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繁衍數千年的曆史，也是與(yu) 疾病抗爭(zheng) 的曆史。在防治危害尤其嚴(yan) 重的傳(chuan) 染病方麵，我國從(cong) 古到今積累了許多經驗與(yu) 教訓，值得回顧、思考及取鑒。

　　一、曆史上的瘟疫之害

　　我國曆史上記載的瘟疫多不勝數，《中國古代疫情流行年表》輯錄1840年以前就有826條記錄，其中有不少疫情對我國政治經濟和社會(hui) 發展有過重要影響。

　　三國時期的赤壁之戰，曹操軍(jun) 隊敗於(yu) 孫劉聯軍(jun) ，背後其實有《三國演義(yi) 》沒有寫(xie) 的重要影響因素——瘟疫。《三國誌》載：“公(曹操)至赤壁，與(yu) 備戰，不利。於(yu) 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jun) 還。”

　　唐朝天寶十三年，李宓“將兵七萬(wan) 擊南詔”，南詔堅壁清野，唐軍(jun) 糧盡，“士卒罹瘴疫及饑死什七八”，最終大敗，不但留下了“村南村北哭聲哀，兒(er) 別爺娘夫別妻。皆雲(yun) 前後征蠻者，千萬(wan) 人行無一回”的慘痛記憶，並且成為(wei) 安史之亂(luan) 的導火索，令大唐王朝由盛轉衰。

　　在南宋後期抵抗蒙古軍(jun) 隊的戰爭(zheng) 中，四川釣魚城堅守達36年之久，令世人震驚。當時蒙古軍(jun) 隊發生瘟疫，《元史》記載，在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親(qin) 征時，“駐合州之釣魚山，軍(jun) 中大疫，方議班師”，這使南宋軍(jun) 民獲得喘息時機，最後一直堅持到1279年。

　　在明亡清興(xing) 之際，瘟疫的暴發也曾深刻影響曆史進程。史載，1641—1643年北京連年大疫，《崇禎實錄》稱：“京師大疫，死亡日以萬(wan) 計。”疫情十分慘烈，甚至導致北京守城軍(jun) 隊嚴(yan) 重缺額，於(yu) 是在李自成農(nong) 民軍(jun) 進攻時一觸即潰。

　　以上僅(jin) 是一些曆史重要關(guan) 頭中的典型事例。實際上在幅員廣大的中華大地，不同流行規模的瘟疫可以說無歲不有，嚴(yan) 重危害著民眾(zhong) 的生命健康。

　　二、對防疫的探索與(yu) 認識

　　有瘟疫必然有同瘟疫的鬥爭(zheng) 。在甲骨文中，我們(men) 已能看到早期所采取的措施。例如卜辭有“疾，亡入”，意為(wei) 不要接近病人，可能因為(wei) 得的是疫病。在出土大批甲骨的殷墟，還發掘出了完善的下水道，說明城市已有公共衛生設施，有利於(yu) 減少疫病產(chan) 生。

　　《周禮》記載了周王室定期舉(ju) 行“以索室驅疫”的時儺(nuo) 活動以及負責“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疫”的官員。《周易》一書(shu) 出現了後世常用的“豫(預)防”一詞。用藥物來幹預疫病的做法也開始出現，《山海經》載有熏草等7種藥物。

　　湖北雲(yun) 夢出土的秦簡，記載了秦代對患麻風的犯人進行安置的機構。而漢代則有在瘟疫流行時收容和醫治平民的機構。《漢書(shu) 》記載：“元始二年(公元2年)……詔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wei) 置醫藥。”這是中國防疫史上第一次比較規範的記載。

　　秦漢時期，在傳(chuan) 統哲學思維的指導下，中醫藥學趨於(yu) 成熟，在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形成了防病治病的理論和技術體(ti) 係。中醫經典《黃帝內(nei) 經》中有完整的疫病防治思想，包括“五運六氣”致病觀、“正氣存內(nei) ，邪不可幹”的防疫觀和“不治已病治未病”的防治觀等。“五運六氣”理論構建了推衍疫病發生的宏觀預測體(ti) 係，在今天看來其精華實質在於(yu) 探索影響人體(ti) 發病的內(nei) 外在因素。外因是否導致發病，又取決(jue) 於(yu) 內(nei) 因“正氣”，即人體(ti) 的體(ti) 質與(yu) 抵抗力，所以增強正氣可以預防疾病。人們(men) 應該在發病之前加強預防，或者在發病早期及早治療，或者治療後防止複發。其他中醫經典如《傷(shang) 寒雜病論》《神農(nong) 本草經》則提供了防治疾病的辨證處方與(yu) 藥物知識。這些經典理論對後世都有深遠影響。

