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xiang) 轉型作為(wei) 政治經濟問題

　　城鄉(xiang) 轉型的最主要理論來源是發展經濟學。發展經濟學跟增長理論的最大分歧就是結構問題。當大多數的主流經濟學家從(cong) 20世紀50年代開始關(guan) 注窮人問題時，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問題時，麵臨(lin) 的最大問題就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與(yu) 發展中國家的基本問題不一致。任何一個(ge) 發展中國家都麵臨(lin) 著從(cong) 農(nong) 業(ye) 經濟向工業(ye) 經濟的結構轉變，這是發展經濟學家對發展的定義(yi) ，也就是發展經濟學討論的主要是結構變遷問題，結構變遷的核心是研究一個(ge) 國家如何從(cong) 農(nong) 業(ye) 經濟向工業(ye) 經濟轉變。但是，如果把經濟變遷的過程拉長來看，任何一個(ge) 國家都有發展問題，所有發達國家最初也是從(cong) 鄉(xiang) 村社會(hui) 變為(wei) 城市社會(hui) 的。那麽(me) ，僅(jin) 僅(jin) 討論一個(ge) 國家從(cong) 農(nong) 業(ye) 經濟向工業(ye) 經濟的結構變遷，是不是就到此為(wei) 止了?為(wei) 什麽(me) 很多發達國家可以從(cong) 農(nong) 業(ye) 經濟轉變為(wei) 工業(ye) 經濟，但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戰後並沒有成功地實現從(cong) 農(nong) 業(ye) 社會(hui) 向工業(ye) 社會(hui) 的轉變?

　　(一)傳(chuan) 統發展經濟理論的四個(ge) 誤導

　　一是結構變遷過程的缺失。發展經濟學僅(jin) 僅(jin) 把結果告訴了所有的發展中國家，但是沒有告訴它們(men) 怎麽(me) 實現，這就使得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以為(wei) ，隻要通過各種手段、政策進行農(nong) 業(ye) 經濟向工業(ye) 經濟的轉變，就能成為(wei) 發達國家，結果並沒有成功，原因就在於(yu) 發展經濟學並沒有給出實現結構變遷的過程。

　　二是農(nong) 業(ye) 份額下降規律的誤導。討論發展問題的時候，主流理論對發達國家進行分析，都發現了農(nong) 業(ye) 份額的普遍下降———其一是農(nong) 業(ye) 產(chan) 值占GDP份額的下降，其二是農(nong) 業(ye) 就業(ye) 份額的下降，這是發達國家的基本規律。錢納裏建立了國家標準模型，分析結果就是一個(ge) 國家要實現工業(ye) 化的進程，農(nong) 業(ye) 份額必須下降。但是這裏有幾個(ge) 誤導。第一，世界各國在農(nong) 業(ye) 份額下降的過程當中，農(nong) 業(ye) 產(chan) 值占GDP的份額和農(nong) 業(ye) 就業(ye) 占就業(ye) 總量的下降是不是同步的?事實上，世界各國並不存在兩(liang) 個(ge) 份額同時下降的現象，因為(wei) 各國的資源稟賦是不一樣的，各國農(nong) 業(ye) 現代化的路徑也是不一樣的。比如，日本在工業(ye) 化的過程當中，農(nong) 業(ye) 就業(ye) 的份額雖然也下降，但是就業(ye) 的份額下降是遠遠低於(yu) GDP份額下降的。日本1955年第一產(chan) 業(ye) 占GDP的比重由1955年的20%左右下降為(wei) 2009年的1.5%左右，第一產(chan) 業(ye) 就業(ye) 人口的比重從(cong) 1953年的39.84%下降至2010年的4.07%。世界各國的共同規律就是農(nong) 業(ye) 產(chan) 值占GDP份額的下降，但是農(nong) 業(ye) 就業(ye) 份額的下降並不與(yu) 之一致。第二，討論結構轉變時，隻講農(nong) 業(ye) 份額的下降，所以在發展政策上普遍采取的方式就是忽視農(nong) 業(ye) ，降低農(nong) 業(ye) 的重要性，包括減少農(nong) 民。但是，所有成功實現現代化的國家，在農(nong) 業(ye) 份額下降的同時，農(nong) 業(ye) 還發生了要素的重塑，農(nong) 業(ye) 的競爭(zheng) 力實際上是提高的。比如，2018年美國的農(nong) 業(ye) 在GDP中才占1%，農(nong) 業(ye) 就業(ye) 人員占比也隻有1.42%，但是，美國的農(nong) 業(ye) 在兩(liang) 個(ge) 份額下降的過程當中，競爭(zheng) 力是增強的。

　　三是“何為(wei) 工業(ye) 化”的誤導。發展理論給出的建議是一個(ge) 國家要從(cong) 窮變富必須要實現工業(ye) 化，工業(ye) 化是國家實現現代化的唯一路徑。但是，在理解工業(ye) 化的問題上同樣產(chan) 生了三個(ge) 重要誤導。第一，就是把工業(ye) 化簡單地理解為(wei) 做產(chan) 業(ye) ，或者說把農(nong) 業(ye) 、工業(ye) 、服務業(ye) 都當成單純的產(chan) 業(ye) ，認為(wei) 搞農(nong) 業(ye) 就是種地、牽牛耕田，工業(ye) 就是在工廠裏麵做工。但是，被忽略的是，工業(ye) 化最重要的是生產(chan) 要素組合的變化，這才是工業(ye) 化的本質。農(nong) 業(ye) 社會(hui) 的產(chan) 業(ye) 有農(nong) 業(ye) ，也有工業(ye) ，但是在農(nong) 業(ye) 社會(hui) 中的經濟活動使用的主要是簡單的要素，沒有發生各種生產(chan) 要素的組合。工業(ye) 化的本質在於(yu) 其中的各種生產(chan) 要素的組合和轉型升級，工業(ye) 革命的技術進步是組合的一個(ge) 要素，企業(ye) 家以及各種常規生產(chan) 要素也都是如此。第二，把工業(ye) 化等同於(yu) 製造業(ye) 。如果說工業(ye) 化是各種生產(chan) 要素的組合，那麽(me) 這個(ge) 生產(chan) 要素的組合隻要在任何一個(ge) 行當裏麵發生，就是工業(ye) 化的過程。工業(ye) 化的過程，可以在製造業(ye) 裏發生，也可以在農(nong) 業(ye) 裏發生;可以在城市發生，也可以在鄉(xiang) 村發生。當工業(ye) 化是各種生產(chan) 要素的組合的時候，工業(ye) 化就不簡單是製造業(ye) 了，它可以是農(nong) 業(ye) 的工業(ye) 化，也可以是服務業(ye) 的工業(ye) 化。第三，更大的誤導在於(yu) ，以為(wei) 一個(ge) 國家的產(chan) 業(ye) 必然經過從(cong) 農(nong) 業(ye) 到製造業(ye) 再到服務業(ye) 的轉變。有些地方在實際操作中，先發展服務業(ye) 。但是有些地方從(cong) 來就沒有工業(ye) ，經濟十分落後，服務業(ye) 在產(chan) 業(ye) 結構中的比重遠遠超過很多發達地區，然而這並不能說明這個(ge) 地方的經濟是一個(ge) 先進的經濟。這裏的問題就在於(yu) 對工業(ye) 化理解存在偏差。如果都是擺小攤的服務業(ye) ，沒有工業(ye) 化的結合，沒有生產(chan) 要素的組合，產(chan) 業(ye) 就是落後的。

　　四是發展績效指標的誤導。把城市化率的高低作為(wei) 發展績效的唯一的指標。人們(men) 經常這樣判斷這個(ge) 國家是先進的還是落後的：落後的就是鄉(xiang) 村社會(hui) ，先進的就是城市社會(hui) 。將城市化率作為(wei) 城市社會(hui) 的標誌，但是問題是城市化率可以作為(wei) 衡量國家的唯一指標嗎?比如，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2018年墨西哥的城市化率為(wei) 80.16%，朝鮮的城市化率為(wei) 61.90%，但這可以證明這兩(liang) 個(ge) 國家的發展績效好嗎?有些國家和地區的城市化率可能很高，但是貧困問題可能也很嚴(yan) 重，社會(hui) 問題可能也很多。受到這種誤導的影響，中國從(cong)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地方的主要任務是建城和提高城市化率。甚至已經狂熱到為(wei) 了把城市化率提高，將原來的縣改成市區，但通過這種方式達到的城市化率，即使達到60%又有什麽(me) 意義(yi) ?

