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製度優(you) 勢轉化為(wei) 治理效能是我國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命題。此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展示出的“新治理”與(yu) “舊工具”交織的治理效能轉化特征。政策工具在疫情防控中發揮出了積極作用，但也存在著諸多不完善的地方。以現代化治理手段促進社會(hui) 治理政策工具效應的發揮，就要實現“新”與(yu) “舊”的有機結合和互相促進。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全國上下積極響應，社會(hui) 力量得到極大動員，展示出了中國製度強大的治理效能轉化能力。在治理現代化的進程中，“新治理”要求不斷提升創新，也要麵臨(lin) 諸多現實挑戰，既需要“舊工具”來補位，又要不斷提升和改進“舊工具”。

　　疫情防控政策工具展現出“新治理”特征，效果顯著

　　“新治理”是指在治理中采取與(yu) 現代化治理要求相適應的政策工具。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大量政策措施，體(ti) 現出“新治理”的特征，發揮了積極明顯的政策效果。主要有：一是注重發揮聯防聯控的互動機製。針對疫情爆發時期醫療資源短缺的問題，政府部門間建立起聯動機製，確保醫療資源的有效整合應用，國家提供財政、技術和科學應用，建立疫情應對的強大基礎。針對傳(chuan) 染病蔓延迅速的特征，及時整合力量進行區域防控。二是注重新技術性工具的應用。大數據、新媒體(ti) 等大量新技術性工具在疫情防控中得到充分使用。人工智能、大數據在篩選確診接觸人員中作用明顯;微信、抖音等新媒體(ti) 在宣傳(chuan) 疫情防控措施、防止謠言擴散方麵效果顯著;新聞發布會(hui) 、12345熱線等成為(wei) 連接政府與(yu) 公眾(zhong) 之間的重要平台。三是注重人文關(guan) 懷。注重以人為(wei) 本，製定政策以保障疫情防控區群眾(zhong) 的衣食住行，在防疫同時注重保民生，確保物價(jia) 不出現大幅度上漲，極大地保證應急物資需求和人民生活的穩定。四是注重超前應對。在積極應對疫情防控的同時，對可能遇到的經濟增速下滑挑戰做了充分的政策考量，並迅速頒布出台支持經濟發展的稅收減免、財政支持等產(chan) 業(ye) 政策措施。五是注重精準施策。根據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對疫情防控提出的“堅定信心、同舟共濟、科學防治、精準施策”的要求，隨著防控形勢的推進，及時調整政策聚焦重點。針對不同地區疫情狀況，提出重點與(yu) 非重點地區的分類施策，強調對非疫情防控地區實行分區分級精準防控，統籌疫情防控與(yu) 經濟社會(hui) 秩序恢複齊頭並進。

　　疫情防控中的“舊工具”也有新表現，但仍需提升

　　“舊工具”主要指在以往的行政管理中，政府采用的傳(chuan) 統的、習(xi) 慣性的政策方法。在本次疫情防控中，尤其是在基層農(nong) 村社區防控中，一些“舊工具”得到廣泛運用。這些傳(chuan) 統工具表現出了積極的效果，能夠在短時期內(nei) 進行有效的動員，但也存在亟待完善的地方。一些基本做法體(ti) 現在：

　　一是沉澱到底的基層動員。防控在基層，基層社會(hui) 和民眾(zhong) 的動員是疫情防控的重點環節。本次疫情防控中，各級政府積極動員，以市縣、社區、村居等為(wei) 單位，采取了斷路、封村、懸掛宣傳(chuan) 標語、喇叭廣播、入戶調查、電話訪問等一係列傳(chuan) 統政策措施。這些被稱為(wei) “簡單粗暴”“硬核”的政策措施，也存在合法性不足、越界使用問題，飽受爭(zheng) 議。

