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動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新一輪改革與(yu) 政策創新中，第三方評估體(ti) 係將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當前我國公共政策評估正處於(yu) 新的曆史時期。一係列重大改革的政策評估不僅(jin) 有助於(yu) 決(jue) 策者反思並修正相關(guan) 領域政策，而且還有利於(yu) 完善國家重大決(jue) 策機製，使之更加科學化和民主化。例如，十八屆五中全會(hui) 提出“全麵放開二孩”計劃生育政策，很大程度上也是基於(yu) “單獨二孩”生育政策評估的理性的動態政策調整。

　　但是，不容忽視的是，現行第三方評估體(ti) 係還存在著諸多問題。學界已經就第三方評估體(ti) 係中存在的政府績效信息公開不足、製度和機製不健全等問題開展了不少研究。這些研究主要關(guan) 注第三方評估體(ti) 係中的政府責任，卻忽視了第三方評估機構的自身能力建設。第三方評估機構應注重政策評估理念和方法創新，提升政策評估能力，保證第三方政策評估的專(zhuan) 業(ye) 性。

　　注重不同階段評估的差異性

　　政策評估機構（主要由各類智庫組成）參與(yu) 政策評估，因其介入政策過程的節點不同表現出顯著的階段差異性。除了目前廣為(wei) 采用的智庫介入到政策執行後的事後績效評估外，智庫既可以介入到政策製定時政策方案擇優(you) 的事前評估，也可以介入到政策執行環節以監控、指導、反饋、修正為(wei) 主導的事中評估。每個(ge) 階段的差異性對智庫的政策評估能力提出不同的要求。

　　事前政策評估側(ce) 重政策方案的可行性擇優(you) 分析。比如以成本—效益分析為(wei) 基準的經濟可行性，以社會(hui) 風險分析和利益權衡為(wei) 基準的政治可行性，以組織資源—動員能力、項目管理為(wei) 基準的管理可行性等。事前政策可行性評估的關(guan) 鍵是預測。以雲(yun) 計算、物聯網、海量數據挖掘為(wei) 代表的大數據技術，為(wei) 政策模擬仿真試驗提供數據支撐，可以有效提升評估預測的準確度。

　　事中政策評估側(ce) 重對政策執行狀況的監督、檢查，對執行現狀與(yu) 階段性目標的“預期—差距”評估，並據此提出指導意見或者下一步執行方案修正的建議。事中政策評估可以及時發現政策執行可能出現的“負效應”或非預期結果的“苗頭”。結合公共政策評估信息數據庫建設，政策執行數據的實時采集和預警監控將成為(wei) 事中政策執行評估的關(guan) 鍵。

　　事後政策評估側(ce) 重於(yu) 政策執行後的績效目標實現情況、政策執行對象的滿意程度測量和政策執行績效差距的原因分析。事後政策評估，應突出政策績效差距形成的因果機製，而不僅(jin) 僅(jin) 是對績效差距進行評價(jia) 排名。理解智庫參與(yu) 第三方評估不同階段的側(ce) 重點差異，有助於(yu) 智庫在政策評估能力建設方麵做好規劃，在不同的階段選擇不同的政策評估“工具箱”。

　　注重預期結果和非預期結果評估相結合

　　公共政策評估既包括預期目標結果的評估，也包括非預期結果的評估工作。中國公共政策執行中普遍存在的政策執行阻滯、政策變通執行等現象，使得公共政策實際執行結果總是會(hui) 偏離政策目標。在此情景下，第三方評估應注重預期結果和非預期結果評估相結合。

　　公共政策的預期結果主要指對預先設定的政策目標的實際執行結果的評價(jia) 。對公共政策預期結果的評估，是當前我國第三方政策評估的主要工作。預期結果評估往往據此評定等級，公開發布或內(nei) 部通報績效排名，並以排名為(wei) 依據對政策執行對象進行獎懲製度。

　　現行政策評估往往側(ce) 重於(yu) 采集政策預期結果的目標、指標數據，而將忽視對非預期結果的調查。產(chan) 生公共政策的非預期後果的主要原因是在政策製定過程中，決(jue) 策者對政策問題發展趨勢的考慮不夠周全，導致政策執行後出現意想不到的結果。比如地方政府實施經濟發展戰略導致環境破壞等非

　　預期後果。又比如，煤礦私有化政策原本是為(wei) 了解決(jue) 國有企業(ye) 效率低下和國有礦產(chan) 開采“公地悲劇”問題，但卻導致礦難事故增加。當然，有些政策非預期後果也可能是正麵的，比如有學者發現中國多年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使中國不同性別之間的社會(hui) 地位更加平等。對這些非預期結果的評估可以幫助決(jue) 策者反思政策方案、完善決(jue) 策體(ti) 係，推動政策評估向決(jue) 策者的良性反饋。

　　注重因果機製的識別方法

　　現階段我國政策評估的方法和工具以層次分析、數據包絡分析等方法為(wei) 基礎，建立“指標—權重”型綜合績效評價(jia) 模型。然而，政策評估的重要功能在於(yu) 識別政策效果的因果機製，為(wei) 下一步的政策過程優(you) 化指明方向。而識別政策評估因果機製的核心邏輯是反事實推斷。

　　反事實推斷是指在假設與(yu) 事實相反的情況下判斷預期的結果是否仍會(hui) 發生的一種邏輯思維過程，以確定關(guan) 鍵政策幹預與(yu) 結果之間是否存在真正的因果關(guan) 係。反事實推斷是社會(hui) 科學中因果機製識別的基本方法論哲學和研究設計邏輯之一。以反事實推斷為(wei) 方法論基礎，計量經濟學最近幾十年已經發展出倍差分析法（DID）、傾(qing) 向值匹配（PSM）、準自然試驗、合成控製法等方法和模型，近年來被引入到公共政策分析中，用於(yu) 識別政策影響及因果機製。西方學術界和智庫較早將此作為(wei) 主流的政策影響評價(jia) 方法，應用於(yu) 學術研究和智庫政策評估報告中。如西方學者曾對歐盟財政政策、美國環境政策、美儲(chu) 政策展開的因果機製識別層麵的政策評估研究。

　　但是，當前我國第三方政策評估機構在實踐中還較少使用上述方法。可能的原因既與(yu) 智庫自身的研究方法更新緩慢有關(guan) ，也與(yu) 這些研究方法對數據的較高要求導致的可操作化難度有關(guan) 。因此，在第三方評估工作中，一方麵，我國應致力於(yu) 提升第三方政策評估機構的研究能力；另一方麵，政府應該加強第三方評估製度體(ti) 係建設，規範第三方評估流程，建立政策過程的全流程信息數據庫，為(wei) 第三方政策評估機構的政策評估理念和方法創新創造條件。■

　　（執筆人：朱旭峰韓萬(wan) 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