　　新古典的發展理念在討論結構問題的時候出現的四個(ge) 誤導，使得我們(men) 對一個(ge) 社會(hui) 結構轉變的過程的理解簡單化，把它看成從(cong) 農(nong) 業(ye) 社會(hui) 轉變為(wei) 工業(ye) 社會(hui) 、從(cong) 鄉(xiang) 村社會(hui) 轉變為(wei) 城市社會(hui) 的過程。進而把發展的目標簡化為(wei) 唯有工業(ye) 、城市是先進的，農(nong) 業(ye) 和鄉(xiang) 村就是落後的。以此為(wei) 基礎的發展政策就是盡一切力量發展工業(ye) ，盡一切力量建設城市，對立麵就是把農(nong) 業(ye) 和農(nong) 村消滅掉。

　　(二)中國城鄉(xiang) 轉型過程中的三個(ge) 反常規事實

　　從(cong) 農(nong) 業(ye) 經濟轉變為(wei) 工業(ye) 經濟的結構變遷事實來看，中國城鄉(xiang) 轉型的過程跟所有的國家是一致的，即在結構轉變的過程當中，農(nong) 業(ye) 的份額不斷地下降，工業(ye) 份額不斷上升。但是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出現了三個(ge) 反常規事實。

　　一是農(nong) 業(ye) 就業(ye) 份額過大。中國在農(nong) 業(ye) 產(chan) 值份額下降跟世界趨同的過程中，保留了一個(ge) 過大的農(nong) 業(ye) 就業(ye) 份額。有極少數的國家在農(nong) 業(ye) 份額下降的過程當中，農(nong) 業(ye) 產(chan) 值份額下降，就業(ye) 份額下降卻沒那麽(me) 大。2018年中國農(nong) 業(ye) 的GDP的份額降到7.2%，就業(ye) 份額還維持在將近三分之一的水平———26.11%。也就是說，當農(nong) 業(ye) 的GDP份額已經沒有那麽(me) 重要了，農(nong) 業(ye) 部門還占了太大的就業(ye) 份額。

　　二是兩(liang) 個(ge) 城市化率的問題。在研究發展問題的時候，很多文章都會(hui) 提到非正式部門、貧民窟這樣的在發展中國家普遍的現象。中國的城市化問題表現為(wei) 兩(liang) 個(ge) 城市化率：第一個(ge) 城市化率是戶籍人口城市化率，第二個(ge) 城市化率是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如果一個(ge) 人在城市待六個(ge) 月，並沒有享受到城市的公共服務———尤其是教育———也算是城市化率，叫做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城市裏有很多貧民窟，有很多不好的住房，但是沒有說住在這裏的人跟城市公共服務無關(guan) 。中國城市化的進程中，戶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城市化之間存在將近2.85億(yi) 人的差值。這些人到底是農(nong) 村人口還是城市人口?

　　三是中國農(nong) 業(ye) 在結構轉變的過程中越變越弱。幾乎所有的國家在結構轉變的過程當中，農(nong) 業(ye) 都是變強的，其基本特征就是農(nong) 業(ye) 的回報率高。留下來從(cong) 事農(nong) 業(ye) 的人的收入並不比城市中的其他行業(ye) 低，而且他們(men) 農(nong) 業(ye) 的回報要比從(cong) 事其他行業(ye) 高。中國的問題是為(wei) 什麽(me) 沒有人願意留下來繼續做農(nong) 業(ye) 呢?原因在於(yu) 如果行業(ye) 回報不高的話，這個(ge) 行業(ye) 怎麽(me) 有希望?所以所有的發達國家在結構轉變的過程當中，農(nong) 業(ye) 的報酬是提高的。我們(men) 從(cong) 上世紀90年代以來，結構轉變加速，工業(ye) 化和城市化的速度加快，但是農(nong) 業(ye) 利潤率下降了。說明農(nong) 業(ye) 是越來越弱的，那誰會(hui) 去做農(nong) 業(ye) ?

　　我們(men) 要反思中國從(cong) 鄉(xiang) 村社會(hui) 轉變為(wei) 城市社會(hui) 的過程當中為(wei) 什麽(me) 會(hui) 產(chan) 生這三個(ge) 反差。如果是自然演進，並且跟所有國家有同樣事實的話，也就不存在什麽(me) 反思了。但是類似於(yu) 中國這樣的社會(hui) ，從(cong) 鄉(xiang) 村轉向城市的過程當中，為(wei) 什麽(me) 會(hui) 出現我們(men) 常說的“三農(nong) 問題”?從(cong) 發展經濟學的原理出發，簡單地說，發展就是從(cong) 農(nong) 業(ye) 向工業(ye) 經濟的轉變過程，其中更重要的是采取什麽(me) 工業(ye) 化和城市化的方式，而不在於(yu) 農(nong) 業(ye) 的份額是多少。一個(ge) 國家城鄉(xiang) 問題的根源在方式，而不在於(yu) 比例。所以采取不同的工業(ye) 化、城市化方式，城鄉(xiang) 轉型的結果和行為(wei) 就不一樣，這是問題的本質。

　　(三)中國城鄉(xiang) 轉型過程中的政治經濟問題

　　在討論城鄉(xiang) 轉型問題時，一定要從(cong) 過去簡單地關(guan) 注結果轉向關(guan) 心它的方式和過程。在發展過程當中，我們(men) 是以一切手段來實現工業(ye) 化和城市化的，但是最後在城鄉(xiang) 轉型當中卻產(chan) 生了三個(ge) 政治經濟問題。

　　一是農(nong) 業(ye) 的附屬地位。簡單地將工業(ye) 化和城市化等於(yu) 現代化，農(nong) 業(ye) 居於(yu) 服務和從(cong) 屬的位置。農(nong) 業(ye) 問題一直備受關(guan) 注，但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解決(jue) ，反而日益嚴(yan) 峻。根子就在於(yu) 發展理念上覺得國家隻要把工業(ye) 化和城市化完成了，農(nong) 業(ye) 問題就會(hui) 迎刃而解。農(nong) 業(ye) 在這裏的角色是工業(ye) 化、城市化的輔助，而它自己要不要現代化則另當別論。

　　二是農(nong) 民的“他者”地位。中國的“三農(nong) 問題”說起來就是農(nong) 業(ye) 、農(nong) 村和農(nong) 民問題，但是實際上大家關(guan) 注的核心是農(nong) 業(ye) 問題，因為(wei) 農(nong) 業(ye) 的糧食供應功能。就比如豬肉問題，大家關(guan) 心這個(ge) 問題是因為(wei) 發現了豬肉價(jia) 格上升，至於(yu) 養(yang) 豬虧(kui) 沒虧(kui) ，則可能沒那麽(me) 關(guan) 注。原因就在於(yu) 豬肉的價(jia) 格關(guan) 係著城市的穩定。所以農(nong) 民在我們(men) 的發展過程當中就是一個(ge) “他者”，沒有主體(ti) 性。在集體(ti) 化時期，農(nong) 民就是給城市種地、供糧;到20世紀90年代以後，城市化加速，農(nong) 民的角色就是先在家裏種地，沒錢了再去城裏打工，打工以後再回到鄉(xiang) 村———始終處於(yu) “他者”地位。

　　三是重“城”輕“鄉(xiang) ”。城市空間和鄉(xiang) 村空間在地理學上是兩(liang) 個(ge) 空間，而且鄉(xiang) 村的空間更大，但是在發展問題上，大家主要考慮的是城市空間。也就是說在鄉(xiang) 村和城市這兩(liang) 個(ge) 空間裏，我們(men) 隻看到城市空間，對鄉(xiang) 村空間關(guan) 注不夠。大城市外圍就是鄉(xiang) 村，但是決(jue) 策的過程考慮都是城市空間，至於(yu) 鄉(xiang) 村空間，在城市決(jue) 策過程當中是不被考慮的不夠。為(wei) 什麽(me) 要提城鄉(xiang) 轉型?一般意義(yi) 的城鄉(xiang) 轉型是一個(ge) 自然的要素流動，沒有被幹預的過程。但是我們(men) 工業(ye) 化和城市化的方式，使得我們(men) 在城鄉(xiang) 轉型的過程中產(chan) 生了這三個(ge) 政治經濟問題。

