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men) 容易忽略的一個(ge) 事實是，kaiyun官方地址開放以來不止一次上演了依靠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解決(jue) 短期宏觀經濟周期問題的好戲。可以說，裏根的“供給革命”未免誇大，而中國的“供給革命”卻是實實在在的。朱鎔基1998年擔任總理後，就創造了一個(ge) 這樣的絕佳案例。

　　近來備受關(guan) 注的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其源頭來自美國上世紀70年代末的供給學派，美國總統羅納德·裏根曾經采納過這個(ge) 學派的主要政策主張。因而，國內(nei) 不少人覺得，我們(men) 搞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應該借鑒裏根的做法。其實，裏根的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遠沒有大家想象得那麽(me) 成功，而kaiyun官方地址開放30多年卻有著數次成功實施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經驗。因此，我們(men) 應該認真借鑒他國的經驗教訓，但更應當從(cong) 中國現實出發去挖掘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潛力。

　　裏根的“供給革命”

　　“二戰”後，自由派(liberal)意識形態主導美國經濟政策製定。美國政府不斷增加社會(hui) 福利開支，並加強對經濟的管製以抑製壟斷、負外部性等各種市場失靈。政府還相信，采用凱恩斯的充分就業(ye) 政策就能管好經濟，因而頻繁采用擴張性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增長。許多人樂(le) 觀地認為(wei) ，在這些自由派政策下，美國可以從(cong) 根本上防止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悲劇的重演。

　　這些政策伴隨的是美國政府規模的不斷擴張，70年代末聯邦政府總支出占GDP比重達到約25%，相對“二戰”結束時翻了一倍。而對凱恩斯主義(yi) 宏觀經濟政策的過度依賴，導致美國通貨膨脹率從(cong) 60年代中後期就不斷攀升，70年代居然演變成“滯漲”現象，即通貨膨脹率持續高漲，而失業(ye) 率不僅(jin) 沒有像凱恩斯經濟學預測的那樣下降，反而也在不斷上升。

　　“滯漲”現象不僅(jin) 對凱恩斯經濟學構成根本性挑戰，也掀起了社會(hui) 各界對自由派政策的不滿。1980年，持強烈保守主義(yi) 立場的共和黨(dang) 總統候選人裏根以壓倒性優(you) 勢當選為(wei) 美國第40任總統。裏根的施政綱領被外界認為(wei) 反映了供給學派的政策主張，其主要內(nei) 容是：大幅度的減稅計劃、解除對部分行業(ye) 的競爭(zheng) 管製和削減社會(hui) 福利，其中，減稅是核心。其政策目標非常清楚，即縮減政府規模、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幹預。裏根總統在就職演講中宣稱，“政府不是解決(jue) 問題的辦法，政府恰恰就是問題的所在。”

　　裏根上任後，很快就推動國會(hui) 通過《1981經濟複蘇稅法》(俗稱坎普-羅斯減稅法案)，計劃將個(ge) 人所得稅整體(ti) 削減25%(最後實際減稅23%左右)，完成了美國曆史上最大規模的減稅行動。裏根總統一係列令人炫目的政治動作，一下子就把名不見經傳(chuan) 的供給學派推到了聚光燈下，人們(men) 也把裏根的經濟政策稱之為(wei) “供給革命”。

　　很多人誤以為(wei) 供給學派來自美國著名高校經濟係，其實，該學派真正的創始人來自新聞界，其核心人物是《華爾街日報》時任主編羅伯特·巴特萊及副主編裘德·萬(wan) 尼斯基。70年代中後期，這兩(liang) 位主編同常在華盛頓一帶活動的經濟學家拉弗關(guan) 係密切，後者關(guan) 於(yu) 高稅收會(hui) 扭曲激勵進而造成產(chan) 出乃至稅收減少的思想對他們(men) 影響深刻，於(yu) 是，他們(men) 將該思想總結為(wei) “拉弗曲線”並加以發揮。根據他們(men) 的看法，政府減稅並配合各種解除管製政策後，人們(men) 的勞動積極性會(hui) 大增，企業(ye) 也會(hui) 增大投資，這樣產(chan) 品供給就會(hui) 增加；而供給增加會(hui) 引發產(chan) 品價(jia) 格的下降，進而解決(jue) 通貨膨脹問題。萬(wan) 尼斯基將這種新辦法命名為(wei) 供給側(ce) 管理或改革，跟凱恩斯主義(yi) 的需求側(ce) 管理針鋒相對，這套新理論也叫做供給經濟學。

