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海外華商史成為(wei) 華僑(qiao) 華人史研究的重點領域。海外華商隨著宋、元時期私商貿易的發展而興(xing) 起，至明清時期，東(dong) 亞(ya) 、東(dong) 南亞(ya) 的海外華商網絡基本形成。晚清以降，海外華商逐漸向美洲、歐洲、大洋洲擴展。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吸收的外資中很大一部分是華資，其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華商不僅(jin) 為(wei) 所在國經濟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而且在世界經濟的區域化和經濟全球化發展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本期三篇文章既有對海外華商史研究視角與(yu) 理論方法的探討，又聚焦海外華商網絡與(yu) 東(dong) 南亞(ya) 華商群體(ti) 兩(liang) 個(ge) 研究熱點，以期推動相關(guan) 研究。

　　20世紀90年代，“華商網絡”這一概念得到學術界普遍認可，隨後被廣泛運用於(yu) 海外華僑(qiao) 華人經濟與(yu) 社會(hui) 活動的研究中。以此為(wei) 基礎，龍登高、莊國土等學者進一步闡釋了“海外華商網絡”的概念，並對其發展進程和曆史地位做了初步探討。一般認為(wei) ，海外華商網絡是以五緣關(guan) 係為(wei) 紐帶，以共同利益為(wei) 目標構建的泛商業(ye) 網絡，主要包括海外華商社會(hui) 網絡與(yu) 經濟網絡兩(liang) 個(ge) 層麵。海外華商網絡可追溯至宋元時期，大體(ti) 經曆了四個(ge) 大的發展階段。

　　宋元至明初(約11—14世紀)是海外華商網絡的奠基階段。宋代以來，在中國經濟重心持續南移、造船與(yu) 航海技術迅速發展及中原王朝海外貿易政策相對寬鬆的背景下，以閩南商人為(wei) 先鋒的華商群體(ti) 積極發展海外私商貿易，並逐漸取代“蕃商”成為(wei) 東(dong) 亞(ya) 、東(dong) 南亞(ya) 海上貿易的主導者。其中一些華商長期僑(qiao) 居海外諸港，形成以港口為(wei) 中心的早期華僑(qiao) 社區。據《明史·三佛齊傳(chuan) 》記載，明初洪武年間，僅(jin) 蘇門答臘的巨港(亦稱舊港)一帶聚集“華人流寓者”，就達“數千家”。宋元明初之際的海上私商貿易與(yu) 傳(chuan) 統的朝貢貿易並行不悖，由設立於(yu) 東(dong) 南各主要商港的市舶司管理，二者共同織就華人主導東(dong) 亞(ya) 、東(dong) 南亞(ya) 貿易的時代。但客觀上講，這一時期的海上私商貿易是以中國大陸為(wei) 中心，並以“中國商品、中國帆船和中國市場”為(wei) 依托的，而海外的華商經貿與(yu) 社會(hui) 網絡雖已萌芽，但並未成型。

　　明初至19世紀中葉是海外華商網絡形成及區域化發展的重要階段。明清兩(liang) 朝實行間斷性海禁政策，以中國東(dong) 南地區為(wei) 依托的合法海商貿易迅速衰落，與(yu) 此同時，海上走私貿易興(xing) 起，華商經貿網絡向海外轉移。海外華商網絡呈現出兩(liang) 大發展趨勢：其一，大批無法從(cong) 事合法海上貿易的海商定居海外，他們(men) 與(yu) 宋末元初避居海外的宋朝遺民及其後裔一起推動海外華人社會(hui) 不斷壯大。至明末清初之際，在泰國北大年、爪哇的巴達維亞(ya) (今雅加達)、緬甸江頭城等東(dong) 亞(ya) 和東(dong) 南亞(ya) 海港已遍布華人社區。其二，由零散的貿易向大型武裝海商集團轉化，進而主導構建起海外華商網絡。在17世紀中葉鄭氏家族主導東(dong) 亞(ya) 、東(dong) 南亞(ya) 海上貿易的時代，北起日本，中經中國台灣，南至東(dong) 南亞(ya) 的海外華商貿易網絡空前繁盛。海外華人社區與(yu) 經貿網絡的發展共同推動海外華商網絡形成。

