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各級財政及時出台一係列財稅政策措施，對加強重點防控物資保障供應，強化醫務人員激勵保障，對企業(ye) 和個(ge) 人給予稅收優(you) 惠，支持加快恢複生產(chan) 生活秩序，政策效應日趨顯現。應急管理是人類社會(hui) 發展麵臨(lin) 的共同挑戰。進入新世紀以來，全球應急突發事件頻繁發生。突發公共事件高頻次、大規模發生，影響範圍廣，破壞程度重。健全完善財政政策支持有效預防、科學處置和災後恢複重建，成為(wei) 全球經濟社會(hui) 發展共同麵對的一個(ge) 重要課題。

　　應急管理製度建設必須挺在事件前麵。我國構建的應急管理製度體(ti) 係，從(cong) 程序上解決(jue) 了應急管理的法律依據，從(cong) 實踐上將不確定性轉化為(wei) 確定性，從(cong) 組織上解決(jue) 了應急管理權責劃分，從(cong) 操作上解決(jue) 了應急管理事前、事中、事後階段性工作機製。而財政政策是應急管理的“硬核”，應急管理屬於(yu) 政府兜底的基本公共服務。履行“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hui) 管理、公共服務、生態環境保護”等政府職責時，厘清政府與(yu) 市場邊界，充分發揮財政作為(wei) 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在應急管理中的職能作用，大力提供公共產(chan) 品和公共服務有效供給，這是社會(hui) 穩定的“防護網”。

　　目前，財政政策應對突發事件，規避政策安排“碎片化”風險，增強法製性、科學性、係統性、精準性和有效性，降低政策製度交易成本等方麵，尚存在一些不足和短板。其一，事權與(yu) 支出責任劃分模糊削弱了應急管理能力。政府之間、部門之間應急管理事權與(yu) 支出責任不清晰。如患者救治費、醫務人員補助、科研攻關(guan) 等支出，雖明確了中央與(yu) 地方負擔比例，但是事權劃分不夠細化。其二，輕事前預防、重事後投入格局亟待調整。初步統計，應急安全預防性支出與(yu) 事後處置支出比例是1∶5，即預防性支出1元錢所能達到的效果相當於(yu) 事後處置支出5元錢的效果，說明事前預防支出比事後處置支出更具效率。目前，事發應急響應支出占比高，事前預防性支出較少，難以發揮應急財政政策效能。一些地方為(wei) 了“保工資、保運轉、保民生”，年初較少安排預備費和預防性公共支出。其三，應急管理項目支出績效目標缺失。全麵實施預算績效管理政策落實不到位，應急項目支出沒有編製績效目標，不利於(yu) 事後開展績效評價(jia) 。其四，應急捐贈物資、儲(chu) 備物資管理製度存在短板。應急捐贈物資和儲(chu) 備物資，因到達時間不確定，數額無法預估，造成受贈慢、亂(luan) 發放、強征用等現象，應急管理物資統籌集中管理的問題迫切需要加以解決(jue) 。其五，突發事件應急管理資金動態監管偏弱。應急資金分配時缺少項目支出可行性分析，一些部門和地方“重分配過程、輕使用結果”，專(zhuan) 款專(zhuan) 用監管缺位，未構建程序性的內(nei) 控監管機製，難以杜絕損失浪費現象。

　　因此，應加快構建應急管理財政政策體(ti) 係，推進應急管理依法依規、科學有序、精準有效。

　　第一，全力支持應急管理能力建設。廓清事權與(yu) 支出責任，明晰突發事件預防與(yu) 應急準備、監測與(yu) 預警、應急處置與(yu) 救援、事後恢複與(yu) 重建四個(ge) 階段政府間、部門間的事權與(yu) 支出責任，夯實應急管理的“硬核”基礎。強化政策保障能力，研究國內(nei) 外突發事件應急管理財政政策成效與(yu) 教訓，剖析單一財政政策與(yu) 財政政策組合利弊，建構科學高效的應急管理“政策池”，按事件等級相機選擇政策工具組合。提高政策執行力，支持運用大數據、智能化等技術，建立應對突發事件聯合作戰信息化平台，不折不扣落實階段性財政政策。