　　供給經濟學實際上是一係列政策主張的集合，並沒有紮實的學理基礎，其思想根源可能來自美國學院派經濟學中一個(ge) 叫做作新公共財政理論的流派。這個(ge) 流派的領袖是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馬丁·費爾德斯坦，他們(men) 多年來一直在研究美國一些種類的稅收對人們(men) 工作熱情、家庭儲(chu) 蓄和企業(ye) 投資的抑製作用。由於(yu) 理念相近，所以，費爾德斯坦等人也開始使用供給經濟學、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供給側(ce) 管理等詞匯宣傳(chuan) 自己的理論和主張。1982年至1984年，費爾德斯坦還擔任裏根政府的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hui) 主席，他因而被公眾(zhong) 視作最大牌的供給學派經濟學家。

　　但是，費爾德斯坦等人跟供給學派還是有差別的，他隻是謹慎地講減稅和去管製政策可以改進激勵，進而提高效率促進社會(hui) 福利，並沒有說馬上就可以拉動GDP增長，更沒有說可以解決(jue) 當時最頭疼的“滯漲”問題。但是，後麵這些立竿見影的效果，恰恰就是供給學派強調的重點。不僅(jin) 如此，他們(men) 還宣稱，大規模減稅不會(hui) 加重財政赤字問題，因為(wei) 減稅會(hui) 增加產(chan) 出進而增加稅收。

　　如果這些驚人論斷隻是政客和評論家的侃侃而談，估計不會(hui) 引起太大注意，但這些話居然反複出現在一些重要的政府文件中，就不能不引人注目了。大家都睜大了眼睛，準備一睹裏根“供給革命”的神奇效果。

　　然而，事實卻是，直至裏根總統1989年卸任，美國經濟雖取得溫和增長，個(ge) 別年份(如1984年)還相當強勁，但是，勞動供給、家庭儲(chu) 蓄、企業(ye) 投資、生產(chan) 率都沒有明顯變化，連費爾德斯坦也不得不尷尬地承認，減稅等政策在改進激勵方麵證據微弱。很多人批評裏根任內(nei) 根本就沒有發生什麽(me) “供給革命”。不過，費爾德斯坦也會(hui) 辯解說，這些政策見效本來就需要很長時間，他從(cong) 來沒說過馬上就有效果。他還指責供給學派活躍者們(men) 是一群浮誇的“激進分子”。此後，費爾德斯坦再也不以供給學派經濟學家自居了。

　　裏根任內(nei) ，美國“滯漲”問題基本得到解決(jue) ，這也是裏根有著超高人氣的關(guan) 鍵原因。但是，解決(jue) 通貨膨脹問題，主要得益於(yu) 時任美聯儲(chu) 主席沃克爾采用強硬的貨幣緊縮政策。在反通脹鬥爭(zheng) 中，貨幣主義(yi) 和理性預期學說都出盡了風頭，也有部分人認為(wei) 凱恩斯經濟學發揮了更關(guan) 鍵的作用，但顯然沒有供給經濟學什麽(me) 事。

　　更為(wei) 人詬病的是，裏根任內(nei) 聯邦政府財政赤字大幅膨脹，占GDP比重提高了一倍以上，超級大國美國一舉(ju) 淪為(wei) 全球最大債(zhai) 務國。許多經濟學家認為(wei) ，裏根任內(nei) 的經濟增長是複蘇性質的，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是其催化劑。1981年的諾獎得主詹姆士·托賓曾嘲諷道，裏根的經濟學不過是一幫打著反凱恩斯旗號的醫生開出的一堆凱恩斯式的需求刺激補藥，卻非要偽(wei) 裝成供給經濟學的狗皮膏藥。

　　可能意識到減稅沒有預料中的效果，裏根後來推出其1986年稅改法案時，重點轉向減少扭曲，不再追求整體(ti) 減稅了，“供給革命”基本偃旗息鼓。90年代後，老布什和克林頓總統先後加稅，供給經濟學逐漸淡出了人們(men) 的記憶。