　　以鄭氏家族的覆滅為(wei) 標誌，華人武裝海商集團走向衰落，同時歐洲列強在東(dong) 南亞(ya) 的殖民與(yu) 貿易擴張持續推進，在此背景下，海外華商網絡呈現出新的發展態勢。其一，華商經營領域的多元化。新的海外華商網絡不再是單一的轉運貿易，而涉及商品生產(chan) 、加工、運輸、貿易、市場等多個(ge) 環節和領域，推動海外華商網絡向縱深層次發展。特別是18世紀末至19世紀上半葉，一批華商投資經營種植業(ye) ，檳榔嶼等地的甘蔗種植和製糖業(ye) 一度為(wei) 華人所壟斷，造就了一批華人富商。其二，海外華商網絡的區域化。至19世紀中葉，東(dong) 南亞(ya) 各地的中國移民及其後裔已達150萬(wan) 左右。在巴達維亞(ya) 等華商聚集的港口，華人移民超過10萬(wan) 人。為(wei) 維護自身利益，以親(qin) 緣、地緣為(wei) 單位的華人組織不斷湧現，如在檳榔嶼，閩籍與(yu) 粵籍華人組建了“廣福宮”，既作為(wei) 處理華人事務的協調組織，也致力於(yu) 為(wei) 華人發聲，維護華商權益。海外華人社區的壯大推動海外華商社會(hui) 網絡的發展，並為(wei) 華商提供了重要的海外商品消費市場和生產(chan) 、加工基地，成為(wei) 海外華商網絡區域化發展的重要基礎。

　　19世紀中葉至二戰前是以東(dong) 南亞(ya) 為(wei) 中心的海外華商網絡持續發展，並融入西方主導的資本主義(yi) 世界經濟體(ti) 係的階段。這一時期，工業(ye) 革命給西方帶來了巨大生產(chan) 力，加之英國、荷蘭(lan) 等國在東(dong) 南亞(ya) 持續的殖民擴張與(yu) 經濟開發，傳(chuan) 統的海外華商網絡被吸納進西方主導的國際貿易體(ti) 係之中。同時，清政府迫於(yu) 西方列強壓力於(yu) 第二次鴉片戰爭(zheng) 後開放華工出國，至20世紀初，僅(jin) 被販運到東(dong) 南亞(ya) 的華工就超過200萬(wan) 人，華僑(qiao) 華人總數達到400多萬(wan) 。民國時期，政局動蕩，戰爭(zheng) 頻仍，中國人移民東(dong) 南亞(ya) 的熱潮上升。至20世紀50年代，東(dong) 南亞(ya) 華僑(qiao) 華人及其後裔總數已達1000萬(wan) 左右。不斷擴大的東(dong) 南亞(ya) 華人社會(hui) 成為(wei) 海外華商網絡的依托與(yu) 基礎。

　　這一階段，海外華商中的有誌之士借力歐洲人主導的東(dong) 南亞(ya) 貿易與(yu) 開發熱潮，大規模投資經營種植業(ye) 、采礦業(ye) 和轉口貿易等領域，在推動華商經濟崛起的同時，構建起較為(wei) 成熟的華商網絡。盡管擁有傳(chuan) 統優(you) 勢的華人製糖業(ye) 受到歐洲現代化製糖技術的競爭(zheng) 而走向衰落，但華人種植業(ye) 和采礦業(ye) 發展迅速。華商資本在東(dong) 南亞(ya) 的香料、煙草、棉花等種植以及以錫礦開采為(wei) 龍頭的采礦業(ye) 中占有重要地位。來自中國的華工亦是種植園和礦場最重要的勞動者。隨著種植業(ye) 與(yu) 采礦業(ye) 中華商經濟的崛起，海外華商社會(hui) 網絡的構建日漸成熟，與(yu) 華商經貿網絡同步發展。例如，檳城閩籍華商五大姓(邱、楊、謝、林、陳)通過姻親(qin) 與(yu) 商業(ye) 聯係，構築起一個(ge) 以檳城為(wei) 中心，涵蓋馬來半島、北蘇門答臘與(yu) 暹羅南部等地區的緊密經貿網絡。

　　20世紀中葉以來，是海外華商網絡區域性與(yu) 全球性並行的梯級發展模式逐漸形成的時期。其一，區域化範圍更廣，層次更深。20世紀60年代以來，台灣和香港華商經濟迅速崛起，並與(yu) 東(dong) 南亞(ya) 華商網絡不斷融合，在資本、技術與(yu) 產(chan) 業(ye) 等領域實現優(you) 勢互補，構建起緊密的金融與(yu) 經貿網絡。以此為(wei) 基礎，原以東(dong) 南亞(ya) 為(wei) 腹地的海外華商網絡向北擴展。其二，海外華商社會(hui) 網絡的實體(ti) 化。華商主導或參與(yu) 的社團組織是海外華商社會(hui) 網絡的實體(ti) 結點。早期海外華商社團大多以親(qin) 緣和地緣等為(wei) 基礎結成單一性質的宗親(qin) 會(hui) 、商幫等，至20世紀以後，區域性海外華商社團的興(xing) 起成為(wei) 海外華商社會(hui) 網絡實體(ti) 化的標誌。這些新興(xing) 社團以區域性為(wei) 特點，成員來源更加廣泛，社團規模也更為(wei) 龐大。