　　二是超額激發的工作強度。不僅(jin) 社區人員、物業(ye) 人員參與(yu) 一線防控，也號召了大量的基層公務員下沉社區，發動群眾(zhong) ，盡管措施簡單，效果卻十分明顯，起到了迅速遏製疫情擴散的作用。當然，也存在著人浮於(yu) 事、實質輕於(yu) 形式等問題。例如，大量從(cong) 疫區流到各地的人員在病發時才被發現，就證明了簡單排查方式存在漏洞。對一線人員的保護措施也不到位，多地已有多名民警、輔警、公務員、社區工作人員等在工作崗位上不幸殉職。

　　三是相對簡單的應對裝備。戰鬥在一線的許多“非醫”工作人員在物資保障、專(zhuan) 業(ye) 知識等方麵處於(yu) 明顯劣勢。疫情期間，“非醫”工作人員承擔著繁重的防控任務，事情繁多且工作強度大，加之防控初期保障條件較差以及專(zhuan) 業(ye) 知識的缺乏，一線“非醫”工作人員的自我防護能力較差。動員大量人員參與(yu) 疫情防控的同時，對一線人員的防護裝備的配置存在不完善的情況，如物業(ye) 人員在簡單口罩保護下執行體(ti) 溫測量任務的情況引起關(guan) 注。

　　四是執行與(yu) 落實中的錯位與(yu) 形式化。疫情防控中，各地紛紛響應，迅速投入到防控工作中，卻表現出缺乏製度性安排、各自為(wei) 戰的特征。例如，啟動一級響應後，各地采取的政策措施呈現出多樣化特點，並沒有製度化、統一化、精確化的有序展開，政府、社會(hui) 、公民分別要采取什麽(me) 行動，都不是很明確。武漢捐贈物資分配的失控和地方政府之間試圖扣押防疫物資就是很好的證據。基層防控被“重複填表、紮堆檢查”所累的狀況也一定程度存在，等等。

　　此次疫情防控是對我國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新治理”的理念和政策工具的綜合應用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在突如其來的疫情麵前，一些新的挑戰也顯得更加急迫。如“新治理”工具使用中也存在著諸如“信息孤島”阻礙大數據工具作用發揮，大數據工具使用並不充分，一線人員個(ge) 人素養(yang) 阻礙新技術效應發揮，人文關(guan) 懷對部分人群還存在缺位等一係列問題。如很多武漢流出人員在病發時才被發現，未被大數據等新技術監控到;基層人員缺乏專(zhuan) 業(ye) 知識，網格化治理手段作用未充分發揮;在關(guan) 懷本轄區居民的同時，個(ge) 別地區存在拒絕外地租戶返程的情況，等等。

　　如何更加充分地發揮社會(hui) 力量的作用，完善治理格局，也成為(wei) 社會(hui) 關(guan) 注的焦點。此次疫情防控中政府占主導，發揮了關(guan) 鍵性作用。疫情防控需要社會(hui) 整體(ti) 動員、同舟共濟，社會(hui) 組織的積極參與(yu) 、社會(hui) 公眾(zhong) 的愛心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仍舊存在缺少參與(yu) 途徑、參與(yu) 不夠規範、協調性不足等問題。同時部分公眾(zhong) 社會(hui) 責任感差、公共意識不足等也有比較多的呈現。社會(hui) 組織、公眾(zhong) 的參與(yu) 度相對不高，社會(hui) 力量廣泛發動性差，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一係列政策效果的發揮。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和應對，是對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的一次重大的考驗，也給我們(men) 帶來了新的思考。麵對治理現代化進程中“新治理”和“舊工具”交織的特征，要實現製度優(you) 勢到治理效能的轉化，以現代化的治理手段促進社會(hui) 治理政策工具效用的發揮，既需要創新政策工具，探尋新治理的方向，又需要分析“新治理”和“舊工具”的優(you) 缺點，不斷優(you) 化，實現“新”與(yu) “舊”的有機結合和互相促進，最終達到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