　　裏根的“供給革命”，就其本意而言，是希望減少政府對經濟的過度幹涉以改善微觀效率，進而解決(jue) 供需失衡的短期宏觀經濟問題。但是，從(cong) 微觀效率改進到宏觀產(chan) 出增長，中間還有漫長的傳(chuan) 導過程，難以產(chan) 生裏根期待的立竿見影的效果。而且，裏根及其支持者可能對當時美國的微觀經濟扭曲程度估計得過於(yu) 嚴(yan) 重。或許這就是裏根的“供給革命”雷聲大雨點小的根源。

　　朱鎔基的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

　　朱鎔基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和總理期間，在江澤民和其他領導人的堅定支持和配合下，大刀闊斧地推進了中國經濟體(ti) 製改革和對外開放。當時，國內(nei) 還沒有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概念，但是，朱鎔基的某些改革舉(ju) 措算得上貨真價(jia) 實的“供給革命”。

　　朱鎔基麵臨(lin) 的是一個(ge) 從(cong) 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經濟體(ti) ，他不僅(jin) 需要重塑政府與(yu) 市場的關(guan) 係，還得對龐大而低效的國有企業(ye) 實施改革和重組。朱鎔基還加快了中國的對外開放步伐，並力促中國於(yu) 2001年加入了WTO。這些改革，在改善供給端微觀生產(chan) 效率方麵發揮了巨大作用，影響深遠，國內(nei) 外有大量研究可以證實這點。然而，這些改革更具有基礎性，旨在釋放長期經濟增長潛力，雖然也是在供給端著力，但並不是原初意義(yi) 上的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是供給經濟學的專(zhuan) 有詞匯，供給學派推出這個(ge) 概念是為(wei) 了對抗乃至取代凱恩斯經濟學的需求側(ce) 管理。眾(zhong) 所周知，凱恩斯的需求側(ce) 管理是調節宏觀供需失衡、熨平經濟周期的利器，因而，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是個(ge) 宏觀經濟學的概念，是為(wei) 解決(jue) 短期經濟周期問題而生的。“裏根革命”想做的就是這類典型的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隻是失敗了。它證明裏根的減稅和去管製等改革舉(ju) 措，並不具備供給學派宣傳(chuan) 的解決(jue) 短期宏觀經濟周期問題的能力。

　　人們(men) 容易忽略的一個(ge) 事實是，kaiyun官方地址開放以來不止一次上演了依靠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解決(jue) 短期宏觀經濟周期問題的好戲。可以說，裏根的“供給革命”未免誇大，而中國的“供給革命”卻是實實在在的。朱鎔基1998年擔任總理後，就創造了一個(ge) 這樣的絕佳案例。

　　90年代中後期，中國告別短缺經濟，大部分製造業(ye) 出現產(chan) 能過剩問題，中國經濟增速明顯下滑。1997年，東(dong) 南亞(ya) 金融危機爆發，中國周邊國家紛紛發動競爭(zheng) 性貨幣貶值，這對中國產(chan) 品出口形成強烈衝(chong) 擊，並直接導致經濟增速連續兩(liang) 年跌破8%。那時，社會(hui) 各界普遍預期中國以後難以再現高增長榮景，增速隻會(hui) 越來越低，悲觀氣氛跟當今中國有些類似。

　　1998年7月3日，國務院下發《關(guan) 於(yu) 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製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決(jue) 定從(cong) 1998年下半年開始停止住房實物分配。該通知為(wei) 市場化的商業(ye) 機構取代政府成為(wei) 城鎮居民住房的主體(ti) 供給者掃清了最後障礙，將探索了十多年的城鎮住房製度改革推入收官階段。這項改革的震撼力如今已被我們(men) 所認識：1998年房地產(chan) 投資占GDP比重約在4%左右，而到了2004年該比重飆升至8%，幾乎以一己之力將中國GDP重新推回10%以上的超高速增長。2005年後，淨出口對GDP的拉動作用突然大幅度增強，而政府又開始調控過熱的房地產(chan) 市場，房地產(chan) 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才暫時有所減退。

　　90年代中後期，政府曾將鋼鐵等重化工業(ye) 定性為(wei) 嚴(yan) 重產(chan) 能過剩行業(ye) ，嚴(yan) 厲壓縮其基建投資規模。沒有想到的是，由於(yu) 房地產(chan) 市場強勢啟動，鋼鐵等重化工業(ye) 產(chan) 品突然從(cong) 過剩變成短缺，價(jia) 格連年暴漲，居然成為(wei) 新世紀初葉中國最炙手可熱的產(chan) 業(ye) 。2000-2007年大概是kaiyun官方地址開放以來持續時間最長的經濟繁榮期，而這段黃金期至少前半段的首功當推房地產(chan) 業(ye) 。