　　結構轉變方式與(yu) 中國的城鄉(xiang) 轉變

　　中國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問題之一，就是找出中國的特殊性。中國的轉型實踐，跟發展經濟學所討論的常規的結構轉變有一個(ge) 非常重大的差別，就是體(ti) 製因素的存在。探索用什麽(me) 樣的體(ti) 製實現從(cong) 農(nong) 業(ye) 到工業(ye) 的轉變，這是我們(men) 的獨特之處。在這當中又有兩(liang) 件事：第一，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下的農(nong) 業(ye) 向工業(ye) 的轉變，決(jue) 定了中國的轉變跟其他體(ti) 製下的結構轉變不一樣;第二，在結構轉變的過程當中，體(ti) 製和結構轉變之間出現了不匹配。中國已經意識到了體(ti) 製問題必然是長期的，所以改革開放以後提出了社會(hui) 主義(yi) 初級階段，道理就在於(yu) 避免體(ti) 製上的盲目性，避免過急的製度改變對生產(chan) 的破壞。所以，我們(men) 體(ti) 製上的探索是進步的。但是，我們(men) 在結構轉變當中從(cong) 來是一以貫之的。結構轉變的過程始於(yu) 七屆二中全會(hui) 上毛主席提出要將中國從(cong) 一個(ge) 農(nong) 業(ye) 國轉變為(wei) 工業(ye) 國。到現在為(wei) 止，中國的結構變遷基本的方向就是快，越快越好，迅速將農(nong) 業(ye) 國變成工業(ye) 國，就覺得我們(men) 是現代化國家了。中國轉型實踐獨特之處在於(yu) ，改革以後在體(ti) 製上相對穩定，但是在結構上還是追求快，造成了體(ti) 製轉型跟結構轉變之間的不匹配。

　　所以，城鄉(xiang) 轉型的政治經濟學分析，重點要研究兩(liang) 個(ge) 問題：第一，不僅(jin) 僅(jin) 是研究結構變革本身對城鄉(xiang) 轉型的影響，重要的是研究結構變遷的方式如何影響城鄉(xiang) 關(guan) 係;第二，研究體(ti) 製安排和體(ti) 製變革對城鄉(xiang) 轉型的影響。這是政治經濟學必須要回應的兩(liang) 個(ge) 問題。

　　(一)“鄉(xiang) 土中國”的主要特征

　　中國從(cong) 近代以來，各代的仁人誌士就有這樣一個(ge) 目標：“怎麽(me) 樣改變鄉(xiang) 土中國，怎麽(me) 樣將中國從(cong) 過去的傳(chuan) 統的農(nong) 業(ye) 社會(hui) 變成一個(ge) 現代社會(hui) ”。“鄉(xiang) 土中國”轉型為(wei) 現代中國的難度主要在於(yu) 如何從(cong) 鄉(xiang) 土結構裏麵拔出來。在中國轉型的過程當中，對“鄉(xiang) 土中國”的特征理解不清晰，就會(hui) 在結構變遷的方式和體(ti) 製的轉變上麵臨(lin) 很多的麻煩。

　　1.超穩定的小農(nong) 經濟

　　“鄉(xiang) 土中國”的第一個(ge) 特性是很多人會(hui) 忽略的，也就是鄉(xiang) 土的結構到底是什麽(me) 樣的結構。中國在近代的時候，有三派在改造鄉(xiang) 土社會(hui) 上針鋒相對的觀點。西方列強進入中國以後，當時中國的問題是救亡問題，救亡問題的主戰場在鄉(xiang) 村。討論如何以鄉(xiang) 村為(wei) 主戰場救亡的時候，實際上有三派觀點。第一派觀點，吳景超先生的觀點是要實現中國從(cong) 一個(ge) 鄉(xiang) 土社會(hui) 救亡，最主要的、最根本的方式就是建立都市大工業(ye) ，將農(nong) 民從(cong) 鄉(xiang) 村移到城市。第二派觀點是梁漱溟先生的“鄉(xiang) 建派”，認為(wei) 農(nong) 民太愚昧，生活方式太落後，又不識字，組織方式也很落後，於(yu) 是教他們(men) 知識，教他們(men) 組織。將農(nong) 民移走和教農(nong) 民識字都是通過外力進行幹預，問題的關(guan) 鍵就在於(yu) 外力進入鄉(xiang) 村以後，如何跟鄉(xiang) 土本身結合。第三派觀點是費孝通先生所強調的，要改造鄉(xiang) 村，首先要認識鄉(xiang) 村的社會(hui) 結構———鄉(xiang) 村本身是有結構的。

　　一是農(nong) 工混合的小農(nong) 經濟。小農(nong) 經濟實際上是靠著自己的農(nong) 業(ye) 和家庭手工業(ye) 的結合，勉強維持不饑不寒的小康生活。當然，這不是我們(men) 現在說的小康。當沒有外力介入的時候，農(nong) 民是靠農(nong) 業(ye) 和手工業(ye) 的結合。鄉(xiang) 村結構第一個(ge) 表現是農(nong) 民以農(nong) 業(ye) 為(wei) 主，但並不簡單的隻是種地的人，同時兼具工匠的角色。農(nong) 民當中有做裁縫的，有木匠，有鐵匠。所以，鄉(xiang) 土經濟是一種農(nong) 工混合的經濟，不隻是單純的農(nong) 業(ye) 經濟。家庭手工業(ye) 、作坊手工業(ye) 等鄉(xiang) 村工業(ye) 跟農(nong) 業(ye) 結合，支撐著農(nong) 村的家庭經濟。農(nong) 戶既是家庭農(nong) 場的經營單位，也是手工業(ye) 生產(chan) 單位。農(nong) 民一方麵靠農(nong) 業(ye) 維持生計，但不是簡單地從(cong) 事農(nong) 業(ye) ，另一方麵還要靠工業(ye) 和手工業(ye) 找生活，這是鄉(xiang) 村經濟的基本形態。

　　二是這種小農(nong) 經濟是超穩定的。穩定表現在三個(ge) 方麵。其一是農(nong) 民依附於(yu) 土地，土地是農(nong) 民的命根子，農(nong) 民向土地討生活，包括現在的土地製度改革在設計上也是非常謹慎的，因為(wei) 這是一個(ge) 傳(chuan) 統。隻要農(nong) 民有一塊土地，農(nong) 民就有生計，基本上就安穩了。其二是雙軌的鄉(xiang) 村治理。縣以下的區域的治理靠鄉(xiang) 村治理，鄉(xiang) 村是高度自治，鄉(xiang) 村依靠傳(chuan) 統規則的教化來維持禮治秩序。其三是城鄉(xiang) 從(cong) 來是互通的，鄉(xiang) 村問題的根源就在這裏。當農(nong) 民跟土地的關(guan) 係出現問題的時候，要出事;當鄉(xiang) 村的治理不好的時候，要出事;當城鄉(xiang) “斷流”的時候，要出事。中國曆史上，從(cong) 來都是城鄉(xiang) 互通的，表現就是農(nong) 民跟鄉(xiang) 土之間的桑梓情誼，最後落葉歸根。

　　2.被土地束縛的傳(chuan) 統社會(hui)

　　“鄉(xiang) 土中國”被土地束縛了，形成了一種超穩定的鄉(xiang) 村社會(hui) 。主要有三個(ge) 表現，第一個(ge) 就是離不開土地，因為(wei) 他不輕易放棄土地;第二個(ge) 是土裏土氣;第三個(ge) 是以農(nong) 為(wei) 主，安土重遷，結果就是土地成為(wei) 負擔。“從(cong) 土裏長出光榮的曆史，自然也會(hui) 受到土的束縛”。中國的土地沒有掉入馬爾薩斯陷阱，滋養(yang) 了那麽(me) 優(you) 秀的文明，但同時也被土地束縛住了。所以中國的傳(chuan) 統社會(hui) 是離不了土的，是生於(yu) 斯、長於(yu) 斯的，而且具有高度的地域性。鄉(xiang) 村振興(xing) 的核心是村，這種村就是地域性。陌生人很難進入，這是一個(ge) 沒有陌生人的社會(hui) 。

　　3.“家本位”的小農(nong) 經濟

　　中國的“家本位”意識表現在中國的土地所有權上，中國是最早建立土地私有製的國家，但是這個(ge) 土地私有製有別於(yu) 西方的模式，是以家庭為(wei) 單位的。家庭是生產(chan) 生活的基本單位，也是財產(chan) 和財富的基本單元，這是小農(nong) 經濟非常重要的特征。這種家本位有三個(ge) 特征：一是土地是家內(nei) 成員以各種不同等級共有的財產(chan) ，而不是個(ge) 人所有;二是家庭和家庭之間的土地權利具有排他性;三是家庭內(nei) 的各成員不完全保持同等權利。所以這種特征的結果是在很多農(nong) 業(ye) 經濟活動裏麵，看似不合理的內(nei) 容以家庭為(wei) 單位出現時就變得合理了。比如用工，家庭成員的義(yi) 務和責任將過多的勞動力束縛在農(nong) 業(ye) 活動上。

