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故宮是中國明清兩(liang) 代的皇家宮殿，位於(yu) 北京中軸線的中心，是中國古代宮廷建築之精華。自明成祖永樂(le) 十八年(1420年)建成，至1924年末代皇帝溥儀(yi) 被迫搬出故宮，500年間，這裏一直是中國最高權力中心，也一直是中國最高政治、文化中心。可以說，所謂“正統”與(yu) “道統”的中國文脈，500年來皆天賦於(yu) 此。

　　王國維、胡適、錢玄同、周作人、陳寅恪等的人生際遇與(yu) 故宮有著千絲(si) 萬(wan) 縷的聯係

　　近幾年來，因為(wei) 從(cong) 事近代思想史與(yu) 民國人物史料的整理研究工作，我時有發現近代學者與(yu) 故宮之間的聯係種種。不難發現，自辛亥革命推翻帝製之後的中國，看似已經逐漸退出曆史舞台的故宮，卻以各種非常方式再次“闖入”曆史。故宮從(cong) 一座皇宮到一所博物院的轉變曆程，波詭雲(yun) 譎、風雲(yun) 變幻的曆史篇章一章接著一章而來。僅(jin) 就知名民國學者而言，王國維、胡適、錢玄同、周作人、陳寅恪等，他們(men) 的人生際遇無不與(yu) 故宮有著千絲(si) 萬(wan) 縷的聯係。

　　在學術上“獨立自由”，在精神上“始新終舊”的民國學者，王國維無疑是典型代表，且與(yu) 故宮及其舊有政治文化秩序聯係最為(wei) 緊密。無可否認，作為(wei) 王國維精神世界之中心的故宮，在其“行走”了17個(ge) 月之後，這座精神聖殿就在馮(feng) 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進而發生“逼宮”事件(溥儀(yi) 被迫搬離故宮)中，轟然倒塌，化為(wei) 烏(wu) 有。一直對現實世界無欲無求的王國維，其個(ge) 體(ti) 生命唯一能獲得存在感的那個(ge) 精神世界，此刻也蕩然無存。一生保持著精神潔癖的王國維，當然義(yi) 無反顧、毫無留戀地要一死了之，帶著為(wei) 道統陪葬的意誌，以及那個(ge) 在心目中永遠保持著神聖歸宿感的“故宮”，永遠地離開了這個(ge) 世界。

　　從(cong) 王國維開始，梳理與(yu) 探尋故宮的近代文脈，似乎總繞不開故宮博物院成立前夕的“逼宮”事件。於(yu) 是，圍繞這一事件，我將胡適、錢玄同、周作人等對此事件的不同反應，作為(wei) 後續篇章，以此比較舊式傳(chuan) 統文人與(yu) 新派知識分子對“故宮”這一文化象征的迥異心態，希望藉此予今世讀者某種微妙深沉的觀感。

　　可以看到，這批自新文化運動以來勇立潮頭的新派知識分子，對這一事件乃至故宮本身的文化意義(yi) 都有著各自不同的理解。以胡適為(wei) 代表的新派知識分子，對溥儀(yi) 的遭遇抱以深刻同情，對整個(ge) 故宮的命運予以高度關(guan) 注。1924年11月5日，已經兩(liang) 次進宮見過溥儀(yi) ，對這位末代皇帝印象並不算壞的胡適，突然聽聞了馮(feng) 玉祥兵占故宮的消息。他為(wei) 之憤憤不平，當即給內(nei) 閣外交總長王正廷寫(xie) 公開信，抗議民國軍(jun) 隊以強暴蠻橫的姿態驅逐遜帝，背棄了早已簽訂的《清室優(you) 待協議》，強調說這一事件實為(wei) “民國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譽的事”。隨之而來的，康有為(wei) 四處遊說欲請溥儀(yi) 還宮，章太炎堅請政府拒還故宮等等，都可以看作胡適這封公開信所衍生的爭(zheng) 端種種。當然，胡適這場“冒天下之大不韙”的論爭(zheng) ，終究還是以溥儀(yi) 遷居、故宮國有而告終，但善待國民遺產(chan) 、慎管故宮古物的動議，多多少少還是對當局有所觸動。當時寫(xie) 聯名信抗議胡適的李宗侗，後來就成為(wei) 故宮文物的清理與(yu) 保護者。