　　兩(liang) 宋時期，發生了多次疫病流行，政府經常派醫官到地方發放藥物救濟。宋代李唐的《村醫圖》生動描繪了醫生救治病人的情況。(資料照片)

　　在有效的理論指導下，社會(hui) 對防治疫病的認識不斷發展。

　　首先是對傳(chuan) 染性的認識加深。比如進一步區分了傳(chuan) 染性不同的疾病，隋代巢元方說傳(chuan) 染病是感“乖戾之氣”得病，有其特殊病因。在此基礎上，明代著名醫家、《溫疫論》的作者吳又可總結成“戾氣”學說，指出“氣即是物，物即是氣”，敏銳地指出疫病病因可能是某種不可見的物質。這是非常接近於(yu) 微生物病原學的假說。

　　其次是對疫病的預防與(yu) 治療有了進步。在預防方麵，華佗提出用屠蘇酒，葛洪提出用老君神明散，後來又有人提出常服藿香正氣散，唐宋時期廣泛應用香藥來預防疾病，明代流行焚燒蒼術來淨化空氣。明朝中期，預防天花的人痘接種術在民間出現，經過不斷發展，清朝將其引入宮廷，為(wei) 皇室成員種痘，還在許多地方推廣。一些外國使臣也來學習(xi) ，並把這一技術帶回歐洲，後來英國醫學家貞納在此基礎上發明牛痘接種術，為(wei) 最終全球消滅烈性傳(chuan) 染病天花奠定了基礎。在治療方麵，在傷(shang) 寒學說的基礎上，明清時期形成了溫病學和瘟疫學體(ti) 係，為(wei) 臨(lin) 床提供了更加全麵的理論指導。

　　第三是防控措施不斷完善。晉朝已經形成了製度化的防疫措施，《晉書(shu) 》記載：“朝臣家有時疾，染有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病，百日不得入宮”。宋代注意對染疫死者的屍體(ti) 盡快處理和火化。清代宮廷中設“避痘所”隔離感染天花者，規定在隔離九日後親(qin) 人才可探視。

　　以上可以看到，中國古代對防疫有豐(feng) 富的理論與(yu) 經驗，但是也存在著明顯的瓶頸。

　　第一個(ge) 瓶頸是缺乏組織性防疫。這是封建王朝統治的局限性決(jue) 定的。有的統治者殘忍無道，如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南征，遇到疫疾，大臣都要求退兵，他竟然說，這是“天命”，我隻要征服四海，不用擔心沒有人民。有的統治者雖然提倡“仁政”，但所采取的一些防疫手段也隻應用於(yu) 朝廷官員。在民間，每當瘟疫流行，地方政府與(yu) 社會(hui) 人士往往隻能做一些臨(lin) 時性的收容、散藥等工作，沒有持續性。明代學者呂坤曾疾呼，每個(ge) 州都應該撥出專(zhuan) 款，用於(yu) 培養(yang) 醫生和購置藥材以應對疫災。但在落後和紛亂(luan) 的封建時代，這些呼籲根本無法實現。

　　另一個(ge) 瓶頸是防護技術不足。雖然認識到疫病會(hui) 傳(chuan) 染，但無法根本性阻止。這種局限給古代防疫帶來倫(lun) 理難題，引起宋代學者的討論。南宋經學家程迥看到有家屬離棄染病的親(qin) 人，於(yu) 是說疫病是天時不正引起的，不會(hui) 人傳(chuan) 人，要求人們(men) 留下來照顧病者。朱熹則認為(wei) 應該公開真相，讓人們(men) 在了解的前提下去自主選擇救護親(qin) 人。南宋教育家歐陽守道進一步指出，“氣接則病，氣不接則不病也。”但是古代條件下，如何令“氣不接”一直缺乏手段。吳又可雖然認識到“夫物之可以製氣者，藥物也”，但也感慨“受無形雜氣為(wei) 病，莫知何物之能製矣”。受科學技術因素的製約，古人無法知道空氣中有不同大小的病原顆粒，不能發明相應的隔離防護用具和有效消除病原。