　　4.以耕作權為(wei) 大的土地產(chan) 權製度

　　中國農(nong) 業(ye) 耕作製度更本質的產(chan) 權是耕作權。清代以後，中國土地製度分成田麵權和田底權，田底權是所有權，田麵權是佃農(nong) 的權利。佃農(nong) 獲得田麵具體(ti) 使用的權利，田底權隻有收租的權利。中國的土地製度不斷支撐人口不斷的上升，形成了中國非常獨特的人地關(guan) 係。中國到宋朝的時候已經有了過億(yi) 的人口。從(cong) 宋以來，我們(men) 一直延續了可耕地資源的增長速度低於(yu) 人口增長速度的趨勢，土地資源十分有限，從(cong) 明代前期到民國近600年的時間，耕地總量增長了1倍，人口增長了6倍。中國最後成為(wei) 一個(ge) 被土地束縛的社會(hui) ，實際上就是近代工業(ye) 化進程受阻，農(nong) 業(ye) 承載過多的人口。1952年時，農(nong) 業(ye) 人口和勞動力分別占總人口的87.54%和83.54%。一個(ge) 被土地束縛的國家，農(nong) 業(ye) 怎麽(me) 支撐這麽(me) 多的人口?我們(men) 6個(ge) 世紀來的糧食產(chan) 量增長，差不多一半要歸功於(yu) 耕地麵積擴大，其他的是單產(chan) 的提高，但是勞動生產(chan) 率沒有提高，所以這是一個(ge) 沒有發展的增長。中國鄉(xiang) 土最大的困難就是從(cong) 過大的人口壓力下，從(cong) 人依附於(yu) 土地的社會(hui) 形態中拔出來，拔不出來就是一個(ge) 傳(chuan) 統社會(hui) ，但是拔出來了也不一定走得通。

　　(二)製度安排和體(ti) 製變遷對城鄉(xiang) 轉型的影響

　　1.近代西方工業(ye) 對鄉(xiang) 村的衝(chong) 擊

　　鄉(xiang) 村社會(hui) 在近代沒有外力進入的時候是穩定的，但是當外力———西方機器大工業(ye) ———進入鄉(xiang) 村以後，鄉(xiang) 村原有的農(nong) 工和農(nong) 副結構受到了什麽(me) 影響?首先破壞的是鄉(xiang) 土工業(ye) ，我們(men) 原有的手工業(ye) 、紡織工業(ye) 不堪一擊，很短的時間內(nei) 被洋火、洋衣擊潰，原來農(nong) 工和農(nong) 副互補的情況變為(wei) 基本上所有的人都依托於(yu) 農(nong) 業(ye) 了。鄉(xiang) 土工業(ye) 出問題以後，所有的壓力都轉嫁到了農(nong) 業(ye) 上，但是農(nong) 業(ye) 在中國的傳(chuan) 統社會(hui) 裏麵，是隻管生計不管生活的。這樣，農(nong) 民就陷入了貧困。農(nong) 民陷入貧困以後，在鄉(xiang) 村社會(hui) 出現了兩(liang) 個(ge) 現象：第一個(ge) 就是資本外逃，農(nong) 民貧困以後無法交租，原來在鄉(xiang) 村投資土地的城市資本第一個(ge) 外逃;第二是鄉(xiang) 村的年輕人出走，因為(wei) 鄉(xiang) 村供養(yang) 不了那麽(me) 多人，年輕人紛紛遠走。所以，近代工業(ye) 化對鄉(xiang) 土社會(hui) 衝(chong) 擊後，農(nong) 業(ye) 出問題、農(nong) 民貧困，然後鄉(xiang) 土社會(hui) 開始出問題，鄉(xiang) 村的兩(liang) 大要素———資本和年輕人———開始逃離。

　　鄉(xiang) 村的治理也開始發生變化。鄉(xiang) 村不能完全獨立自治的時候，外力開始進來，鄉(xiang) 村的治理也開始失序，更主要的是城鄉(xiang) 的有機循環割裂。所以我們(men) 現在所說的城鄉(xiang) 關(guan) 係的根本在於(yu) 鄉(xiang) 村有東(dong) 西跟城市交換。但是，當鄉(xiang) 村的工業(ye) 被西方工業(ye) 破壞以後，鄉(xiang) 村農(nong) 業(ye) 在維持農(nong) 民生計的同時，又要保障農(nong) 戶的生活，鄉(xiang) 村農(nong) 業(ye) 難以維係。所以鄉(xiang) 村社會(hui) 沒有東(dong) 西跟城市交換，於(yu) 是城鄉(xiang) 的有機循環割裂，第一次鄉(xiang) 村危機是外力導致的鄉(xiang) 村結構失衡造成的。

　　近代給我們(men) 的啟示就是鄉(xiang) 村有一條衰敗鏈，表現形式首先是鄉(xiang) 土工業(ye) 出問題，而不是農(nong) 業(ye) 先出問題。隨後，農(nong) 業(ye) 開始不堪重負，農(nong) 民收入拮據，接著鄉(xiang) 村的人口開始流失。另外就是鄉(xiang) 村的自治破壞，鄉(xiang) 村循環“斷流”。最後是鄉(xiang) 村破產(chan) 。所以，鄉(xiang) 村問題的根源在於(yu) 結構問題，如果對鄉(xiang) 村的結構認識不清楚，任何外力進入鄉(xiang) 村都有可能出問題。

　　2.國家工業(ye) 化戰略對鄉(xiang) 村的影響

　　第二次外力進入鄉(xiang) 村是計劃經濟時期，新中國成立以後，發展目標是要從(cong) 農(nong) 業(ye) 國向工業(ye) 國轉變，但是我們(men) 工業(ye) 化的方式是重工業(ye) 優(you) 先發展的工業(ye) 化。優(you) 先發展重工業(ye) 就是一個(ge) 趕超戰略，其基本製度安排扭曲了產(chan) 品和生產(chan) 要素價(jia) 格的政策環境，並且資源的配置高度集中，形成了計劃體(ti) 製，再加上微觀經營主體(ti) 沒有自主權，以及人為(wei) 地壓低重工業(ye) 發展的各項成本，降低重工業(ye) 資本形成的門檻。農(nong) 業(ye) 服務於(yu) 這個(ge) 發展戰略，依靠農(nong) 業(ye) 剩餘(yu) 和低價(jia) 農(nong) 產(chan) 品，滿足城市低工資條件下的食品供應。

　　在這種工業(ye) 化的方式下，鄉(xiang) 村配套的製度安排包括三項：農(nong) 產(chan) 品的統購統銷、集體(ti) 化的人民公社製度以及戶籍製度。這一套製度安排形成的結果就是在國家工業(ye) 化時期，為(wei) 了保證城市的農(nong) 產(chan) 品低價(jia) 格的供應，農(nong) 業(ye) 必須要保證產(chan) 出。但是在製度低效的條件下，靠什麽(me) 來保證農(nong) 業(ye) 的產(chan) 出?一是提高單產(chan) 的投入，多投化肥是增加產(chan) 量的主要方式;二是提高複種指數，這個(ge) 時期的農(nong) 民是非常艱辛的。所以，在國家工業(ye) 化時期，農(nong) 業(ye) 的功能除了像傳(chuan) 統社會(hui) 一樣保證基本生存以外，還要保證資本積累。主要靠土地生產(chan) 率來支持糧食的生產(chan) ，但是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率、勞動生產(chan) 率依然停滯。從(cong) 1952到1957年，農(nong) 業(ye) 部門，勞動生產(chan) 率每年增長1.66%。在這一套製度下，工業(ye) 化快速發展。普遍認為(wei) 計劃經濟的國家工業(ye) 化，建立起中國的工業(ye) 體(ti) 係，但是集體(ti) 化製度、人民公社、戶籍製度，把農(nong) 民綁在土地上的，不是一個(ge) 讓農(nong) 民脫離土地的工業(ye) 化進程。1952年的時候，農(nong) 村勞動力占83.5%，1979年是72.5%，變化很小。

