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文體(ti) 也是有其“生命”的，總體(ti) 看也在發展變化，需要不斷吐故納新、磨合再造。不過，文體(ti) 發展會(hui) 經曆不同的時期，有時以守成平穩為(wei) 主，有時卻以創新求變為(wei) 主。當曆史來到通常所說的“近代”，即鴉片戰爭(zheng) (1840)至“五四”運動(1919)期間，中國社會(hui) 進入了一個(ge) “古今交合”並逐步走向“現代”的過渡時期。在這個(ge) 曆史時期裏，文學也和社會(hui) 一樣發生了許多變化，文學思潮和文學創作都出現了新的動向，並且在文體(ti) 的理論與(yu) 實踐上體(ti) 現了出來。

　　文體(ti) 作為(wei) 一種文化存在方式，是指一定的話語係統所形成的文本體(ti) 式，它是由敘述話語、結構模式、作品類型等因素構成的文學審美風範。文體(ti) 不但是一種表現形式，而且是作家精神特性的表現。在文體(ti) 理論層麵，近代意義(yi) 上的“文學革命論”非常引人注目，彰顯著近代文人對文體(ti) 創新的強烈渴望與(yu) 自覺追求。其中，緊扣詩歌、散文、小說和戲曲四大文體(ti) ，近代文學先驅提出了著名的“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和“戲曲改良”等主張，切實推動了幾大文體(ti) 的創新與(yu) 嬗變，並呈現出較為(wei) 鮮明的中介特征。

　　“詩界革命”的提倡，開啟了近代詩歌變革尤其是詩體(ti) 變革的旅程。在這一詩歌改革思潮中，近代許多優(you) 秀的感時憂國的詩人都參與(yu) 了“詩界革命”，並作出了自己的貢獻。黃遵憲在《雜感》(1868)中就提出了“我手寫(xie) 我口，古豈能拘牽”的詩歌改革主張，並且在詩歌形式上進行了相當自覺的創作實踐。夏曾佑、譚嗣同和梁啟超等也積極跟進，在近代詩歌變革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善於(yu) 思考和表達的梁啟超更是竭力推動，在《夏威夷遊記》《飲冰室詩話》《亡友夏穗卿先生》等著述中，進一步提倡和彰顯著帶有理想色彩的“詩界革命”;不僅(jin) 要創作“新詩”以開通民智，而且在嚐試近代詩歌文體(ti) 探索方麵也付出了很大努力。他主張詩歌要融入“新意境”“新語詞”，並化入“古人之風格”。其他詩人如丘逢甲、馬君武、蘇曼殊、寧調元等也聞風而動，以“詩界革新”的言說與(yu) 實踐呼應著“詩界革命”。柳亞(ya) 子、高旭、秋瑾與(yu) 周實等也都努力嚐試新體(ti) 詩歌創作，具體(ti) 呈現彼時的新思想、新意境。但整體(ti) 看來，近代詩歌在詩歌體(ti) 式方麵仍隻是有限度的革新，筆者曾在《中國近代詩歌史論》(1995)中指出：近代詩歌多呈現“舊瓶裝新酒”的形態和體(ti) 式，由此表明近代詩體(ti) 的變革還隻是過渡性的“中介”形式的，與(yu) “五四”時期白話詩、自由體(ti) 詩相比還不夠“革命”，卻是後起的白話詩、自由體(ti) 詩的先導與(yu) 基礎。

　　“文界革命”的提倡主要來自於(yu) 梁啟超。梁氏具有整體(ti) 性質的文體(ti) 革新意識，他在19世紀末就提出了一係列文體(ti) 創新主張，其中就包括了他明確提出的“文界革命”主張。他認為(wei) ，散文在內(nei) 容和形式方麵都應該進行一次亙(gen) 古未有的改革。認為(wei) 新體(ti) 散文創作應該衝(chong) 決(jue) 傳(chuan) 統古文諸多文法的桎梏，依循“文界革命”提出的理論進行廣泛的文體(ti) 創新。他個(ge) 人在改革散文的實踐方麵也非常積極。眾(zhong) 所周知，梁啟超是近代非常重視媒體(ti) 作用的文化名人，他的言論通過近代傳(chuan) 播媒介(主要是報刊)確實產(chan) 生了非常廣泛的影響，他的新文體(ti) 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適應報刊媒體(ti) 的產(chan) 物。他主張要積極借鑒“歐西文思”，會(hui) 通古今中外，同時對散文的文體(ti) 形式提出了更為(wei) 前衛的主張。如在散文語言改革方麵，竭力主張言文合一，倡導俗語文學，要求語言表達要通俗曉暢，這對後來白話文學熱潮的形成有著最為(wei) 直接的影響。他自己在散文創作實踐上也努力踐行“文界革命”的主張，並形成了雄放雋快、激情洋溢、廣有影響的文風，被時人視為(wei) “新文體(ti) ”的範文。梁啟超的新文體(ti) 觀念與(yu) 散文創作在近代散文發展轉型中無疑是具有代表性的，也有力促進了各體(ti) 文章的寫(xie) 作向現代散文創作的嬗變和轉型。

