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憑借“文景之治”積攢的國力，將戰略重心設定在了可影響全局的北防匈奴上，曆經數十年征戰，逐漸將對匈奴的戰爭(zheng) 推向外線，通盤考慮加強對遼東(dong) 、河西及西域沿線的軍(jun) 政介入，達到了斷其左右臂的戰略目標。在接連幾場大戰之後，穩固東(dong) 線、奪回河南及打通河西走廊、割裂諸羌與(yu) 匈奴聯係等，大大壓縮了匈奴侵擾的活動範圍和規模。此外，漢武帝時期史無前例地開拓出了一條集國防、貿易、文化交流等為(wei) 一體(ti) 的“絲(si) 綢之路”。

　　著眼於(yu) 消滅對方有生力量

　　漢高祖“白登之圍”後，漢匈關(guan) 係多以和親(qin) 、互市等手段維持了大麵上的平穩，但匈奴對漢邊的襲擾仍然不斷。至武帝時國力達到鼎盛，為(wei) 確保完全的安定，從(cong) 最初兩(liang) 軍(jun) 侵襲與(yu) 反擊的對戰，到大軍(jun) 團迂回作戰戰法的成熟，漢武帝逐步摸索出以戰止戰、消滅敵方有生力量，並將之遠逐的戰略路線，破解了長久以來首府長安的安全壓力，大大地拓展了疆域，將漢廷影響力遠播西域。

　　首先，由政治和親(qin) 向軍(jun) 事打擊調整，不再單方麵委曲求全。元光二年(前133年)，借匈奴再次請求和親(qin) 之機，武帝定下奇襲圍剿之策，用雁門郡馬邑為(wei) 餌，誘使匈奴以10萬(wan) 騎兵來襲，欲以5路大軍(jun) 、30餘(yu) 萬(wan) 人，殲滅其主力而畢其功於(yu) 一役，但因雁門尉史意外被俘、泄露軍(jun) 機，加上漢各路大軍(jun) 協調不力，“馬邑之謀”最終“流產(chan) ”，就此拉開雙方長達數十年戰爭(zheng) 的序幕。此後，漢軍(jun) 開始穩中有進，逐漸扭轉被動局麵。著力穩固雁門至右北平一線防務，針對匈奴多次襲擾，調配重兵於(yu) 上穀、代、漁陽、雲(yun) 中等郡，作為(wei) 發動反擊的策源地。部署停當後，元朔二年(前127年)遣衛青、李息兵出雲(yun) 中至隴西作為(wei) 奇兵，攘除盤踞河南的樓煩、白羊王。隨即又使蘇建興(xing) 10餘(yu) 萬(wan) 人營建朔方城、修繕邊塞，作為(wei) 守護河套地區的中堅。同時針對匈奴采取連續報複行動，元朔五年(前124年)，衛青統領漢軍(jun) 3萬(wan) 精騎，以4路大軍(jun) 出朔方、李息及張次公兵出右北平為(wei) 策應，取得了俘獲“右賢裨王十餘(yu) 人，眾(zhong) 男女萬(wan) 五千餘(yu) 人，畜數十百萬(wan) ”的輝煌戰績，至此清除了右賢王勢力，為(wei) 下一步經略河西創造了條件。