　　為(wei) 何中國的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能夠產(chan) 生裏根的“供給革命”難以企及的巨大效果呢？原因是中國此前存在源於(yu) 計劃經濟體(ti) 製的嚴(yan) 重的扭曲性製度安排，筆者曾在一篇名為(wei) 《供給抑製政策下的中國經濟》(2014年《經濟研究》第7期)的論文中稱之為(wei) “供給抑製政策”。該政策的含義(yi) 是，中國居民存在著對某些商品和服務的有效消費需求，但是，在各種限製性製度下，商業(ye) 資本卻難以進入這些商品和服務的供給領域，導致供給嚴(yan) 重不足，潛在的有效需求無法得到滿足。福利分房製度就是一種典型的供給抑製政策。1998年之前，中國城市居民並不缺乏購房需求，而是低效的行政供給體(ti) 係根本無法提供足夠多的住房。住房市場化改革為(wei) 商業(ye) 機構取代政府來供給住房掃清了障礙，破除了房地產(chan) 市場的供給抑製政策，潛在的住房消費需求立刻就被激活。由於(yu) 這一市場體(ti) 量龐大，政策鬆綁很快就解決(jue) 了中國90年代末的產(chan) 能過剩問題，對宏觀經濟增長產(chan) 生了立竿見影的效果。

　　其實，1998年之前，中國也不乏依靠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解決(jue) 短期宏觀經濟問題的案例。比如改革開放之初，中國輕工業(ye) 產(chan) 品普遍短缺，而政府主導的國有工業(ye) 體(ti) 係卻無力供給足夠的輕工業(ye) 產(chan) 品。於(yu) 是，政府放開準入限製，大量的鄉(xiang) 鎮、私營、外資乃至地方國有企業(ye) 紛紛湧入輕工行業(ye) ，相關(guan) 產(chan) 業(ye) 立刻出現供需兩(liang) 旺的繁盛景象，這是理解中國80年代經濟增長周期的重要邏輯。

　　在中國從(cong) 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不同領域的供給抑製政策得到糾正和革除的進程並不一樣。在供給抑製政策基本消除的領域，商業(ye) 資本大量湧入，生產(chan) 能力快速擴張，很容易出現產(chan) 能過剩問題；而在其他依然受製於(yu) 供給抑製政策的領域，產(chan) 品供給則嚴(yan) 重不足，大量有效需求無法得到滿足。針對那些有效需求得不到滿足的領域深化改革，著力破除供給抑製政策，大幅度降低準入門檻，可以快速釋放有效需求，並通過上下遊的帶動作用產(chan) 生需求放大的乘數效應，最終推動周期性產(chan) 能過剩問題的解決(jue) 。這就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數次實施成功的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基本經驗。

　　我們(men) 需要什麽(me) 樣的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發達國家對中國出口產(chan) 品的需求急劇萎縮，導致中國淨出口占GDP比重從(cong) 9%的高位一下子跌落到3%以下，直接引發中國經濟增速大幅度下滑。為(wei) 應對衝(chong) 擊，2009年，中國政府啟動了俗稱“四萬(wan) 億(yi) ”的大規模凱恩斯主義(yi) 需求刺激政策，重新將經濟拉回到兩(liang) 位數增長。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凱恩斯主義(yi) 需求刺激的負麵作用也逐步顯現，於(yu) 是，中國政府轉而采取相對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在此背景下，2012年中國GDP增速再次跌破8%，今年更是跌破7%，中國進入類似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以製造業(ye) 產(chan) 能過剩為(wei) 主要特征的經濟下行期。

　　今年11月，中央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要著力加強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隨後，國務院相關(guan) 部門為(wei) 落實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先後出台《關(guan) 於(yu) 加快發展生活性服務業(ye) 促進消費結構升級的指導意見》和《關(guan) 於(yu) 積極發揮新消費引領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給新動力的指導意見》等文件。顯然，中央提出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是希望通過供給側(ce) 的改革和創新帶動需求擴展，彌補凱恩斯主義(yi) 需求管理政策的不足，從(cong) 不同維度擴大社會(hui) 有效需求，共同推動周期性產(chan) 能過剩問題的解決(jue) ，緩解經濟下滑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