　　“小說界革命”的提出和實踐，在近現代文學史上特別引人注目，也最具有“革命”的意味。梁啟超在這方麵也有倡導之功。他在《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論小說與(yu) 群治之關(guan) 係》等文中，相當充分地闡述了他的小說界革命觀。尤其是他在1902年發表的《論小說與(yu) 群治之關(guan) 係》一文，被學界普遍視為(wei) 正式開啟“小說界革命”的標誌性論文，對變革小說文體(ti) 以及內(nei) 容表達有著經典性的闡述。梁啟超在許多方麵都是名副其實的“改良派”，但在小說理論表達上卻是相當徹底的革命者。在當時依然普遍輕視小說文體(ti) 的時代語境中，是他竭力高抬小說這一傳(chuan) 統意義(yi) 上的低賤文體(ti) ，使之由“小說”變為(wei) “大說”，從(cong) 而逐漸擺脫鄙俗乃至惡俗之弊，登上了大雅之堂，變為(wei) 文壇令人矚目的文體(ti) ，甚至被視為(wei) “文學之最上乘”。這種文體(ti) 革命性的成果直到今天乃至很久以後的未來都會(hui) 被珍視，並有無數小說作家積極地承傳(chuan) 和弘揚，創作了具有嶄新麵貌的“新小說”。

　　“戲曲改良”在近代也浮出地表，並呈現出新的風貌。史料顯示，梁啟超在倡導“小說界革命”時業(ye) 已兼顧了戲曲，認為(wei) 小說戲曲的改良勢在必行，戲曲具有自己的特色和優(you) 越性。他在《劫灰夢》傳(chuan) 奇中說福祿特爾(即伏爾泰)編劇本以求振興(xing) 民族精神，就借此闡明了戲曲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在《小說叢(cong) 話》中則指出戲曲的“唱歌與(yu) 科白相間”，可淋漓盡致地展示人物的性格與(yu) 行動，通過各種戲曲表現方式包括“任意綴合諸調”亦可表達“自由之樂(le) ”。近代許多熱衷於(yu) “戲改”的倡導者們(men) 大都非常看重戲曲的教育功能，強調戲曲在啟蒙開智、興(xing) 邦建國中可以發揮很大的社會(hui) 影響作用。如梁啟超、陳去病、天修生、陳獨秀等都強調戲曲的社會(hui) 功能，認為(wei) 戲曲作為(wei) 一種舞台藝術，具有更加直觀的形象化的特點，有形有聲有色，“雖聾得見，雖盲可聞”，有現場感，能夠感染觀眾(zhong) ，故應大力提倡。陳獨秀在《論戲曲》中甚至空前強化了戲曲的宣傳(chuan) 功能，特別提出“采用西法”“戲中有演說”等觀點，雖然有倡導概念化之弊，客觀上卻也有推動戲曲變革，並進一步走向民眾(zhong) 的作用。

　　總體(ti) 看，近代文學文體(ti) 確實出現了比較全麵的嬗變，四大文體(ti) 都有一些“革命性”的變化，且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取得了可觀的進展;同時也都體(ti) 現了承前啟後的中介特征，在文體(ti) 的古今演變過程中發揮了“橋梁”作用。近代文體(ti) 的“中介特征”主要體(ti) 現在四個(ge) 方麵：其一是曆史性的“承上”，即對古代文體(ti) 自然而然的繼承，前述詩歌、散文、小說與(yu) 戲曲四大文體(ti) 都是依托既有的古代文體(ti) 進行實質性改良的，根本做不到另起爐灶，這大概也是學術界習(xi) 慣上仍將近代文學納入“古代文學”大格局的內(nei) 在原因。其二是過渡性的“啟下”。近代文學發展包括文體(ti) 嬗變的意義(yi) 是指向現代的，具有指向當下、開啟未來的價(jia) 值取向。有學者稱“沒有晚清何來五四”，這話語既有思想史的“現代性”意義(yi) ，其實也有文體(ti) 史的“現代性”意義(yi) 。比如詩歌的近代化，無論在內(nei) 涵還是形式方麵都帶有過渡性的特征，各種詩體(ti) 有限度的嚐試包括口語化、新語句的采用，啟發了後來者可以進行更多的詩歌藝術探索。其三是與(yu) 時俱進的“載道”。古代文學的“文以載道”作為(wei) 一種強大的傳(chuan) 統或“文心文道”，到了近代也隻是在體(ti) 式上有所嬗變更新，在“載道”功能上依然受到重視，四大文體(ti) 甚至被賦予更多的教育功能和社會(hui) 使命。文體(ti) 所載的“古道”可以被置換為(wei) “新道”，但仍是“舊瓶裝新酒”，新舊交合或雜糅的形態也別具魅力，也可以沁人心脾。其四是古今中外的“磨合”。文學發展和文體(ti) 嬗變都與(yu) 特定時代以及文化環境密切相關(guan) 。中國近代的主要特征之一是“被動性開放”，在中西文化衝(chong) 突交融、古今文化嬗變會(hui) 通的背景下，外來文化與(yu) 傳(chuan) 統文化的遭遇促發了“文化磨合”現象，也助成了“文化磨合”思潮的潛滋暗長，對近代文體(ti) 的創化產(chan) 生了非常直接的影響。比如在散文、小說和戲曲的變革過程中，外國文藝的譯介和西方媒介(報刊)傳(chuan) 入的影響就極為(wei) 明顯，在眾(zhong) 多文學文本中都可以“析出”古今中外的文化元素，都可以看到具有近代特征的“文化配方”以及具有磨合痕跡的文句和故事。

　　總之，中國近代文體(ti) 畢竟發生了明顯變化，客觀上也推進了中國文學的發展，並開啟了中國文學進入“大現代”建構的旅程，而這個(ge) 旅程最引人注目也最耐人尋味的則是近代文人上下求索的“文體(ti) 革命”訴求和難能可貴的創作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