　　在“八千麻袋”事件發生前後，沈兼士、陳垣、羅振玉、傅增湘等民國學者扮演了參與(yu) 者和見證者的重要角色

　　誠然，皇權終究為(wei) 民權所取代，皇宮終究成為(wei) 博物院，曆史潮流無可阻擋。接下來，則是深藏於(yu) 故宮的史料文獻寶庫大門就此洞開，故宮文獻的整理與(yu) 利用被曆史性地提上日程。魯迅曾經寫(xie) 過《談所謂“大內(nei) 檔案”》一文，將民國建立之初，故宮“大內(nei) 檔案”的散佚亂(luan) 象一針見血地披露，引起社會(hui) 輿論一片嘩然，各種“內(nei) 幕”消息紛至遝來。

　　“大內(nei) 檔案”是指清朝存放於(yu) 內(nei) 閣大庫中的詔令、奏章、朱諭、實錄、則例、典籍、外國的表章、曆科殿試的卷子以及其它檔案。清代內(nei) 閣曆年來所形成的檔案，是研究清王朝政治製度與(yu) 重大曆史事件的核心史料，其曆史價(jia) 值、文化價(jia) 值、學術價(jia) 值毋庸置疑。但時至晚清，政局動蕩，清廷早已無暇監管曆年來形成的巨量內(nei) 閣檔案。1909年，為(wei) 整修內(nei) 閣大庫，決(jue) 定將所存大批檔案移出庫外等待焚毀。因學部參事羅振玉呈請張之洞上奏朝廷罷焚，由學部暫管，這批檔案始躲過一劫。辛亥革命後，清王朝覆滅，內(nei) 閣大庫檔案又改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接管。1916年，教育部決(jue) 定成立曆史博物館，將其中較為(wei) 完整的檔案初步挑選出來放置於(yu) 故宮午門樓上，剩餘(yu) 的檔案則裝入麻袋堆放在端門門洞之中。1921年，教育部與(yu) 曆史博物館又以經費困難為(wei) 由,將其中大部分檔案裝了8000麻袋,以銀洋4000元售出，這即是著名的“八千麻袋”事件。

　　在這一曆史事件發生前後，沈兼士、陳垣、羅振玉、傅增湘等民國學者悉數登場，各自扮演著參與(yu) 者和見證者的重要角色。將他們(men) 與(yu) 故宮的這段因緣，清楚明白地敘述出來，自然是在故宮探尋中國近代文脈的又一重要篇章。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講，故宮之所以能在中國近代文化脈絡中繼續享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在文史學術方麵居於(yu) 重要地位，皆與(yu) 這部分曾經出入故宮、清點內(nei) 檔的民國學者有著重要聯係。當然，這其中還包括為(wei) 故宮古建做測繪的梁思成、劉敦楨等;還有為(wei) 研習(xi) 古代繪畫，終日坐在故宮展廳臨(lin) 摹古畫的金拱北;為(wei) 接近溥儀(yi) 以觀故宮秘藏古畫，喬(qiao) 裝成日本畫商的張大千等。

　　故宮博物院成立十年間，故宮所蘊含的文化、曆史、藝術等多重價(jia) 值，日益煥發，為(wei) 民國學者們(men) 施展才華、深入研究提供了巨闊無比的平台。但隨著抗戰爆發，時局動蕩，這一短暫的“黃金時代”終為(wei) 曠日持久的“國難”所中斷。隨之而來的，故宮古物的命運牽動國人的心魂，在故宮古物的遷移曆程中，蔡元培、陳寅恪、馬衡等人的貢獻與(yu) 意見，可圈可點，值得國人銘記。而在“古物南遷”之前，故宮古物遠赴英國倫(lun) 敦藝展，以及影印四庫全書(shu) 作為(wei) “國禮”贈送蘇聯等重大曆史事件，又將故宮在國際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突顯，甚至還將其賦予了文化外交的重要使命。梳理這些事件的來龍去脈，以及民國學者在這些事件中的言行與(yu) 影響，作為(wei) 百年後隻能在故紙堆中神遊現場的我輩學者，雖殊覺困難，但更覺曆史意義(yi) 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