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縣級幹部的職責範疇可謂巨細靡遺，其工作生活之艱辛亦是難以想象的。縣級幹部麵對如此繁重的任務和異常艱苦的生活環境，倘若沒有崇高的精神信仰，叢(cong) 集於(yu) 一身的工作任務實在難以很好開展。其精神信念究竟從(cong) 何而來?隻要關(guan) 注當年中外人士在延安的觀察感受，即不難發現其中的緣由。

　　“共產(chan) 黨(dang) 對幹部的教育十分重視”。

　　一位國統區人士到訪延安後留下了一個(ge) 深刻印象：“共產(chan) 黨(dang) 對幹部的教育十分重視。”在全部教育工作中，幹部教育“應該是第一位的。而在職幹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幹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應該是第一位的”。

　　這位國統區人士的“發現”是精準的。毛澤東(dong) 在陝甘寧邊區縣區長聯席會(hui) 議講話中就曾指出：邊區的縣級幹部與(yu) 各級政府工作人員，都要提高文化程度、政治水平和辦事能力。我們(men) 的口號是：工作!學習(xi) !生產(chan) !一麵工作，一麵學習(xi) ，一麵又要生產(chan) 。

　　1938年12月，《新中華報》發出了“一刻也不要放鬆了學習(xi) ”的號召。邊區民政廳要求在職幹部必須每天抽出2小時學習(xi) 。在甘泉縣，規定縣級幹部一律要參加幹部學習(xi) 組織，保證每天2小時的學習(xi) 時間，各單位必須統一執行。學習(xi) 熱潮隨即開啟，精神信念由此築牢。

　　“到鄉(xiang) 上去照，才能照見那裏還有些灰塵，才能趕快把它洗掉，也隻有到鄉(xiang) 上去挖，才能發現問題的關(guan) 鍵在哪裏，馬上解決(jue) 它”。

　　著名華僑(qiao) 領袖陳嘉庚在延安訪問之後曾說：“縣長概是民選，正式集大多數民眾(zhong) 公舉(ju) ，非同有名乏實私弊。”

　　革命時期通過直接選舉(ju) 的形式任用縣長，其中內(nei) 含的邏輯是縣長由民眾(zhong) 直接選舉(ju) ，自然應該為(wei) 民眾(zhong) 負責。換言之，在縣長的思想理念中，群眾(zhong) 就是他們(men) 的精神信仰。故而凡在一些縣區內(nei) 得不到群眾(zhong) 熱忱擁護與(yu) 反映的，政府就要立即考慮自己工作中是否發生錯誤與(yu) 缺點。如果群眾(zhong) 對政府產(chan) 生冷淡情緒，就要立刻想到政府的領導方麵存在哪些錯誤與(yu) 缺點，或者是政府內(nei) 有不為(wei) 群眾(zhong) 所信任的人存在，或者是政府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不能解決(jue) 人民群眾(zhong) 的困難，或者是政府對群眾(zhong) 沒有說服精神，而采取強迫命令的官僚主義(yi) 架子。

　　其時，縣長的施政效果如何，最終也要在鄉(xiang) 村“照鏡子”。按照黨(dang) 外人士李鼎銘的說法，隻有“到鄉(xiang) 上去照，才能照見那裏還有些灰塵，才能趕快把它洗掉，也隻有到鄉(xiang) 上去挖，才能發現問題的關(guan) 鍵在哪裏，馬上解決(jue) 它。這樣，下情了解了，領導的正確性了解了，工作檢查了，問題就解決(jue) 了，並且由此取得了經驗，作為(wei) 領導和推動全局的根據。”這種辦法在李鼎銘看來，確是“醫治今天我們(men) 政府領導人員的毛病的良方”。

　　“農(nong) 民出身的縣長主要還是處理農(nong) 民的事，這樣比較親(qin) 切”。

　　大公報記者孔昭愷到訪延安後的感受是“農(nong) 民出身的縣長主要還是處理農(nong) 民的事，這樣比較親(qin) 切”。

　　事實正如這位記者所言，陝甘寧邊區的縣長幾乎全是當地農(nong) 民出身。因為(wei) 隻有本地幹部大批成長並且提拔起來了，根據地才能鞏固，黨(dang) 才能在根據地生根。

　　縣長由本地人擔任，無論是語言習(xi) 慣還是生活方式，都有著共同一致的習(xi) 慣特點。同時本地幹部熟悉當地的風土人情，這樣就可以更好地發揮其獨特的作用，更好地開展革命鬥爭(zheng) 與(yu) 經濟建設。

　　對於(yu) 民眾(zhong) 而言，在選舉(ju) 縣長時，因被選舉(ju) 人是本地人，選誰不選誰心裏是比較清楚的。故而最終被選舉(ju) 的縣長，自然在民眾(zhong) 心目中有著相當的威望。也正是由於(yu) 如此，民眾(zhong) 對選舉(ju) 縣長非常認真，隻要召開選舉(ju) 會(hui) ，民眾(zhong) 都會(hui) 敲鑼打鼓慶祝遊行。延長縣在召開選舉(ju) 會(hui) 議時，群眾(zhong) 不僅(jin) 熱烈慶祝，還特地向大會(hui) 送酒食，以體(ti) 現民眾(zhong) 對選舉(ju) 的關(guan) 切。

　　“‘官長’這一類的名詞被人嘲笑，沒有表示階級的徽章，也沒有頭銜”。

　　一位西方記者對延安產(chan) 生了這樣的觀感：“‘官長’這一類的名詞被人嘲笑，沒有表示階級的徽章，也沒有頭銜。每個(ge) 人，連非共產(chan) 黨(dang) 員在內(nei) ，都被叫作‘同誌’。但是表示責任位置的等級，在工作上嚴(yan) 格的保持著。”正如這位西方記者所說，革命時期幹部的精神世界中，諸如“官”這樣的概念，是一個(ge) 極其刺眼的概念。

　　1938年4月初，薄一波和犧盟會(hui) 幹部談話，要求派人到沁縣擔任抗日縣長，犧盟會(hui) 的黨(dang) 員特派員都不願意擔任此職，“他們(men) 認為(wei) 縣長是官，而好人不當官”。犧盟會(hui) 特派員史懷璧開始也不願意去。薄一波隨即指出，革命的目的就是為(wei) 了奪取政權。舊社會(hui) 當縣長認為(wei) 是光宗耀祖的事。現在共產(chan) 黨(dang) 員當縣長是革命的需要，是為(wei) 黨(dang) 的事業(ye) 去當縣長。隨後史懷璧才帶著薄一波送給他的一匹日本大洋馬、一支手槍走馬上任了。

　　《星洲日報》的一位華僑(qiao) 女記者到山西五寨縣政府訪問呂尊周縣長，去後發現縣政府非但沒有以往衙門中“森嚴(yan) 可怕的氣氛”，而且在縣長辦公室內(nei) ，她發現除了辦公桌、椅、兩(liang) 張長板凳和一個(ge) 書(shu) 架之外，其他擺設一無所有。這位記者同他談話時，發現“呂縣長沒有官老爺的臭架子”，與(yu) 其交流甚至“感覺到同自己父親(qin) 談話一般的自然親(qin) 切”。

　　毫無疑問，延安時期縣級幹部的精神信仰，歸根結底是在長期艱苦的革命鬥爭(zheng) 過程中砥礪而成的。革命時期地方幹部的精神信仰在革命的發展成長壯大中所起的作用實在不容低估。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講，我們(men) 黨(dang) 領導革命的勝利，又何嚐不是緣於(yu) 這些地方幹部的勝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