被人遺忘，但是隨著近來新冠肺炎疫情逐漸升級為(wei) 一次全球性危機，這兩(liang) 者間的關(guan) 聯再一次進入人們(men) 的視野。

　　1、黑死病下的呐喊

　　曆史上，瘟疫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世界各國文學作品的創作，為(wei) 它們(men) 提供了寫(xie) 作背景和創作靈感。

　　1347年至1353年期間席卷全歐洲的“黑死病”是人類曆史上最嚴(yan) 重的瘟疫。據估算，它在全球範圍內(nei) 導致超過7500萬(wan) 人死亡，部分疫情重災區的死亡率甚至在80%到90%之間。提起黑死病，總會(hui) 讓人想到聖塞巴斯蒂安的雕塑。在歐洲中世紀和文藝複興(xing) 時期的傳(chuan) 統文化中，聖塞巴斯蒂安是瘟疫受害者的守護者。正如美國作家約翰·凱利在《大型死亡：黑死病的曆史》中所言，“對於(yu) (當時的)許多歐洲人來說，瘟疫是造物主的懲罰”。傳(chuan) 說中，每當瘟疫即將降臨(lin) ，聖塞巴斯蒂安都會(hui) 為(wei) 世人祈禱，保佑正直之人免受瘟疫的懲罰。而聖塞巴斯蒂安也受到了許多藝術家的青睞，成為(wei) 眾(zhong) 多歐洲畫家勾勒筆觸下的男主角。在安德烈亞(ya) ·曼特尼亞(ya) 、埃爾·格列柯和彼得·保羅·魯本斯的畫作中，我們(men) 都可以看到聖塞巴斯蒂安偉(wei) 岸的身軀和他身上插著的象征著瘟疫的箭矢。箭矢似乎將藝術世界與(yu) 瘟疫聯係在一起，對原本不可言喻的瘟疫進行了視覺化呈現。

　　在經典文學作品中，喬(qiao) 萬(wan) 尼·薄伽丘的《十日談》也許是關(guan) 於(yu) “黑死病”最為(wei) 人熟知的文學作品。薄伽丘的故鄉(xiang) 是意大利的佛羅倫(lun) 薩。在黑死病橫行的日子裏，佛羅倫(lun) 薩是名副其實的重災區，大約80%的居民不幸感染離世。作為(wei) 疫情的親(qin) 曆者和見證人，薄伽丘以疫情為(wei) 背景，寫(xie) 下了《十日談》，敘述了七女三男在佛羅倫(lun) 薩郊外隔離的十天內(nei) 講述的一百個(ge) 故事。這些故事多數是一些詼諧幽默、下裏巴人的趣聞軼事，其中一些甚至是粗俗的段子。但是，正是這種自隔離點內(nei) 散發出的世俗氣息，表現了薄伽丘對於(yu) 生命的認識，特別是在人類受到瘟疫威脅的大背景下。在書(shu) 中，薄伽丘寫(xie) 道，“來到這個(ge) 世上的每一個(ge) 人都有與(yu) 生俱來的權利，去延續、保護和捍衛自己的生命”。在某種意義(yi) 上，薄伽丘的話可以被理解為(wei) 他麵對瘟疫殘忍地熄滅生命之光時的傾(qing) 力呐喊。同時，他的話也可以作為(wei) 其對文學作品或文學敘事功能的理解，即文學可以充當緩解人們(men) 身體(ti) 和精神痛苦的鎮痛劑。在薄伽丘看來，生命終將逝去，瘟疫也許永不會(hui) 消失，但唯有文學可以在殘酷的死亡麵前昂首挺胸，延續、保護和捍衛人類的生命。如果瘟疫向人類炫耀著它們(men) 才是這個(ge) 世界的主宰，那麽(me) ，薄伽丘的“呐喊”則是人類文明麵對挑戰時吹響的反擊號角。

　　2、倫(lun) 敦大瘟疫中的恐慌

　　英國著名傳(chuan) 記作家彼得·阿克羅伊德曾在為(wei) 倫(lun) 敦城書(shu) 寫(xie) 的傳(chuan) 記《倫(lun) 敦傳(chuan) 》中，記錄了眾(zhong) 多英國作家對1665年至1666年間發生在倫(lun) 敦的淋巴腺鼠疫疫情(也常被稱為(wei) “倫(lun) 敦大瘟疫”)做出的回應。