　　三、大疫之中有大醫

　　防疫與(yu) 治疫，都離不開醫生。中國古代，有一批批的大醫，在大疫中挺身而出，為(wei) 後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與(yu) 應對經驗。

　　東(dong) 漢末年，名醫張仲景的傳(chuan) 世名著《傷(shang) 寒雜病論》就是在瘟疫中寫(xie) 就的。當時，張仲景宗族原本有200多人，10年間死亡了2/3，其中因“傷(shang) 寒”這種疫病死去的占七成。張仲景在傷(shang) 心哀痛之餘(yu) ，積極救疫，後來寫(xie) 成了《傷(shang) 寒雜病論》。全書(shu) 細致地辨別患傷(shang) 寒者不同階段的症狀變化，提出相應治法，成為(wei) 中醫辨證論治的典範之作。更為(wei) 激勵後人的是，他強調醫生要有“上以濟君親(qin) 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的擔當精神，在研究醫學中貫徹“勤求古訓，博采眾(zhong) 方”的嚴(yan) 謹態度，因此被後世尊稱為(wei) “醫聖”。

　　唐代名醫孫思邈的名篇《大醫精誠》，樹立了中醫的醫德規範，其中要求醫生要“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願普救含靈之苦”，在救治病人時“不得瞻前顧後，自慮吉凶，護惜身命”。他本人躬行實踐，收治被社會(hui) 歧視的慢性傳(chuan) 染病麻風患者600多人。他還提出“天地有斯瘴癘，還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備之”的防治思想，尤其提出了許多養(yang) 生思想，其醫德醫術深為(wei) 後世敬仰，有“藥王”之稱。

　　1232年，蒙古軍(jun) 隊圍攻汴京，金兵死守數月，發生大疫。《金史》記載：“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死者九十餘(yu) 萬(wan) 人。”對當時流行何種瘟疫，學者們(men) 尚有不同意見。當時名醫李杲則從(cong) 中醫角度出發，創立了脾胃學說，強調通過治理脾胃內(nei) 傷(shang) ，令“正氣存內(nei) ”以抵禦病邪，這特別適合戰亂(luan) 環境中營養(yang) 不良的人群。對於(yu) 急性瘟疫，李杲創製的“普濟消毒飲”全活甚眾(zhong) ，人們(men) 將藥方刻在石碑上以流傳(chuan) 。他的學生羅天益也成為(wei) 善於(yu) 救疫的名醫，在元代軍(jun) 隊中救治了許多染疫的官兵。

　　明清時期，出現了許多現在仍然在應用的救疫名方，都是名醫在實戰中總結出來的。如吳又可的達原飲、葉天士與(yu) 吳鞠通的銀翹散、餘(yu) 師愚的清瘟敗毒飲、楊栗山的升降散和王清任創製的解毒活血湯等。1893—1894年，華南地區發生了嚴(yan) 重的鼠疫大流行，從(cong) 廣東(dong) 高州蔓延到廣州、香港，此後數年連續不斷。在疫延初期，高州中醫羅汝蘭(lan) 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毅然親(qin) 入疫區，反複觀察病情，最後選用解毒活血湯加減，采用特殊給藥法，形成了有效治法。但第二年疫情複熾，再用原方竟然無效，羅汝蘭(lan) 再次實踐，發現疫毒更重，於(yu) 是全方加倍用量，最後“尚救九成有餘(yu) ”。他將成功經驗寫(xie) 入《鼠疫匯編》一書(shu) ，廣泛傳(chuan) 播，各地醫生仿效應用，廣東(dong) 高要黎佩蘭(lan) 、福建鄭奮揚都報告成功率達到八九成。

　　麵對各種瘟疫，一代代大醫毫不退縮，不避艱險，反複在實踐中研究治法，得出非常有價(jia) 值的經驗。但與(yu) 此同時，也要認識到防與(yu) 治的不同作用。像清代著名醫家羅汝蘭(lan) ，即使探索出有效治法，仍無法阻止鼠疫流行。《申報》記載，僅(jin) 在1894年廣東(dong) 全省死亡達數萬(wan) 人，加上後來疫情十年間死亡近20萬(wan) 人。而同在1894年，香港采取了隔離防疫手段應對鼠疫，嚴(yan) 格實行交通檢疫，對所有感染者集中隔離，最終全年死亡僅(jin) 2552人。這時醫學界剛剛發現鼠疫病原，尚無有效治法，香港主要是通過有組織防疫取得了成效。這說明，在烈性傳(chuan) 染病麵前，再好的治療也難以及時和全麵地推廣，這就需要靠強力的防疫手段來阻斷。近代開始，世界相互聯係逐漸緊密，防疫不再是單一國家和地區的事務，而成為(wei) 了區域性甚至世界性事務。