　　其後，漢軍(jun) 開始主動出擊，反擊匈奴的同時，打通了河西走廊，並積極尋求與(yu) 單於(yu) 主力決(jue) 戰。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領萬(wan) 騎出隴西，“曆五王國，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yu) 裏，殺折蘭(lan) 王，斬盧侯王，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獲首虜八千九百餘(yu) 級”。當年夏，霍去病再次率軍(jun) 逾過居延、小月氏至祁連山，虜獲單桓、酋塗王等以及收降2500人，斬首3萬(wan) 餘(yu) 級，逼降匈奴渾邪王、休屠王等4萬(wan) 餘(yu) 人，從(cong) 此隴西、北地、上郡少遇匈奴侵襲。元狩四年(前119年)大將軍(jun) 衛青、驃騎將軍(jun) 霍去病各領5萬(wan) 騎兵，步兵及運送輜重等數十萬(wan) ，分出定襄、代郡，向大漠深處進軍(jun) ，衛青遇到匈奴主力，以左右翼包抄，單於(yu) 退走，雖未追及，但取得了“捕斬首虜萬(wan) 九千級”的戰果。霍去病率部出代郡、右北平2000餘(yu) 裏，“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jun) 、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虜獲七萬(wan) 四百四十三級”，此後“幕南無王庭”，西漢王朝得以在朔方以西至金城郡，廣設屯田，而西域道路可通，就此掌握了對匈作戰的主動權。

　　構築完全的安防體(ti) 係

　　漢武帝一朝對匈奴長年用兵，戰略戰術方麵根據戰事推進和戰場變化，進行相應調整，如起先奪回河套地區、征戰河西、漠南漠北，多獨任兵法采取“大迂回”“大縱深”方式推進，取得決(jue) 定性勝利後轉而將政治、經濟與(yu) 軍(jun) 事手段相結合，此時軍(jun) 事行動便有了以戰養(yang) 戰的特點，曆十數載經營，使匈奴的活動範圍被牢牢擋在塞外乃至漠北，已很難組織有威脅的侵邊行動。在經略西域方向上武帝一朝甚至是“超額”完成任務，“點麵結合”將西域諸邦納入並構築王朝總體(ti) 安防體(ti) 係，使外患壓縮到最小。

　　首先，精準把握地緣情勢，正確選取主攻方向。往前追溯，匈奴傳(chuan) 至冒頓單於(yu) 時，完全侵占河套地區，活動範圍西起雲(yun) 中、定襄、雁門，東(dong) 至右北平、遼西、遼東(dong) ，其勢力已深嵌漢廷北疆一線，中路威脅直逼長安。為(wei) 此，漢武帝選擇從(cong) 邊患最烈且距離單於(yu) 王廷最近的雲(yun) 中、定襄、雁門等地切入，以東(dong) 線為(wei) 策應，采取大迂回的方式迅速推進至高闕塞，割裂白羊、樓煩二王與(yu) 匈奴腹地的聯係，奇襲防禦空虛的河南地，一舉(ju) 解除腹心之患。需要指出的是，漢武帝在以武力驅逐匈奴勢力的同時，極為(wei) 重視沿線邊塞的開拓穩固，除增加必要國防力量外，還極大促進了經濟開發。元朔二年(前127年)，收複河南地後，當即做出營建朔方、五原的決(jue) 定，當年“募民徙朔方十萬(wan) 口”實邊;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取得河西之地，隨即設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以充實之”;元狩三年(前120年)“關(guan) 東(dong) 貧民徙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hui) 稽凡七十二萬(wan) 五千口”;元鼎六年(前111年)，分武威、酒泉而增置張掖、敦煌二郡，再次徙民實邊;元封三年(前108年)，武都氐人起事，平定後將其民眾(zhong) 分徙酒泉郡。

　　然後，極力拉攏西域諸邦加入反匈行列，以求“斷匈奴右臂”，徹底清除匈奴影響，促成對整個(ge) 西北地區的安全掌控。武帝對西域的關(guan) 注，最初的目的是聯絡月氏共同製禦匈奴，時為(wei) 郎官的張騫在建元二年(前139年)首次出使西域，至元朔三年(前126年)返回，詳細匯報了親(qin) 曆見聞，更是激發了武帝經營西域的雄心。漠北會(hui) 戰後，匈奴大幅向西北方向退卻，隨著河西四郡的設置及持續鞏固，為(wei) 鑿空西域提供了有力保障，於(yu) 是張騫再次提出聯絡烏(wu) 孫攻擊匈奴的建議，獲得了武帝大力支持，命其率領300人的使團，攜帶萬(wan) 頭牛羊及數千巨萬(wan) 的財物向西進發。盡管烏(wu) 孫因內(nei) 部政局動蕩及其與(yu) 匈奴關(guan) 係密切，對與(yu) 漢廷結為(wei) 兄弟之國存有疑慮，但烏(wu) 孫使者跟隨張騫返回時，感受到了漢朝地廣人眾(zhong) 與(yu) 物產(chan) 豐(feng) 饒，其他漢廷使者也奉命與(yu) 西域各國廣泛接觸，增進了相互了解，為(wei) 後續深度經略並建立官方往來關(guan) 係打開了局麵。