　　自從(cong) 倫(lun) 敦開埠以來，它似乎就與(yu) 疾病和瘟疫共生共存。早期的倫(lun) 敦城，規劃混亂(luan) ，汙水橫流，垃圾遍地，是細菌和病毒滋生的“培養(yang) 皿”。早在1600年，托馬斯·納什就曾感慨“自冬天以來”的“瘟疫和災禍”使“倫(lun) 敦讓人悲傷(shang) ，蘭(lan) 貝斯一片荒涼，生意人悲歎，人生出世就是一場受苦受難”。納什話中的“苦難”與(yu) “悲傷(shang) ”似乎預示了六十多年後發生在倫(lun) 敦的悲劇以及彌漫在人們(men) 心中的絕望情緒。據統計，這場發生在倫(lun) 敦的大瘟疫奪去了超過8萬(wan) 倫(lun) 敦人的生命，相當於(yu) 當時五分之一的倫(lun) 敦居民在此次疫情中喪(sang) 生。

　　當大瘟疫自聖賈爾斯地區爆發時，丹尼爾·笛福正值垂髫之年。通過自己的所見所聞，笛福知曉當時的民生百態和患者疾苦，並在他的作品(特別是其1722年出版的《瘟疫年紀事》)中不時地流露出對瘟疫的恐懼。當笛福回顧倫(lun) 敦大瘟疫時，他事無巨細地描繪了他所生活的倫(lun) 敦城是如何遭受“高燒和傷(shang) 寒”的“撕裂”。根據阿克羅伊德的記述，笛福筆下的倫(lun) 敦變成了“活生生、受煎迫的生靈，而不是威斯坦·休·奧登詩裏所謂的‘抽象的市民空間’。倫(lun) 敦備受‘高燒’煎熬，‘淚流滿麵’。其‘容顏頓改’，‘蒸氣和煙氣’在街巷盤繞，如同被感染之人的血液”。這座城逐漸使人們(men) “完全陷入絕望”，使人們(men) 開始尋找其他的精神寄托，擺脫周遭痛苦，克服內(nei) 心的恐懼。在笛福的記敘中，一些倫(lun) 敦市民“返投迷信”，被先知、解夢者、算命人、占星師、江湖郎中甚至巫師嚇得“魂飛魄散”，騙得傾(qing) 家蕩產(chan) 。他們(men) 病急亂(luan) 投醫，購買(mai) “護身符”，衝(chong) 到街上懺悔，做出各種後世之人視為(wei) 瘋狂而荒謬的舉(ju) 動。在這樣的背景下，笛福評論道，“在當時，倫(lun) 敦人的古怪脾性，極大程度上造成自身的滅亡”。而這一切都是源於(yu) 人性中隱匿的那一份對於(yu) 未知事物的恐懼。

　　雖然英國王室在疫情結束後，著手改善倫(lun) 敦地區衛生條件，類似的瘟疫也再未出現，但是這次瘟疫對於(yu) 後世的英國文人影響十分深遠。在沙夫茨伯裏伯爵眼中，倫(lun) 敦城赫然就是一座“瘟疫之城”。簡·奧斯丁也曾寫(xie) 道，“在倫(lun) 敦，找不到一個(ge) 健康的人”，在那裏“無人能夠保持健康”。久而久之，這種對於(yu) 倫(lun) 敦城的悲觀論調逐漸演化為(wei) 了一種恐慌情緒，折射出藏匿於(yu) 人性深處的那一份懦弱。當描寫(xie) 瘟疫時，恐懼成為(wei) 許多英國作家共有的情感體(ti) 驗。1762年，當詹姆斯·鮑斯威爾訪問倫(lun) 敦時，他頗為(wei) “擔心自己得了傷(shang) 寒”。在威廉·布萊克的《倫(lun) 敦》中，當敘述者走過泰晤士河畔的街巷時，他觀察著“路過的每一張麵孔”和麵孔上呈現的“虛弱”而“愁苦”的印記，同時聆聽著“嬰孩恐懼的啼哭”。這聲聲“啼哭”似乎暗示了整個(ge) 倫(lun) 敦城和生活在其中的所有居民在瘟疫麵前已然退化為(wei) 稚嫩無助的嬰孩，對瘟疫的突然出現感到恐懼至極。而這“嬰孩恐懼的啼哭”聲似乎早已響徹在了笛福和其他一眾(zhong) 英國作家的耳中。

　　3、二十世紀的思考

　　當人類社會(hui) 邁入二十世紀的大門，文學家們(men) 對於(yu) 瘟疫的態度和反應漸漸發生了變化。與(yu) 十七世紀倫(lun) 敦“啼哭”的“嬰孩”不同，二十世紀作家們(men) 逐漸成長為(wei) 更富有獨立思考能力的“成年人”。在麵對瘟疫話題時，他們(men) 已不再一味地展示瘟疫的可怕破壞力，抑或單純地發出誓死迎戰瘟疫的“呐喊”。反之，他們(men) 中的大多數人更傾(qing) 向於(yu) 從(cong) 瘟疫話題入手，對人類社會(hui) 和人類文明的發展做出更為(wei) 深刻的思考，提出自己的見解。在他們(men) 看來，瘟疫已經成為(wei) 了一種文化隱喻，流竄在花花綠綠的圖書(shu) 封麵之下。一方麵，瘟疫常被一些作家們(men) 用來比喻社會(hui) 的頑疾。另一方麵，它亦常被一些作家們(men) 用來反思人性的複雜和微妙。

