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曾國藩，人們(men) 最先想到的是他作為(wei) 政治家、軍(jun) 事家、理學家的一麵。其實，在晚清，曾國藩的文學成就也是相當高的。曾氏作文，師法以方苞、姚鼐等為(wei) 代表的桐城派，卻又自立標杆，創立了“湘鄉(xiang) 派”。他論古文，提倡聲調鏗鏘、包蘊不盡;他自己的作品雄奇瑰麗(li) ，著有《求闕齋文集》等著作。清末民初的一批著名文人，比如嚴(yan) 複、林紓、譚嗣同、梁啟超，都曾深受曾氏文風影響。

　　文學是一種“手工業(ye) ”，最好的傳(chuan) 承方式是師傅帶徒弟，這個(ge) 目光如炬的“師傅”可以是人，也可以是前人或同時代人留下的著作。作為(wei) 有誌留下文名的人，曾國藩一生讀過許多書(shu) ，比如《離騷》《史記》《後漢書(shu) 》《左傳(chuan) 》《文史通議》《朱子年譜》《水經注》等，讀到關(guan) 鍵處，他必做標注、摘錄，頗像一個(ge) 教書(shu) 先生。

　　曾國藩覺得，一個(ge) 人讀書(shu) 首先須立誌。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他寫(xie) 信給四個(ge) 弟弟說：“且苟能發奮自立，則家塾可讀書(shu) ，即曠野之地、熱鬧之場亦可讀書(shu) ，負薪牧豕，皆可讀書(shu) ;苟不能發奮自立，即清淨之鄉(xiang) 、神仙之境皆不能讀書(shu) 。”意思是說，讀書(shu) 人最要緊的是立誌，而不是追求各種物質條件。有誌向的人，哪裏都是書(shu) 房，沒有誌向的人你給他最好的條件，他也還是讀不進去。

　　人的時間、精力有限，這就決(jue) 定了我們(men) 做事得有選擇，不能隨心所欲。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曾國藩給弟弟們(men) 寫(xie) 信，專(zhuan) 門談到這一點：“若誌在窮經，則須專(zhuan) 守一經;誌在作製義(yi) ，則須專(zhuan) 看一家文稿;誌在作古文，則須專(zhuan) 看一家文集。……萬(wan) 不可以兼營並騖，兼營則必一無所能矣。”他自己也一直堅持“讀書(shu) 不二”，一本書(shu) 沒看完，不讀其他的書(shu) 。

　　一個(ge) 人讀書(shu) ，光有個(ge) 人的決(jue) 心還不夠，必須有一幫誌同道合的師友相互督促，曾國藩將這種督促名之為(wei) “師友夾持”。他認為(wei) “蓋明師益友，重重夾持，能進不能退也”。這種想法是很有道理的，人畢竟有追求享樂(le) 的天性，成功者與(yu) 失敗者之間沒有絕對的鴻溝，許多時候不過是一個(ge) 玩而有度、一個(ge) 玩物喪(sang) 誌罷了。懶散了，周圍的人提醒、激勵一下，當事人很可能回歸初心。

　　曾國藩反對為(wei) 讀而讀，在他看來，一個(ge) 人讀書(shu) 的終極目標是“進德”“修業(ye) ”：“吾人隻有進德、修業(ye) 兩(liang) 事靠得住。進德，則孝悌仁義(yi) 是也;修業(ye) ，則詩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則我之尺也，得寸則我之寸也。今日進一分德，便算積了一升穀;明日修一分業(ye) ，又算餘(yu) 了一文錢。德業(ye) 並增，則家私日起。”用今天的話說，讀書(shu) 一是為(wei) 了提高道德修養(yang) ，使自己可以順利融入“朋友圈”;二是為(wei) 了提升業(ye) 務素質，讓自己能夠幹出一些事。

　　曾國藩的為(wei) 人處事雖然充滿了許多矛盾，比如激流勇進與(yu) 功成身退，領軍(jun) 殺人與(yu) 心懷悲憫，力主洋務與(yu) 沉迷傳(chuan) 統文化，誌做清官與(yu) 搞迎送陋規，但他關(guan) 於(yu) 讀書(shu) 、做學問的認識是真誠的，值得今天的人們(men) 好好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