　　借助遍布全球的華人社會(hui) 網絡和經濟全球化的驅動，海外華商網絡逐漸溢出東(dong) 亞(ya) 、東(dong) 南亞(ya) 範圍。海外華商網絡的擴展基於(yu) 以下動因。其一，海外華僑(qiao) 華人分布的廣泛性與(yu) 世界華人認同感的加強。20世紀後期以來，東(dong) 南亞(ya) 華人的再移民與(yu) 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的新移民推動世界各地區海外華僑(qiao) 華人數量的增長。與(yu) 此同時，中國的崛起大大提升了全球華人作為(wei) “炎黃子孫”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華人認同”為(wei) 海外華商社會(hui) 網絡的擴展提供了一條重要的精神紐帶。其二，海外華商積極順應經濟全球化浪潮，為(wei) 全球性海外華商經濟網絡的興(xing) 起提供了必要條件。特別是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經濟的迅速崛起為(wei) 海外華商提供了巨大的商機，形成一個(ge) 對全球華商的向心力，由此推動全球性海外華商經貿網絡的興(xing) 起。

　　在海外華商網絡區域性與(yu) 全球性同步發展的進程中，基於(yu) 五緣關(guan) 係形成的各種社團組織構成海外華商社會(hui) 網絡的基本單元。親(qin) 緣組織形式包括家族和宗親(qin) 會(hui) 等;地緣組織形式主要有同鄉(xiang) 會(hui) 、地域會(hui) 館和鄉(xiang) 幫等;神緣組織形式有寺廟、神社和教派等;業(ye) 緣組織形式是指各種商會(hui) 、行會(hui) 、協會(hui) 和研究會(hui) 等;文緣組織形式包括校友會(hui) 、留學生聯誼會(hui) 及文化交流會(hui) 等。各種社會(hui) 團體(ti) 具有較強的歸屬感，將海外華僑(qiao) 華人凝聚在一起，“守望相助，由近及遠，形成有形和無形的華族社會(hui) 網絡”。特別是親(qin) 緣、地緣和業(ye) 緣性組織，通過不斷整合，已溢出區域化發展範疇，形成全球性社團組織，構成全球性海外華商社會(hui) 網絡的結點。

　　20世紀中葉以來，華僑(qiao) 華人社團組織呈現出兩(liang) 大發展特征。其一，華商成為(wei) 華僑(qiao) 華人社團中最積極的群體(ti) 。由於(yu) 華商在資金、組織能力、社會(hui) 影響力和參與(yu) 積極性等方麵擁有明顯優(you) 勢，因而成為(wei) 華僑(qiao) 華人社團的重要組織者、運營者和資助者，擴大商業(ye) 聯係日益成為(wei) 各類社團的主要工作之一。其二，在華僑(qiao) 華人社團數量劇增的同時，社團聯合在廣度和深度上迅速擴展，跨國別、跨區域的國際性社團不斷增加，規模不斷擴大。1991年以後定期召開的世界華商大會(hui) 不僅(jin) 是國際性華商社團的代表，也是海外華商網絡全球性發展的象征和見證。

　　綜合來講，在宋、元、明、清四朝海上私商貿易與(yu) 海外華人社區發展的基礎上，海外華商網絡逐步形成，華商成為(wei) 東(dong) 亞(ya) 、東(dong) 南亞(ya) 經貿網絡的主導者。19世紀中葉以來，海外華商卷入西方工業(ye) 資本主義(yi) 主導的國際貿易體(ti) 係之中，處於(yu) 依附地位，但海外華商網絡的區域化持續推進。至20世紀中葉以後，在經濟全球化和華商經濟崛起的背景下，海外華商網絡逐步實現區域性與(yu) 全球性梯級、同步發展的態勢。海外華商網絡對於(yu) 東(dong) 亞(ya) 、東(dong) 南亞(ya) 乃至世界華商經濟的整合具有十分重要的先導作用和時代價(jia) 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