　　這一套鄉(xiang) 村服務於(yu) 城市、農(nong) 業(ye) 服務於(yu) 工業(ye) 的發展方式結果是鄉(xiang) 村的副業(ye) 沒了，鄉(xiang) 村的產(chan) 業(ye) 沒了，鄉(xiang) 村隻剩一條路了———生產(chan) 糧食保證城市的供應。這個(ge) 鄉(xiang) 村產(chan) 業(ye) 窄化的結果就是農(nong) 民的貧困。第一是產(chan) 業(ye) 結構窄化導致的貧困，與(yu) 曆史上是一樣的。第二是由於(yu) 農(nong) 業(ye) 本身服務於(yu) 工業(ye) 以後，為(wei) 了保證資本積累，剩餘(yu) 被抽取。第三是因為(wei) 農(nong) 業(ye) 的績效不好，農(nong) 業(ye) 的生產(chan) 率、產(chan) 出都不好，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體(ti) 製問題和城鄉(xiang) “斷流”。所以國家工業(ye) 化的方式，它不是一個(ge) 讓農(nong) 民脫離土地的方式，而是使農(nong) 民跟土地之間的關(guan) 係被束縛。而且，這一套工業(ye) 化的方式使鄉(xiang) 村的結構更加窄化。

　　3.鄉(xiang) 土工業(ye) 化時期的鄉(xiang) 村結構修複

　　20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出現了“不離土的鄉(xiang) 村工業(ye) 化”。在這個(ge) 時期，土地製度上是有鬆解的，其一就是農(nong) 地集體(ti) 所有、農(nong) 戶承包製度，解決(jue) 了農(nong) 業(ye) 績效不好的問題;其二，更重要的是非農(nong) 用地上，允許集體(ti) 土地上的鄉(xiang) 村工業(ye) 化。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農(nong) 民的集體(ti) 土地是可以搞工業(ye) 化的，土地的兩(liang) 個(ge) 權利都放開了。所以1998年之前非農(nong) 用地主要是在鄉(xiang) 村，而不是在城市。隨後，非常重要的特點就是農(nong) 民開始參與(yu) 工業(ye) 化的進程。

　　但是參與(yu) 的是鄉(xiang) 村工業(ye) 化。僅(jin) 僅(jin) 依靠鄉(xiang) 村工業(ye) 化就能解開土地對農(nong) 民的束縛嗎?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工業(ye) 化進程，可以總結為(wei) ：“有分工”，農(nong) 業(ye) 跟工業(ye) 開始分工;“有分業(ye) ”，但是農(nong) 民都是在本鄉(xiang) 本土，所以這個(ge) 工業(ye) 化還是一個(ge) 不離土的工業(ye) 化。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農(nong) 村經濟之所以出現轉機，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結構修複。鄉(xiang) 土結構的修複靠四個(ge) 方麵：一是農(nong) 業(ye) 經濟多樣化，可以搞副業(ye) 了，80年代改革開始增加農(nong) 民的自主權;二就是把自留地擴大了，所以農(nong) 業(ye) 經濟開始了多樣化，農(nong) 民的收入就提高了;三是鄉(xiang) 土工業(ye) 化，即鄉(xiang) 鎮企業(ye) 的發展;四是村民自己建城，譬如說龍崗。龍崗是第一個(ge) 農(nong) 民建立的城市，最近又從(cong) 原來的一個(ge) 鎮變成了一個(ge) 城市。鄉(xiang) 土結構修複的結果就是農(nong) 業(ye) 績效改善、農(nong) 民收入提高，以及城鄉(xiang) 關(guan) 係改善。所以，這一段時期的進步在於(yu) 結構修複，鄉(xiang) 村有了分工和分業(ye) ，還可以參與(yu) 工業(ye) 化，但是農(nong) 民還是沒有從(cong) 土地上擺脫出來。

　　4.沿海工業(ye) 化和快速城鎮化對鄉(xiang) 村的影響

　　20世紀90年代以後，中國迎來了高速的工業(ye) 化、城鎮化的浪潮。工業(ye) 化浪潮最主要的表現就是農(nong) 民開始卷入跨地區的流動，城鄉(xiang) 之間的大門真正打開，農(nong) 民的進城是前赴後繼，但是躲躲藏藏。當時對待進城農(nong) 民的方式是歧視性的，如果歧視性的製度不改掉的話，中國的城市化農(nong) 民的權利就無法保證。城市化浪潮使農(nong) 民真正離開故土進入城市，每年從(cong) 農(nong) 村向城市轉移的人口超過1500萬(wan) ，其革命意義(yi) 就是農(nong) 民跟鄉(xiang) 土分離，農(nong) 民跟土地的束縛開始鬆綁。

　　支撐這一轉變的結構變遷方式有，第一，工業(ye) 化的方式基本上是從(cong) 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農(nong) 民自主的鄉(xiang) 土工業(ye) 化，轉為(wei) 政府主導。地方政府根據特殊的土地製度，向企業(ye) 低價(jia) 配置土地。第二是靠土地的資本化保證城市建設，土地資本化的過程產(chan) 生了兩(liang) 筆收入，一個(ge) 就是地方政府的招拍掛的收入，二是地方政府土地抵押的收入。土地資本化的兩(liang) 筆收入為(wei) 中國快速的城市化提供了資金支持。農(nong) 民跟土地的關(guan) 係中，是不是真的把農(nong) 民從(cong) 土地的束縛裏拔了出來，一個(ge) 重要的變化就是中西部地區的農(nong) 民開始往南跑、往東(dong) 部跑。農(nong) 民開始出村，這對中國的城鄉(xiang) 轉型是具有革命性意義(yi) 的。“鄉(xiang) 土中國”的一個(ge) 重要特征是農(nong) 民對土地的深深依戀。所以，離土出村，邁出了一大步。但是我們(men) 的工業(ye) 化和城市化的方式的結果是第一代的農(nong) 民衝(chong) 出去以後又回村了。

　　中國轉型的困境就困在不把農(nong) 民徹底從(cong) 地下拔出來，他就會(hui) 返回去。鄉(xiang) 村結構危機還是回到結構變遷中去討論。園區工業(ye) 化和政府主導的城市化的方式，是可以建成世界製造工廠的，可以把城市化率提高到60%，但是最後鄉(xiang) 村的工業(ye) 化和鄉(xiang) 村城鎮化停滯，以及農(nong) 業(ye) 回報低下。1998年為(wei) 了保證工業(ye) 園區和城市化，我們(men) 實現最嚴(yan) 格的耕地保護製度，結果就是農(nong) 業(ye) 的經濟活動更加單一化，進而造成農(nong) 業(ye) 回報降低。農(nong) 業(ye) 沒有回報，資本就逃離鄉(xiang) 村，結果就是城鄉(xiang) 要素流動單向，城鄉(xiang) 要素全部往城市跑，又造成鄉(xiang) 村經濟活動單一、回報的下降。最終呈現的結果就是鄉(xiang) 村衰敗，這兩(liang) 個(ge) 後果跟近代史上是一樣的。鄉(xiang) 村的人口不僅(jin) 是相對量下降，更是絕對量下降，出現鄉(xiang) 村村莊的縮並。

　　回顧近代以來的轉型困境，有兩(liang) 個(ge) 轉型問題。第一在於(yu) 是否認識到了城鄉(xiang) 轉型的根本是把農(nong) 民從(cong) 土地束縛中拔出來。我們(men) 到目前為(wei) 止的基本思路就是想要快速實現工業(ye) 化和城市化，但是快速的工業(ye) 化和城市化采取的方式沒有實現農(nong) 民從(cong) 土地束縛中的擺脫。第二個(ge) 轉型問題就是怎麽(me) 認識鄉(xiang) 村的經濟活動，如果鄉(xiang) 村的經濟活動等同於(yu) 隻有農(nong) 業(ye) ，而且是生存性農(nong) 業(ye) 的話，轉型難以實現。最後就是鄉(xiang) 村的結構一次次被破壞，破壞的結果就是農(nong) 民的貧困和鄉(xiang) 村的衰敗。中國已經成為(wei) 世界製造工廠，城市建設也足以媲美歐洲，甚至比歐洲還漂亮，但是中國的鄉(xiang) 村還不行。原因就是轉型不能隻看工業(ye) 升級，一定要看工業(ye) 化、城市化到底給鄉(xiang) 村帶來了什麽(me) 。給鄉(xiang) 村帶來什麽(me) 的根本標誌是看工業(ye) 化和城市化是否到底帶來了農(nong) 民跟土地的關(guan) 係以及跟村莊的關(guan) 係的疏解。如果沒有這個(ge) 疏解，農(nong) 民遲早還得回到鄉(xiang) 村。現在有些人說農(nong) 民就該回去，這種觀念是反現代化的。