　　積極尋求國力與(yu) 軍(jun) 力的匹配平衡

　　漢武帝在決(jue) 計對匈奴發動反擊以降服之時，遇到了來自各方的阻力，幾乎在每個(ge) 戰略推進階段，都有不同的聲音，武帝於(yu) 此並不是全然不理會(hui) ，而是在積小勝為(wei) 大勝上下功夫，用取得的戰果來說明其“以強製強”的正確性和可行性。當然過程當中也確實是付出了相當的代價(jia) ，但縱觀中華文明曆史發展，以武力征討“四夷”特別是對北疆的進取，奠定了數千年來中華文明及疆域規模的基本格局。另一方麵，展現出武帝一朝的國防動員力也是達到了空前的水平。

　　首先，敢於(yu) 打破漢高祖以降確立的和親(qin) 政策。在與(yu) 匈奴的較量中，逐步擺脫主和派的“陳詞濫調”，其中最為(wei) 典型的是促成了朝中頗具影響力的主父偃及公孫弘對匈奴作戰態度的轉變。元朔元年(前128年)，時為(wei) 平民的主父偃上書(shu) ，以秦皇漢祖對匈奴作戰均以失敗告終為(wei) 例，勸諫朝廷不要興(xing) 兵匈奴，獲得武帝稱讚。次年，漢軍(jun) 成功奪取河南之地，主父偃則提出“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nei) 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積極建言在河南地營建朔方城。元朔三年(前126年)，時為(wei) 禦史大夫的公孫弘，對“通西南夷，東(dong) 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的舉(ju) 措提出異議，認為(wei) 這是“疲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武帝沒有正麵否決(jue) 其議，而是讓朱買(mai) 臣等人圍繞置朔方城的利弊與(yu) 公孫弘對策，公孫弘均不能作答，以至於(yu) 不得不承認自己的粗鄙和短視。與(yu) 此同時，武帝也欣然接受了其“專(zhuan) 奉朔方”的提議。

　　其次，武帝對於(yu) 戰爭(zheng) 所帶來的巨大耗費是有清醒認識的，並對此竭力籌措以彌補之。事實上，在奪回河南地、營建朔方城時，就出現了“費數十百巨萬(wan) ，府庫並虛”的情況，至元朔六年(前123年)因連續出動10餘(yu) 萬(wan) 大軍(jun) 反擊匈奴，漢軍(jun) 受賞花費黃金20餘(yu) 萬(wan) 斤、士馬死者也達到了10餘(yu) 萬(wan) ，加上兵甲轉輸運送耗費，使得用度枯竭，於(yu) 是武帝下詔使“民得買(mai) 爵及贖禁錮”，借鑒文景時期一定限度的售賣“武功爵”做法，以賞祿激勵將士。隨著戰事的深入推進，至元狩四年(前119年)，匈奴遠遁漠北後，漢廷也遭受了較大損失，尤其是作為(wei) 戰略儲(chu) 備的馬匹損耗巨大，以致“不複大出擊匈奴”。此外，還出現了“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wan) 金，而不佐國家之急”的情形，武帝開始下詔陸續采取更易幣製、恢複鹽鐵官營、抽取商稅等舉(ju) 措，很快便取得了“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的明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