　　阿爾貝·加繆在《鼠疫》中，描寫(xie) 了裏厄醫生等一批人抗擊鼠疫的過程，歌頌了他們(men) 無畏的抗爭(zheng) 和偉(wei) 大的人道主義(yi) 精神。同時，加繆也借此故事，通過諸多“荒誕”而又“現實”的情節，用發生在法屬阿爾及利亞(ya) 小城奧蘭(lan) 的鼠疫事件影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歐洲文明、社會(hui) 體(ti) 係以及道德標準的崩壞與(yu) 垮塌。而美國作家傑克·倫(lun) 敦的《猩紅疫》延續了十九世紀著名女作家瑪麗(li) ·雪萊在《最後的人》中對於(yu) 瘟疫傳(chuan) 染性及其影響人際交往關(guan) 係方麵做出的思考，並借鑒了埃德加·愛倫(lun) ·坡在《紅死魔的麵具》中描寫(xie) 的紅死病意象。在《猩紅疫》中，傑克·倫(lun) 敦將故事背景設置在2073年，通過記敘詹姆斯·史密斯在猩紅疫爆發前後的所見所聞，展現了疫情蔓延狀態下人類社會(hui) 和文明走向末世的圖景。在故事中，瘟疫導致了家人間的猜忌隔閡、鄰裏鄉(xiang) 民間的火並以及人類社會(hui) 模式和文明進程的顛覆性改變。麵對這一切，身為(wei) 教師、肩負延續人類文明使命的主人公無奈背井離鄉(xiang) ，返鄉(xiang) 後在教育孫子時又力不從(cong) 心，這些都暗示了一股新的思潮，即真正威脅人類社會(hui) 發展和文明進步的並不是瘟疫，而是人類自己。

　　此外，二十世紀文學與(yu) 瘟疫主題間關(guan) 係還有另外兩(liang) 個(ge) 特點。首先，作家群體(ti) 對瘟疫的關(guan) 注更加多元。在二十世紀，幾乎每一次瘟疫的爆發都會(hui) 吸引作家們(men) 的關(guan) 注，雖然這種關(guan) 注可能存在一定滯後性。約翰·奧哈拉的《醫生之子》、威廉·麥克斯韋爾的《他們(men) 如燕般到來》、托馬斯·沃爾夫的《天使，望故鄉(xiang) 》和凱瑟琳·安·波特的《灰色馬，灰色的騎手》，都不約而同地對西班牙大流感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描寫(xie) 。此外，羅賓·庫克的《爆發》對埃博拉病毒疫情做出了回應。其次，作家對瘟疫主題的詮釋更加豐(feng) 富。邁克爾·克萊頓在《死城》描寫(xie) 的瘟疫源頭來自於(yu) 外太空;史蒂芬·金的《末日逼近》中提及的超級流感病毒意外泄露自美國實驗室;以馬克思·布魯克斯為(wei) 代表的一係列科幻作家將瘟疫主題與(yu) 僵屍意象進行關(guan) 聯，探討了末日世界中人類的求生曆程，思考了人類與(yu) 生態係統間的關(guan) 係，反思了人性的邊界，吸引了廣大讀者的關(guan) 注。

　　4、二十一世紀的啟示

　　在新的千禧年到來後，隨著工業(ye) 化、全球化進程的加劇，全球性突發公共衛生危機爆發的頻率和影響力都呈現上升之勢。“非典型肺炎”疫情、甲型H1N1流感疫情、埃博拉病毒疫情、新冠肺炎疫情等全球性瘟疫都挑戰了人類醫學發展水平和各國政府防控能力。特別是近期在全球範圍內(nei) 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對全人類的生命財產(chan) 安全以及正常國際秩序帶來前所未有的衝(chong) 擊。這也印證了我們(men) 在眾(zhong) 多文學作品中的所見，瘟疫伴隨著人類社會(hui) 的發展，見證了人類文明的興(xing) 起，同時也折射出人性中的恐懼焦慮、趨利避害、勇敢不屈和同情憐憫。

　　但正如法國作家維克多·雨果所言，“團結定能勝利”。我們(men) 堅信，當世界各國均麵臨(lin) 來於(yu) 瘟疫的挑戰時，隻有通過推進國際疫情防控合作、維護和健全全球公共衛生治理體(ti) 係，團結一致，協同合作，才能抵抗瘟疫的挑釁和肆虐，延續人類社會(hui) 與(yu) 文明的繁榮發展。也許，這也是瘟疫為(wei) 文學界帶來的一個(ge) 新的啟示，以及新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