　　“城鄉(xiang) 中國”結構與(yu) 鄉(xiang) 村振興(xing) 路徑

　　中國的結構是否改變了?現在是什麽(me) 結構?隻有認清了這一點，才能討論中國當下的城鄉(xiang) 問題。從(cong) 結構上來講，中國已經發生了有史以來的一次大轉型，這個(ge) 轉型就是中國已經從(cong) “鄉(xiang) 土中國”轉型為(wei) “城鄉(xiang) 中國”。“鄉(xiang) 土中國”的基本特征是以農(nong) 為(wei) 本、以土為(wei) 生、以村而治、根植於(yu) 土，所有的東(dong) 西都跟土聯係在一起。“城鄉(xiang) 中國”的基本特征是鄉(xiang) 土已經變故土，農(nong) 業(ye) 已經告別了過密化農(nong) 業(ye) ，鄉(xiang) 村變故鄉(xiang) ，城鄉(xiang) 從(cong) 單向變互動。觀察中國從(cong) “鄉(xiang) 土中國”到“城鄉(xiang) 中國”變革的角度，就是農(nong) 民跟土地與(yu) 村莊的黏性。

　　(一)城鄉(xiang) 中國的結構

　　“城鄉(xiang) 中國”的結構特征，主要包括四個(ge) 方麵。

　　1.農(nong) 民的變化

　　農(nong) 民最重要的變化表現在兩(liang) 個(ge) 方麵，第一個(ge) 變化是中國的農(nong) 民已經不是一個(ge) 小農(nong) 的含義(yi) 了。2017年，農(nong)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第一產(chan) 業(ye) 的經營收入僅(jin) 占25.2%，工資性收入占40.9%。單純依靠農(nong) 業(ye) 獲得收入的農(nong) 戶數量銳減，以農(nong) 為(wei) 主、以工為(wei) 輔的兼業(ye) 農(nong) 戶數量不斷增加。這種農(nong) 民在生產(chan) 、生活和社會(hui) 方式的選擇上，跟傳(chuan) 統意義(yi) 上的農(nong) 民相比大不一樣，農(nong) 民從(cong) 均質化轉變為(wei) 異質化。農(nong) 民的另一個(ge) 變化是代際變動。表現在80後農(nong) 民對土地的依附跟第一代的農(nong) 民工有天壤之別。80後的農(nong) 民印象裏麵還有地，知道他有一塊地，卻已經不知道土地的具體(ti) 位置了。他是不種地的，跟土地關(guan) 係是疏離的。

　　農(nong) 二代跟城市的關(guan) 係也發生了巨大變化，一是他的生活方式完全城市化，消費方式逐漸向城市居民靠攏。二是工作的正式化。過去馬路邊的建築工已經消失了。三是對收入要求的變化。不再追求收入最大化，而是相對的體(ti) 麵。居住也是如此，不再是過去那種一個(ge) 工棚裏麵住幾十個(ge) 人。還有一個(ge) 現象就是以往農(nong) 民工外出是獨自外出，現在是舉(ju) 家搬遷。這些現象都反映了農(nong) 民已經出村並不再回去了，鄉(xiang) 土變故土、家鄉(xiang) 變故鄉(xiang) 。當然，也有社會(hui) 學研究者講，人的遷徙是有一定周期的，農(nong) 二代在50歲的時候還得回去。對於(yu) 這類觀點，我們(men) 可以再觀察一下。

　　農(nong) 民與(yu) 村莊的變化。已經走出鄉(xiang) 村的農(nong) 民跟村莊的關(guan) 係已經開始疏遠，有三個(ge) 主要表現。一是一年回來一到兩(liang) 次，開著車回到鄉(xiang) 村，卻住在縣城的賓館。二是這些80後回家不講家鄉(xiang) 話，都講的是非常不地道的地方普通話，以證明他是城裏人。這樣的話他入城的傾(qing) 向就加強了，回鄉(xiang) 村的傾(qing) 向更弱了。三是重視對孩子的教育，小學帶在身邊，初中到周邊比較好的鄉(xiang) 鎮，高中到縣城。所以孩子的著落基本上就是家庭的著落。四是居住變化，農(nong) 二代家裏有老人的回去修房子，家裏沒有老人的，房子的位置取決(jue) 於(yu) 孩子在哪。比如說孩子在鎮上讀初中，就在鎮上租房子，孩子在縣城上高中，就在縣城買(mai) 房子或租房子。

　　2.農(nong) 村產(chan) 業(ye) 革命的意義(yi)

　　傳(chuan) 統“鄉(xiang) 土中國”為(wei) 什麽(me) 沒有通過農(nong) 業(ye) 發展實現轉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沒有弄清楚該如何發展農(nong) 業(ye) 。如果不能實現農(nong) 業(ye) 的高效發展，這一輪城鄉(xiang) 轉型能否實現依然要打一個(ge) 問號。轉型的一個(ge) 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對農(nong) 業(ye) 的反複打磨，農(nong) 業(ye) 能否走出一片新天地是觀察這一輪城鄉(xiang) 中國轉型能否成功的最重要的變量。從(cong) 實際調查來看，中國的農(nong) 業(ye) 正在經曆一種產(chan) 業(ye) 革命，其標誌是中國的糧食安全概念發生了重要變革。現在強調的是主糧安全，結果就是大量不適合種主糧的地方比如貴州、甘肅、廣西和雲(yun) 南等地的農(nong) 業(ye) 經濟是多樣化的，並不是種水稻和小麥，種的是地方特色的水果和經濟作物。這些地方農(nong) 業(ye) 經濟的價(jia) 值開始提升，各種主體(ti) 開始往鄉(xiang) 村去。這些主體(ti) 不全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資來的，而是地方經濟發展的結果。當經濟價(jia) 值提高以後，企業(ye) 開始進入鄉(xiang) 村，農(nong) 業(ye) 的經營方式開始變化。所以如果經營主體(ti) 沒有變化的話，農(nong) 業(ye) 經營方式是變不了的。

　　企業(ye) 進來以後，帶來了五大變化：一是農(nong) 業(ye) 的生產(chan) 過程發生變化，二是農(nong) 業(ye) 經營的質量、品種、標準發生變化，三是農(nong) 業(ye) 的經營規模發生變化，四是技術的變化，五是要素的變化。農(nong) 業(ye) 本身的經濟價(jia) 值在提高，這些產(chan) 業(ye) 發生重大變化，所以農(nong) 業(ye) 的產(chan) 業(ye) 形態、農(nong) 業(ye) 的功能都發生了變化。城鄉(xiang) 關(guan) 係在影響著農(nong) 村的角色，城市人對鄉(xiang) 村的需求發生了變化。這些需求變化以後，我們(men) 就發現，農(nong) 業(ye) 在這個(ge) 階段是被重新定義(yi) 了。原來的農(nong) 業(ye) 就是糧食農(nong) 業(ye) ，但是現在的農(nong) 業(ye) 可能在經曆同城市製造業(ye) 一樣的工業(ye) 化，這個(ge) 產(chan) 業(ye) 開始發生重大變化了。這個(ge) 變化就是農(nong) 業(ye) 功能變化和農(nong) 業(ye) 發展方式變化。所以，在中國鄉(xiang) 村的要素發生重大變化以後，有可能會(hui) 出現一場農(nong) 業(ye) 的產(chan) 業(ye) 革命。如果這場革命能夠成功，中國的鄉(xiang) 村就有希望。

　　3.村莊的變化

　　第一，對村莊重要性的認識。我們(men) 原來對農(nong) 村的理解就隻有農(nong) 業(ye) 和農(nong) 民的概念，農(nong) 業(ye) 就是要解決(jue) 吃飯問題。但是事實上，我們(men) 現在才開始意識到村莊的重要性。中國的鄉(xiang) 村有兩(liang) 個(ge) 載體(ti) ———農(nong) 民和村莊，原來研究鄉(xiang) 村的基本單位就是農(nong) 民，但村莊是中國鄉(xiang) 村最重要的載體(ti) 。村莊為(wei) 什麽(me) 重要?村莊是鄉(xiang) 村經濟、社會(hui) 、政治、生活所有的代表，村莊是將農(nong) 民、農(nong) 戶和其他組織包括國家串聯起來的最重要的東(dong) 西。這就是鄉(xiang) 村振興(xing) 為(wei) 什麽(me) 重要的原因。