　　第二，研究設立國家應急管理基金。參照科技、文化、農(nong) 業(ye) 、政企合作、融資擔保等基金設立模式，著眼“補短板”考慮，研究設立國家應急管理基金。多元籌措資本金，中央和地方從(cong) 每年財政收入增量中按一定比例劃撥，亦可引入國際國內(nei) 金融資本、社會(hui) 資本、私人資本入股，中央設立母基金，各省設立子基金。組建股份公司，按照相關(guan) 法律規定，組建應急管理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各省設立分公司，隸屬財政部，實施垂直管理。實行市場化運作，正常年景通過市場化運作實現保值增值，偶遇突發事件年度則集中發力，以解決(jue) 千頭萬(wan) 緒的應急之需。改變通過預備費、預算穩定調節基金應對突發事件支出，避免“現上轎，現紮耳朵眼”。降低製度交易成本，設立專(zhuan) 用基金應對突發事件，可以避免“臨(lin) 時找錢”“突擊花錢”“九龍治水”無序行為(wei) ，減輕產(chan) 出效率低、透明度差、公信力弱的風險隱憂。

　　第三，完善應急管理經費預算安排。探索構建應急管理預算支出框架。一是加大預防性投入。實行“大專(zhuan) 項+任務清單”模式，將包括捐贈資金在內(nei) 的所有資金納入預算管理，設置“一個(ge) 進口”“一個(ge) 出口”統籌管理，增強早發現、早報告、早處置的穩定預期。二是調整預備費提取比例。探討提高預備費提取比例的可行性，可以擴大1個(ge) 百分點。對當年預備費、預算穩定調節基金結餘(yu) ，原則上不再用於(yu) 當年一般性預算支出，允許將其結轉到下年繼續滾存使用。三是拓寬資金籌措範圍。出台PPP應急管理製度、增發國債(zhai) 或專(zhuan) 項債(zhai) 等，創新公共產(chan) 品或公共服務“多元供給機製”，嚴(yan) 格預算執行和動態監管，紓解“緊平衡”收支矛盾。

　　第四，嚴(yan) 格突發事件支出全麵績效管理。樹立用績效對衝(chong) 風險的意識，應急條件下的績效管理就是遏製風險蔓延，應急支出績效目標就是對衝(chong) 公共風險，防止衍生風險等導致的浪費。差別化設計績效目標，建立應急管理財政專(zhuan) 家庫，廣泛吸收行業(ye) 專(zhuan) 家智慧建言。區別層級政府、不同區域設計差別化績效目標和指標，要聚焦精準性、時效性、公平性和公正性。加強政策績效評價(jia) ，強化對基層政府政策績效評價(jia) ，評價(jia) 政策是否及時到位，補助政策是否合理，政策是否公開透明，政策是否達到預期產(chan) 出效果。捐贈物資統籌集中管理，實施一個(ge) 單位歸口管理製度。

　　第五，完善應急財產(chan) 征用補償(chang) 製度。一是健全征用補償(chang) 規範。完善應急物資征用決(jue) 定書(shu) 、送達征用決(jue) 定書(shu) 、辦理征用物資交接、財產(chan) 返還程序、及時實施補償(chang) 和補償(chang) 結果公示製度。二是製定征用補償(chang) 標準。按照“分類管理、科學核定、市場為(wei) 主”等原則，製定補償(chang) 方式，出台補償(chang) 標準。三是完善風險分擔機製。健全政府、企業(ye) 、個(ge) 人財產(chan) 征用風險分擔機製和補償(chang) 核查製度，以減少道德風險進一步提高政府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