　　四、中西醫並重的中國經驗

　　近代西方醫學在晚清傳(chuan) 入中國後，引起了很多關(guan) 於(yu) 中西醫的比較與(yu) 論爭(zheng) 。但是在更加重要的公共衛生層麵，清政府遲遲沒有進行係統性變革。1910—1911年，我國東(dong) 北地區暴發鼠疫大流行，疫情威脅京津，同時由於(yu) 東(dong) 北是日本與(yu) 俄國的勢力範圍，清政府麵臨(lin) 很大的外交壓力。在此情況下，清廷起用西醫伍連德主持東(dong) 三省防疫。伍連德通過一係列的隔離防疫手段，有效地平息了疫情。1911年，在沈陽召開了萬(wan) 國鼠疫研究會(hui) ，這是我國第一次舉(ju) 辦世界性的醫學研討會(hui) 。

　　1910—1911年，我國東(dong) 北地區暴發鼠疫大流行，清廷起用西醫伍連德主持東(dong) 三省防疫。伍連德通過一係列的隔離防疫手段，有效地平息了疫情。1911年，在沈陽召開了萬(wan) 國鼠疫研究會(hui) ，這是我國第一次舉(ju) 辦世界性的醫學研討會(hui) 。圖為(wei) 東(dong) 北鼠疫時期伍連德在東(dong) 北主持防疫，實施隔離檢查措施。(資料照片)

　　中華民國成立之後，逐步建立全國性的衛生防疫機製，先後成立了中央防疫處、東(dong) 三省防疫總管理處、西北防疫處、蒙綏防疫處和海港檢疫處等機構，各省市紛紛設立包含防疫職能的衛生管理機構。1916、1930、1944年國家三度頒布《傳(chuan) 染病預防條例》或《傳(chuan) 染病防治條例》。由於(yu) 衛生事業(ye) 發展緩慢，在廣大城鄉(xiang) 仍然隻依賴中醫中藥來防治疫病。當時在觀念上卻出現了質疑中醫藥科學性的論調，甚至提出要廢棄中醫。

　　實際上，中醫早已在吸收新知，參與(yu) 到傳(chuan) 染病防治中。如1917—1918年山西等地鼠疫大流行，中醫曹元森、楊浩如等前去大同與(yu) 西醫協同防疫;1919年廊坊一帶霍亂(luan) 流行，中醫孔伯華、楊浩如等參加防治，他們(men) 深入村莊救治病人，受到歡迎。兩(liang) 次中醫救疫的經驗後來記載在《傳(chuan) 染病八種證治析疑》一書(shu) 中。

　　1924年，山西再次發生鼠疫，山西中醫改進研究會(hui) “選派中醫並能曉西醫治法及針法”的3名醫生，前去主持防疫，他們(men) 中西醫結合，及時控製了疫情，事後編製了分別列明中醫、西醫治療情況的詳細報告。這些工作證明，中西醫協同顯然更有價(jia) 值。

　　民國政府後來通過《中醫條例》，使中醫合法化。在1931—1945年的抗日戰爭(zheng) 中，中醫被納入戰時防疫體(ti) 係。以中央國醫館為(wei) 主設立的中醫救護醫院，先後在南京、重慶等地積極救護軍(jun) 民。由於(yu) 抗瘧藥奎寧來源中斷，在大後方還成立了國藥研究室，通過研究驗方，證實中藥常山治療瘧疾有良好效果，提取了有效成分常山堿並確定其化學結構，引起世界藥學界的矚目。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下的邊區，在衛生與(yu) 防疫中都實行了中西醫合作的政策。1944年毛澤東(dong) 在延安大學開學典禮上講話說：“不管是中醫還是西醫，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我們(men) 提出這樣的口號：這兩(liang) 種醫生要合作。”邊區還廣泛運用中草藥防治疫病。