　　第二，村莊的分化。中國的村莊基本特征是分化———少部分村莊的活和大部分村莊的衰弱，這是我們(men) 現在村莊的基本形態，讓中國數十萬(wan) 的鄉(xiang) 村都振興(xing) 是不可能的。所以現在要解決(jue) 的問題是怎麽(me) 讓少部分村莊活得更好，讓大部分衰敗的村莊更體(ti) 麵。

　　第三，鄉(xiang) 村未來的相對集聚。集聚理由就是原來中國的村莊是以農(nong) 耕為(wei) 半徑的，而傳(chuan) 統的農(nong) 業(ye) 就是以牽牛的半徑、灌水便利為(wei) 依據的。但是現在農(nong) 業(ye) 的經營活動開始變化，中國的農(nong) 業(ye) 現在已經開始以機械為(wei) 主了，半徑開始拉長。未來鄉(xiang) 村的整合依賴於(yu) 兩(liang) 個(ge) 因素，第一是農(nong) 業(ye) 經濟活動的半徑，第二是農(nong) 一代、農(nong) 二代為(wei) 了鄉(xiang) 愁而動，他們(men) 要去鄉(xiang) 村尋找鄉(xiang) 愁，但鄉(xiang) 愁卻不一定在老村子裏了。

　　第四，鄉(xiang) 村傳(chuan) 統製度的複活。鄉(xiang) 村的治理不能完全隻靠自上而下，那樣規模太大了。鄉(xiang) 村的治理還需要大量的非正式製度的存在。

　　4.新型城鄉(xiang) 關(guan) 係的形成

　　結構轉變的本質不在於(yu) 城市化率，真正的關(guan) 竅是城鄉(xiang) 之間的互動。所以發達國家的城市非常先進，但是鄉(xiang) 村也很舒服，不像我們(men) 現在城市和鄉(xiang) 村之間存在那麽(me) 大的差距。在“城鄉(xiang) 中國”階段，已經出現了非常重要的變化。首先是資本下鄉(xiang) ，因為(wei) 城市沒有那麽(me) 多機會(hui) 了，鄉(xiang) 村的機會(hui) 開始變多。然後是勞動力的再配置。鄉(xiang) 村的年輕人來到城市，也有一些外麵的人開始進入鄉(xiang) 村，原因是鄉(xiang) 村本身的機會(hui) 以及人們(men) 對鄉(xiang) 村的需求在變化。接著就是土地，鄉(xiang) 村也是一個(ge) 經濟活動場所，也要有土地配置的變化。城鄉(xiang) 互動的融合，帶來了鄉(xiang) 村要素的變化，這是“城鄉(xiang) 中國”的特征。當然，這些觀察還在進行當中。我自己認為(wei) ，中國確實在發生一場曆史轉型，但是這個(ge) 曆史轉型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已經告別了“鄉(xiang) 土中國”。所以非常重要的一個(ge) 特點就是中國在農(nong) 民的特征、農(nong) 業(ye) 的特征、村莊的特征方麵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已經進入到了“城鄉(xiang) 中國”階段。

　　(二)鄉(xiang) 村振興(xing) 的路經

　　1.農(nong) 業(ye) 工業(ye) 化

　　進入到“城鄉(xiang) 中國”階段，麵臨(lin) 著很大的問題就是能不能在轉變中國鄉(xiang) 村產(chan) 業(ye) 當中找到出路，這是現在的最根本的特征。貴州湄潭在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到處是荒山，人均年收入隻有300塊錢，但今天這個(ge) 貴州西部如此貧困的地方，農(nong) 業(ye) 也變得有希望了。“城鄉(xiang) 中國”的階段，農(nong) 業(ye) 能不能實現飛躍的核心在於(yu) 幾個(ge) 概念。第一，農(nong) 業(ye) 工業(ye) 化，如果簡單地把農(nong) 業(ye) 當做種植業(ye) 、糧食農(nong) 業(ye) 的話，是沒有希望的。第二，如果搞農(nong) 業(ye) 的方式還是傳(chuan) 統農(nong) 業(ye) 方式的話，也是沒有希望的，這就是張培剛先生所提倡的工業(ye) 化，工業(ye) 化的本質是生產(chan) 要素組合方式，而不簡單就是一個(ge) 產(chan) 業(ye) 的改革。第三，轉型升級。轉型升級就是生產(chan) 要素組合方式連續發生由低級到高級的突破性變化的過程。如果有這幾個(ge) 概念的話，農(nong) 業(ye) 和工業(ye) 有什麽(me) 差別?所以，如果發生了生產(chan) 要素組合方式的變化的話，農(nong) 業(ye) 就在工業(ye) 化。如果農(nong) 業(ye) 還是麵朝黃土背朝天的話，農(nong) 業(ye) 是沒有希望的。隻有土地生產(chan) 率的提高，沒有勞動生產(chan) 率的提高，這個(ge) 農(nong) 業(ye) 是沒有競爭(zheng) 力的。2018年，湄潭縣茶葉產(chan) 值48.2億(yi) 元，城鎮和農(nong)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達32047元、13351元。土地和勞動生產(chan) 率都在大幅提高，改變了原來沒有發展的困境。

　　工業(ye) 化的過程中最主要的就是政府到底怎麽(me) 做。實際調研發現，現在全國各地的地方政府每年做規劃，每年變規劃，越變農(nong) 業(ye) 越不好。而湄潭的政府進行了持續的製度創新和製度供給，一是解決(jue) 土地製度的問題，二是主導產(chan) 業(ye) 的選擇和發展。

　　湄潭“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土地製度改革，切斷了農(nong) 民和農(nong) 地之間的不斷調整。一個(ge) 傳(chuan) 統鄉(xiang) 村社會(hui) 被切斷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農(nong) 民沒有地，這個(ge) 社會(hui) 會(hui) 怎麽(me) 樣?所有人都在擔心這個(ge) 問題，目前也有很多爭(zheng) 論。但是，轉型最大的困境就是如果不切斷對土地的束縛，農(nong) 民跟土地之間的臍帶永遠是連著的，農(nong) 業(ye) 就沒有希望。1987年改革之後25年湄潭縣有12萬(wan) 人沒有再分到土地，但是結果卻是越無地的人口，家庭收入越高。原因就是無地戶非農(nong) 收益高，家庭土地多的人，家庭收入就低。農(nong) 地越少的戶，非耕地比例越高，就是種植茶葉的比例越高。這一套製度的破除是非常艱難的，但是要打破土地的束縛必須要切這一刀。與(yu) 耕地製度改革配套的荒山製度也為(wei) 產(chan) 業(ye) 發展提供了穩定的製度保障，所以農(nong) 民敢於(yu) 在荒山上做產(chan) 業(ye) ，主要是茶產(chan) 業(ye) 。這兩(liang) 項土地製度改革為(wei) 湄潭的茶產(chan) 業(ye) 發展提供了有效的製度保障。然後有了新的主體(ti) 茶企業(ye) ，農(nong) 民就不是原來傳(chuan) 統的小農(nong) 了，接下來就開始進行土地流轉了。土地流轉之後規模就更大了，地方的產(chan) 業(ye) 就做起來了。新主體(ti) 進入到鄉(xiang) 村要有兩(liang) 個(ge) 東(dong) 西：產(chan) 業(ye) 發展和外來人落腳。所以，農(nong) 地的三權分置為(wei) 新主體(ti) 進入和發展提供了條件。最後是宅基地、集體(ti) 建設用地的改革順應了鄉(xiang) 村產(chan) 業(ye) 發展和鄉(xiang) 村城市化的需求。

　　第二件事就是產(chan) 業(ye) 選擇。很多地方的產(chan) 業(ye) 現在都是政府規劃的，規劃的結果是產(chan) 業(ye) 發展並不如人意，一個(ge) 重要原因是產(chan) 業(ye) 的選擇太淩亂(luan) 。湄潭隻有一個(ge) 茶產(chan) 業(ye) ，所以政府就圍著一個(ge) 主導產(chan) 業(ye) 去做。這個(ge) 道理就是中國農(nong) 業(ye) 的規模經濟有賴於(yu) 兩(liang) 個(ge) 問題的解決(jue) 。第一個(ge) 是靠區域規模化，有別於(yu) 20世紀90年代的麵麵俱到，區位規模化後，每個(ge) 縣集中培育一到兩(liang) 個(ge) 產(chan) 業(ye) 。第二就是政府什麽(me) 時候介入和做什麽(me) ，政府的介入一定要基於(yu) 地方已有的基礎，不能憑空想象。所以湄潭先找到符合資源稟賦條件的產(chan) 業(ye) ;其次是示範村先行，隨後政府開始做主導產(chan) 業(ye) 的持續培育，麵積擴大、農(nong) 民培訓、市場建設、公共品牌培育、質量檢查和市場管製;最後，政府政策要有持續性，不能隨意變換。