　　新中國的成立和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的確立，為(wei) 我國的衛生防疫事業(ye) 開辟了嶄新的道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忠實踐行為(wei) 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全麵加強對衛生事業(ye) 和防疫工作的領導。1950年8月即召開了新中國第一次全國衛生會(hui) 議，確立了“預防為(wei) 主”、“團結中西醫”的衛生工作方針;1951年中共中央發布《中央關(guan) 於(yu) 加強衛生防疫和醫療工作的指示》，對全國防疫工作作出全麵部署。數十年來，國家大力推行預防接種，持續開展愛國衛生運動，建立全國性的衛生防疫體(ti) 係，健全傳(chuan) 染病預防法律法規，積極開展鼠疫、血吸蟲、瘧疾、麻風、結核、艾滋病等專(zhuan) 項防治。1961年基本消滅天花，2000年實現消滅脊髓灰質炎，許多傳(chuan) 染病發病降到曆史最低水平。進入21世紀後，我國改組建立國家疾病預防控製體(ti) 係，進一步加強公共衛生與(yu) 傳(chuan) 染病防治工作，成功應對SARS、新型禽流感、新布尼亞(ya) 病毒等新發傳(chuan) 染病，公共衛生與(yu) 預防醫學事業(ye) 不斷完善，國民健康得到良好保障，人均預期壽命從(cong) 新中國成立前的35歲上升到77歲，人民群眾(zhong) 有了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中國70多年的防疫鬥爭(zheng) 史告訴我們(men) ，在一個(ge) 人口眾(zhong) 多的大國，沒有黨(dang) 的堅強領導這個(ge) 主心骨，沒有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這一統一高效的製度優(you) 勢，沒有“以人民為(wei) 中心”的政策路線，沒有醫療衛生事業(ye) 的突飛猛進，就不可能取得公共衛生領域今天這樣的巨大成就。

　　中國中醫科學院首席研究員屠呦呦率先從(cong) 大量中醫古籍中篩選出青蒿作為(wei) 抗瘧首選藥物並發現青蒿有效部位乙醚提取物，讓中國醫藥拯救了全世界數百萬(wan) 人的生命，她於(yu) 2015年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圖為(wei) 屠呦呦、青蒿和抗瘧疾成藥。(資料照片)

　　在這個(ge) 過程中，中醫中藥也發揮了積極作用，顯示了多方麵的特色。1954—1955年，石家莊暴發乙型腦炎，中醫郭可明成功救治多例病人，經衛生部專(zhuan) 家實地調查，肯定了中醫療法的效果並向全國推廣。1956年在北京乙型腦炎流行時，名中醫蒲輔周沿用石家莊療法效果不佳，後根據北京的情況加入去濕藥，取得了良好效果。這說明中醫治療疫病需要辨證論治。

　　1967年，我國啟動5·23項目，研發新的抗瘧藥，屠呦呦在中藥黃花蒿中發現並提取出青蒿素，經過全國協作的大範圍、長時間驗證，證實青蒿素有良好的抗瘧作用。屠呦呦於(yu) 2015年獲得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這表明，中醫藥寶庫中有許多珠玉值得挖掘。

　　2003年SARS暴發，麵對這個(ge) 當時世界醫學界尚一無所知的新型傳(chuan) 染病，在實施有效防控的同時，中醫大力發揮治療作用，在降低發熱時間、減少後遺症等方麵取得良好效果，得到世界衛生組織專(zhuan) 家的肯定。這反映出中醫治疫的又一優(you) 勢。根據中醫傳(chuan) 統理論對邪正關(guan) 係的認識，中醫能夠在病原體(ti) 不明的情況下開展辨證論治，及早救治病患。

　　顯然，在我國繼續大力提高醫藥科技水平，健全傳(chuan) 染病防控機製的同時，充分發揮傳(chuan) 統醫藥作用，加強中西醫協同，就一定能將新時代的防疫工作推向前進。

　　當前，中國人民正進行著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嚴(yan) 峻鬥爭(zheng) 。有以習(xi) 近平同誌為(wei) 核心的黨(dang) 中央的堅強領導，有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奠定的物質基礎保障，有愛國主義(yi) 和改革創新孕育的“中國精神”支撐，有前仆後繼、不畏犧牲的醫護人員頑強奮鬥，英雄的中國人民一定能夠戰勝各種癘鬼疫魔，取得抗疫鬥爭(zheng) 的最後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