　　更重要的是，農(nong) 業(ye) 的要素組合發生。一是全縣主要以茶為(wei) 主;二是大量的茶農(nong) 專(zhuan) 業(ye) 化;三是在鄉(xiang) 村地區建立鄉(xiang) 村企業(ye) 、合作社、市場和加工廠;四是科技、機械這些生產(chan) 要素的合理運用;五是市場發展。所以，農(nong) 業(ye) 要不要變是理念問題，要充分認識農(nong) 業(ye) 工業(ye) 化是有希望的。如果簡單地依靠不斷地擴大規模，然後招商引資，結果是往往是越來越糟。

　　農(nong) 業(ye) 競爭(zheng) 力的奧秘在哪?在於(yu) 隻有當單位比例回報擴大以後再擴大規模農(nong) 業(ye) 才有效。農(nong) 業(ye) ，尤其中國農(nong) 業(ye) 的競爭(zheng) 力不是靠擴大麵積，而是靠提高單位土地報酬的。單位土地報酬的提高依靠的是企業(ye) 家在土地上進行要素的組合升級，而不是依靠傳(chuan) 統的小農(nong) 。

　　2.鄉(xiang) 村振興(xing) 的順序

　　我們(men) 現在所有人都在提鄉(xiang) 村振興(xing) ，但是順序是關(guan) 鍵。我們(men) 提倡的順序是：活業(ye) —活人—活村。最危害鄉(xiang) 村振興(xing) 、破壞鄉(xiang) 村的順序就是先從(cong) 振興(xing) 村莊開始。隻要有足夠的資金投入，修好鄉(xiang) 村的房子是很容易的，但這樣的結果是不可持續的。鄉(xiang) 村振興(xing) 的核心一定是先有產(chan) 業(ye) ，轉型的根本就是農(nong) 業(ye) 能不能搞出名堂，如果不能搞出名堂，即使把人移到鄉(xiang) 村，最後也必然走向失敗。傳(chuan) 統的鄉(xiang) 村擁有的是沉睡的價(jia) 值，關(guan) 鍵是要把這些沉睡的價(jia) 值開發出來，最簡單的路徑就是在村子裏麵找機會(hui) 。比如浙江麗(li) 水的鬆陽縣，利用當地71個(ge) 國家級傳(chuan) 統村落資源，發展鄉(xiang) 村工業(ye) 化，吸引了大批外來人口在這裏發展文化產(chan) 業(ye) 。實際上，鄉(xiang) 村的價(jia) 值恰恰在於(yu) 它原來的“老”東(dong) 西，對這些“老”東(dong) 西做機理的改造，改成譬如集市、書(shu) 店、民宿等等。鄉(xiang) 村價(jia) 值之所以沉睡，是因為(wei) 隻有鄉(xiang) 村的人自己在這裏，其價(jia) 值需要外麵的人來發現。

　　城鄉(xiang) 融合的新政治經濟學

　　一是重新認識結構現代化。原來的結構現代化有兩(liang) 極，一極就是“鄉(xiang) 土中國”，一極就是“城市中國”，這兩(liang) 極不能有機融合。我們(men) 認為(wei) 結構現代化應該有三個(ge) 階段，一個(ge) 是費老的“鄉(xiang) 土中國”，終級階段是“城市中國”，中間漫長的是一個(ge) “城鄉(xiang) 中國”。把城市化作為(wei) 終極目標，以為(wei) 中國的結構現代化就是兩(liang) 個(ge) 階段，這是極端錯誤的。我們(men) 應該像認識初級階段一樣，認識到中國將有一個(ge) 非常長的時間處於(yu) “城鄉(xiang) 中國”的階段。城鄉(xiang) 中國的基本特質就是要素的對流、城鄉(xiang) 的平等、兩(liang) 個(ge) 空間的發展，以及主體(ti) 的平等，不能隻有城市沒有鄉(xiang) 村。

　　二是重新認識結構變遷的方式與(yu) 結構變遷的結果。不能單純地追求工業(ye) 化和城市化，一定要研究變遷方式的選擇。此前中國犯了一個(ge) 非常大的錯誤，就是把工業(ye) 化等同於(yu) 現代化，忽視了結構變遷的方式對城鄉(xiang) 轉型的影響。

　　三是重新認識工業(ye) 化。任何一個(ge) 國家，沒有工業(ye) 化，就沒有現代化。甚至再絕對地說，任何一個(ge) 地區，沒有工業(ye) 化，就沒有現代化。沒有一個(ge) 地區不經過工業(ye) 化，能夠直接進入到現代化，原因在於(yu) 工業(ye) 化是社會(hui) 變遷的核心。工業(ye) 化就是生產(chan) 要素的組合方式發生改變，這裏有傳(chuan) 統的生產(chan) 要素，也有企業(ye) 家進入，也有組織方式的變革。這些生產(chan) 要素的變化和生產(chan) 要素的組合轉型升級，就是產(chan) 業(ye) 升級的過程。一個(ge) 地方沒有這種工業(ye) 化，也會(hui) 有那種工業(ye) 化。我們(men) 要正確理解工業(ye) 化，中國現在要解決(jue) 的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推進中國的農(nong) 業(ye) 產(chan) 業(ye) 革命，這是比我們(men) 理解工業(ye) 化更難的一件事，而且要注意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生產(chan) 要素組合方式。

　　四是“城鄉(xiang) 中國”如何走向城鄉(xiang) 融合，關(guan) 鍵在於(yu) “通”、“融”和“合”。首先是“通”，“通”以後才能“融”，“融”了以後才能“合”。中國城鄉(xiang) 問題的根源在於(yu) 城鄉(xiang) 兩(liang) 個(ge) 板塊的隔離。所以現在要把城和鄉(xiang) 之間的這堵牆拆掉———如果城鄉(xiang) 之間的牆還堵著，何談城鄉(xiang) 融合?城鄉(xiang) 格局的新階段先是拆牆，拆除桎梏性的政策;“通”了以後城鄉(xiang) 才能“融”。“融”就是生產(chan) 要素能夠在城鄉(xiang) 之間自由流動，這個(ge) 生產(chan) 要素的流動，到最後才是“合”。“合”的結果就是城市和鄉(xiang) 村共同發展，兩(liang) 個(ge) 空間各司其職，城市起到城市的作用，鄉(xiang) 村起到鄉(xiang) 村的作用。

　　最後，要實現城鄉(xiang) 融合，核心就是體(ti) 製創新，體(ti) 製創新的核心在於(yu) 城市一定要向鄉(xiang) 村開放。現在有兩(liang) 個(ge) 核心問題，一個(ge) 是進城的人憑什麽(me) 不是城裏人?農(nong) 二代已經不把自己當做農(nong) 民了，未來的農(nong) 三代天然地就不知道他是農(nong) 村人。如果不開放的話，這將是未來社會(hui) 發生撕裂的最大一塊。所以，第二就是鄉(xiang) 村要向城市開放，不能將鄉(xiang) 村當成傳(chuan) 統的鄉(xiang) 土社會(hui) ，忽視農(nong) 民的力量。鄉(xiang) 村必須要向城市開放，城鄉(xiang) 打通，才能形成城鄉(xiang) 融合的結果。

　　中國政治經濟學最大的議題之一就是城鄉(xiang) 轉型問題，城鄉(xiang) 轉型不完成，中國就不能實現真正的轉型。城鄉(xiang) 轉型的核心是真正找到適合轉型的正確方式，如果還是沿著原來的“城市中國”那條思路走的話，城市的問題會(hui) 越來越累積，問題會(hui) 變得更加嚴(yan) 重。當然，所幸我們(men) 現在的機會(hui) 是中國已經進入了新的階段，就是“城鄉(xiang) 中國”的階段。這個(ge) 階段為(wei) 轉變結構變革方式提供了非常好的機會(hui) 。能不能解決(jue) 認識上的問題和發展路徑問題，有待我們(men) 進一步的研究和實踐。